黄永松：让“中国结”传遍世界

　　“中国结”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和一位台湾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汉声》杂志的创办者黄永松。40年来，黄永松以《汉声》为“阵地”，建立着“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基因库”

　　文｛《小康》记者张旭

　　打坐时的黄永松，老神仙一般。

　　20年前，黄永松的妹妹身陷沉疴，西药用后已如泼在石上，中医遂成黄家人最后的寄托。开完方子，大夫告诉黄永松，每种中药的功效都会集中发挥于特定脏腑，即所谓“性味归经”，因此病人服药后最好辅以静坐，借之通经络、促药效。从那时起，黄永松开始陪着妹妹打坐。

　　受惠于此间的心得，黄永松将打坐的习惯坚持至今。“我不强求达到什么境界，我就知道，在我疲惫、烦躁的时候，打坐能让我舒服，所以我鼓励我的编辑们也去练习。”黄永松觉得事事平衡最重要，若失衡，就要想办法“补不足”。

　　说话的时候，黄永松的编辑们正在北京和台北两地的工作室里准备新一期《汉声》。这份由黄永松任总策划的杂志曾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TIME）举办的“亚洲之最”（TheBestofAsia）评比中获选“最佳行家出版物”（BestEsotericPublication）。《时代》给《汉声》的赞语是“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圣经”，并认为“每一期（《汉声》杂志）都如同它努力保存的艺术品和手工技艺一样值得珍藏”。黄永松则对此淡然：“我们只想留住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和手艺。”

　　“算不算是为这个时代补不足？”《小康》记者问。

　　黄永松只说，四十多年里，他没停过。

　　从“回声”，到“汉声”

　　1970年，美术专业出身的黄永松在台北认识了一位刚从美国归来的朋友。这位朋友对黄永松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我想办份报纸宣传中国文化。”黄永松说，“台湾有报禁，办杂志吧。”朋友问，“有什么想法”？黄永松答，“有个选题”，随即便谈起家乡桃园县农村的年节习俗。

　　次年1月，一份名为《ECHO》（意为“回声”）的英文杂志在台湾出版。当时，杂志社的班底只有包括黄永松和那位朋友，即后来《汉声》的总编辑吴美云在内的四个人，黄永松的工作为策划、撰稿、摄影、设计、发行兼宣传，其他几人如是。

　　之后几年间，《ECHO》曾对中国的岁时节令、评剧、结艺、太极、油纸伞等做过专题研介且借此登上了全球33个国家的书店、图书馆的展架。油纸伞那期出刊不久，一个外国人找到黄永松说想跟做伞的师傅学艺。黄永松问为什么，外国人说他是IBM公司派来的，公司有个基金会，专门资助职员到世界各地学习传统工艺，外派职员要在当地生活两年，最终学会一门手艺并提交调研报告。《ECHO》在国外的回声让黄永松觉得他这条路是走对了，而这个外国人的话也提醒黄永松，“老手艺和新产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可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1978年，胜利完成“十大建设”的台湾晋升为新兴工业经济体俱乐部的优等生，晋升的速度，同传统的没落一样急剧。这一年，黄永松和吴美云决定将《ECHO》改版为中文杂志《汉声》，为中国人自己保存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成了他们认定的第一要务。

　　第二要务就是钱。其实在《ECHO》时代，黄永松等人一直是靠借款和兼职收入维持杂志社的运营。由于始终拒绝刊登广告，改版后的刊物依然难免拮据。不过恰在此时，一个关于民谣的选题却为《汉声》拓展出一片叫好又叫座的新事业。

　　为了搜集民谣，黄永松曾经购买了几百部录音机，并请大陆的朋友帮忙到各地采访。有个家在杭州的学生告诉黄永松，浙江一些岛民的歌谣很好听，但他听不懂。放录音时，黄永松感动了，原来岛民们本是迁居浙江的泉州人，他们说的是闽南话，歌谣里讲的则是黄永松听得懂的台湾闽南童谣，“天乌乌，欲落雨。老公仔举锄头巡水路，巡着鲫仔鱼欲娶某……”充满童趣的民谣令黄永松感慨良多，他觉得文化传承首先应该传到孩子的心里。

　　从那时起，儿童教育成了《汉声》的另一项重要事业，启动事业的工作便是整理童话故事。1982年，一套共计12本、收录了366个故事的汉声《中国童话》在台湾面世。黄永松说，如此设计是希望妈妈每天给孩子讲一个晚安故事，“孔子生日那天讲孔子，含羞草长的时节讲含羞草，岁末再加一篇成长回顾。”“汉声童话”出版后大受欢迎，以至被很多人当作传家宝珍藏，台湾新党前主席谢启大女士搬家时，就曾有类似“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汉声童话’不带不行”的话，《汉声》的资金则因此有所好转。

　　2006年11月，已有36年历史的汉声老店所在的街道，被定名为“汉声巷”，从此，台北一些旅行社在设计路线时加进了“汉声巷”这一文化景点。

　　“中国结”的命名者

　　不过，与《中国童话》和“汉声巷”相比，《汉声》挖掘整理的绳结技艺可能影响更大，否则该不会有那么多人都听说过“中国结”。

　　大约是在1972年，一次田野考察时，黄永松偶然看到一户人家的床幔上垂着个好看的物件。黄永松问那是什么，这家的人告诉黄永松是“结”，又指指布褂上的纽扣说“这也是结”。黄永松觉得这些藏在民间的小饰品有些名堂，于是就把结艺定为一个选题，然后开始四处寻访会打结的人。

　　颇费周折找到的一个人却令黄永松热情顿减--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根本无法用语言对打结这事做任何说明，不过好在她真的会打结。那就打吧。老奶奶指舞如梭，摄影记者按快门的声音听起来连跑带颠。无奈老人的动作实在太快，黄永松只得频频喊停，待拍照记录完毕再继续。几次中断之后，老人突然发脾气了。黄永松以为老人是因为不耐烦，听了几遍才明白，老人说她也忘了接下来该怎么打。

　　从头再来。

　　类似的经历多了，黄永松愈发觉得传统技艺亟待抢救：“老手艺人只会做，不会说。知识分子要帮他们去想，去总结法则，因为有了法则才能流传，我们要让这些手艺流传下去。”

　　总结法则不容易。根据那些照片，由美术编辑绘制各种结的结构图，然后编写文字说明并给结命名。为使实物做出来漂亮，黄永松还经常托朋友从香港、日本和美国购买精美的绳线。最终，一套包括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的结艺法则被整理成书，出版之前，黄永松说“就把这些结统称为‘中国结’吧”。“中国结”的名称由此开始使用。

　　1980年，《中国结》出版后，一家德国出版社找到黄永松，表示希望编译德文版，黄永松答应了。德文版付印前，黄永松一连几天在慕尼黑校稿，想到此前绳线难觅的经历，黄永松建议出版社，最好在书的封底注明哪里有售打结的材料。德国总编却说“不必”，因为德国人酷爱手工艺，德国的大街小巷有数不清的手工艺店，绳线自然应有尽有。黄永松听后感慨“了不起”。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德国总编指着黄永松的莱卡相机说，“这是我们国家做的。”黄永松说“是，莱卡做得真好。”德国总编又问“你用什么牌子的印刷机？”黄永松答“海德堡，也是德国货。”“你们一定买奔驰车吧？”“对，我们的大老板都开奔驰。”

　　德国总编说，他觉得德国的工业品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德国人注重手工艺，“手工艺好，手工业才好；手工业好，轻工业才好；轻工业好，重工业才好；重工业好，精密工业才好。我们德国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保护手工艺很重要。”黄永松听完无言以对，但他给自己的工作找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

　　各种版本的《中国结》着实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引起了打结风潮，有华侨因此成集装箱地向外国运售结艺产品，黄永松听说这些人真的赚到了钱。然而，对于这种此前中国人可能也没在意的中国物件，外国人的喜好肯定不只是基于德国主编的逻辑。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就在《ECHO》改版为《汉声》的1978年，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面世。萨义德认为，近代以来的东方一直为西方的他者化想象所表述，在这样的想象中，东方理应是古老、落后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虽然萨义德指的是近东而非远东。

　　“‘中国结’也难免成为迎合外国人‘中国想象’的东西吧，就算并不像一些功夫电影或用‘中国元素’说事的设计产品那样主动刻意。”--面对这样的疑问，黄永松对此无辩，但他想起了一次与国际友人的聚会。

　　几个欧洲人告诉黄永松，他们觉得明式家具很好看，比如聚会时，他们身边的那把圈椅。“但是你们的椅子欠缺人体工学”，欧洲人说。黄永松听完，坐到一把圈椅上示范起来：“坐的时候，双脚放到踏脚枨（即连接圈椅两腿的横梁）上，足三阴经即通，臀部坐好，靠背板会顶腰杆，身体坐直，足三阳经也通；双臂顺靠背弧势搭在扶手上，沉肩坠肘，手三阴经即通，两手顺势向外抓扶把，成外八字，通手三阳经。十二经络和人体脏腑分别对应，经络打开有助于恢复元气。”黄永松说，“所以中国古代的圈椅要量身定做。”欧洲人不解中国设计师为何没有说明这些道理，黄永松觉得可能设计师自己也不清楚，“如果你们想知道，可以读读中国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就是我们的人体工学。”黄永松对欧洲人说道。

　　黄永松说，他不赞成艺术家和设计师追求不知所以然的“民族文化元素”，而且他反对只重形象，但如果能光大传统物件中的实用智慧，那就不算是迎合，“我觉得应该叫分享”。

　　带着情感的追容画

　　其实黄永松也做过追求形象的事，不过，追容画本来就是重形象的东西：

　　画师拿出一本图谱，里面画着各式各样的额头、鼻子、眼睛、下巴……，客人逐样选好后，画师将其组合成头像，然而再根据客人的描述修改细部。没有相机的年代，追容画就是相片，早先中国人祭祖时总离不开它，黄永松说这就是“慎终追远”。

　　1980年代末，黄永松在四川、江西、浙江等地做追容画调研时，看到世家工匠还在用这种代代相传的方法为人作画。浙江有个人听说黄永松从台北来，还特意拿出两张画像让黄永松拍照，然后拜托他帮忙寻找流落在台湾的亲戚。回台北后，黄永松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附画像。

　　1993年，《汉声》追容画的选题调研已接近尾声。一天，黄永松到台北的一家画馆采访，见画架上挂着一幅半成品，便就此和画师聊了起来。

　　画师说，那画是给一位老兵画的，画中的女人是老兵的妈妈。1987年，台湾老兵被允许回大陆探亲。这位老兵到家后得知母亲早已去世，而且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遗憾之余，老兵发现姨妈的面容倒与母亲有几分相似，于是他就给姨妈拍了照片并带回台北。来画馆的时候，老兵还提供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说让画师结合自己和姨妈的容貌给母亲画像。从那天起，老兵每天都要到画馆看看，并且给出修改意见。

　　黄永松听完很感兴趣，于是后来便也常到画馆去看看。终于，画架上变成了白纸，那天，画师说老兵妈妈的画像已经完成了。老兵最后一次来画馆的时候，画师揭去蒙在画架上的盖布，然后等着老兵提意见。老兵没提，只是站在画前端详，端详之后泪如泉涌，号啕大哭。

　　“看到妈妈了”，黄永松说，他因此觉得与追容画有关的文化和技艺都带着感情。

　　说话的时候，黄永松的编辑们正在北京和台北两地的工作室里准备新一期《汉声》。这份四十年来还做过年画、泥人、蓝印花布等等选题的杂志被黄永松自己称为“传统民间文化的基因库”。

　　“其实也是传统民间文化的追容画吧？”--采访时，记者并没有向黄永松提出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他想没想过，再过四十年，当把几百期《汉声》放在一起的时候，谁瞻仰后，谁号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