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县官·农民·何慧丽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博士,县官,农民,何慧丽
- 发布时间:2011-06-14 10:53
何慧丽，现任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2003年8月，她以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身份在兰考挂职做副县长，在几年时间里，把乡村建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她既是学者，又是官员，同时还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女儿
文｜《小康》记者鄂璠兰考报道
五一劳动节的前两天，何慧丽从北京坐动车到郑州，然后驱车120多公里，直奔兰考。此时此刻，夜已深。但何慧丽还是没有住在县城里，而是一头扎进了南马庄。她说，这是她的脾性。
然而，在她刚开始做乡建实验的时候，大家对她的思路并不太接受。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去年，兰考县委书记还不知道何慧丽在干什么，今年他就号召大家来买南马庄的猪，县委食堂也订购了一百头，现在，兰考县委包饺子用的是南马庄的猪肉。”这些话，能从何慧丽的口中说出，她感到很骄傲，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价值感的体现，“知识分子走向乡建其实是自我救赎。”何慧丽说。
在行乡村之道的过程中，何慧丽摸索了8年，她嘱咐《小康》记者一定要把“找好处”的经验告诉大家，因为“找好处是行乡村之道的根本”。
何慧丽的“三重身份”很特殊，她是博士、是大学教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进官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她要克服作为学者的清高，尝试着和各级官员打交道，硬着头皮接触她曾经最讨厌的企业家。她从骨子里希望合作，但她刚到兰考的时候，农民们对农业合作社还完全没有概念，政府官员也不理解，何慧丽只能自己想办法一边寻找农民精英，一边自己挨家挨户地走访，去推广她的观念。
刚开始，村民们并不知道她是副县长，因为在她之前，没有一个官员像她这样花费大量的时间“泡”在村子里，在与村民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了张砚斌、王继伟等农民精英，她送他们去河北定州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结果，从2004年9月南马庄村成立合作社以来，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砚斌便再也没有闲下来，2006年初，南马庄合作社的农民被何慧丽拉到了北京，“农大女教授带头卖大米”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新闻，此后，从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热销，到“购米包地”，南马庄闯出了一条适合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道路，开始关注何慧丽农民合作社实验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着何慧丽知名度的提升，称呼她为“县长”的人越来越多了，开始，她并不适应这个称呼，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不是因为何慧丽是大学老师，她才能做成事，而是因为她是县官”，在感受到些许压力的同时，何慧丽也发现，副县长这个身份其实很重要，虽然她个头不高，但是每次和很多人走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发现她后都会很开心地互相转告：“啊，县长来了！”
其实，2006年去北京“卖大米”时，何慧丽已经不在兰考县工作了，因为开封市政府发现她把村子里的文艺队搞得有声有色，于是让她去开封禹王台区任挂职副区长，把开封市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何慧丽并没有完全离开兰考，她常回来转转，村民们见到她，还是高兴地称她为“何县长”，而这段时间，兰考县的农民合作社也由最初她参与创建的4家发展到了30多家。2007年11月，何慧丽又回来了，重返兰考，她不当副县长了，而是“升任”县委常委。
“大家很在乎官场中的称呼，认为常委比副县长官职大，所以改叫我为‘何常委’，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叫法，但是这一次，我听得还挺舒服，大家想怎样叫我就怎样叫我吧，关键在于他们要自主地去发展。”何慧丽说，她的乡建里并不想排斥领导，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政府的合作非常重要。在与合作社成员的交流过程中，何慧丽一直在努力化解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她重视并充分利用兰考的乡土资源和党政资源，不让农民轻易抱怨，而是要上下通、内外通、前后通、左右通，主动去寻求合作，“乡建需要这样的方法论”，何慧丽正在读《王凤仪嘉言录》，书上说，“找人好处是‘聚灵’，看人的毛病是‘收脏’”，这样的道理，何慧丽很信奉。
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的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梁鸿去兰考见何慧丽的时候，何慧丽安排梁鸿去南马庄看杀猪，看完之后，梁鸿写了一篇《一头猪的政治经济学》，文中写道：猪是南马庄一个合作社的猪，每一头猪都有具体的定购人。今天是其中一个定购人带着一帮朋友来认领猪。这些猪是农户用天然食物喂养，秸秆、树叶、红薯，或剩菜剩饭，等等，农户每天记日记，记录猪的吃食，身体状态，以保证的确不是添加饲料喂养，并进行成本核算，交猪时一并交给定购户，定购户按高于市场一倍的价钱购买。
“写日记”，是何慧丽给合作社里的农民们“布置”的一项作业，她认为，所有的合作社，即使经济非常厉害的合作社，也都是学习型的合作社，而写日记，是学习型合作社最好的学习方式，“思想的力量，就是一个人能想到多远，他脚下的路就能走多远，我让他们写日记，就是要让他们自己算账，清楚地知道一头猪的真实成本是多少。”何慧丽还考虑到，消费者也是需要教育的，他为什么要认购南马庄的猪呢？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猪生态、健康吗？“这些日记是为了给农民留下喂养生态猪的证据，普通的猪只需要养三到四个月，我们的农民却养了十二个月，农民花这么大精力去养猪，一年生长，不吃饲料，保证健康，但是他们还没有钱去搞认证，没准这小小的日记就能起到作用。”
提起生态，何慧丽透露，“写日记”是他们的一个武器，因为对内、对心灵都是一种改造，“要是养猪的农户心思不正，20个警察也管不住。”何慧丽说。
南马庄的出名就是源自生态。更早的时候，何慧丽想让大家买鸡粪，但是考虑到买鸡粪也不生态，因为大型养鸡场的重金属几乎都超标，所以干脆不买，而是直接使用本地的鸡粪，因为这个“可以看到源头”。
何慧丽认为，“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从这点上说，南马庄这些年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她对胡寨的希望。何慧丽刚和王继伟有过接触的时候，王继伟刚刚经历了组建胡寨新科技种养协会的失败，王继伟自己打不起精神，农民们更是不配合，大家连会都开不起来。又过了两年，何慧丽暂别兰考，去开封当副区长，她要是不回兰考，王继伟就会在会场上急得跺脚——这时候大家能来开会了，但却不会开会，何慧丽只得自己拿着话筒说，“会议由王继伟主持，然后必须有村民代表发言，合作社代表发言，村里的老人代表发言，最后由支书致辞。”她告诉王继伟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干的！”到了去年，她再去胡寨开会，大家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做，只让她在会上做最后的总结发言，墙上还挂了个标语，写着“开好我们的会，做好我们的事”。
那天，向来坚强的何慧丽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哭得稀里哗啦。
胡寨能走到今天，何慧丽深知其中的不容易。何慧丽身边的很多人都告诉《小康》记者，何慧丽是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做事很认真，但她从来不强迫人家去做任何事情，她更善于引导。用何慧丽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发促内生”，让大家自主地学习、成长，然后拥有自主之力，再进一步地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自主之力的人们。
何慧丽相信，只要王继伟们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自主地去借鉴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模式，创造出适合胡寨、适合兰考、适合河南，并且还能推向全国的大地模式。
“菜篮子”里缺什么
——专访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联盟主席杜相革
“菜篮子工程”实施21年来，里面“盛着”的尽是数量和品种的压力，多以平抑物价方式为主。新时期，“菜篮子工程”应逐渐转向安全和质量，从生产源头上，要对肥料和农药两大核心投入品进行监控
文｜《小康》记者鄂璠
“菜篮子工程”这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起来的词汇，近期又被重新频频提起。“大起大落”的菜价引发了人们对“菜篮子”的热切关注，去年出台的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也正面临着艰巨的考验，下一步，“菜篮子工程”将如何实现移步与转型？对此，《小康》记者对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联盟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进行了专访。在他看来，新时期，“菜篮子工程”最核心的是安全和质量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强对‘菜篮子’的监管，尤其是对于生产过程的管理，不要等到农产品出来，向市场甚至是人们的餐桌上‘输出’时再去检测。”杜相革建议。
有机食品为何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
《小康》：在超市里，500克的有机大白菜、西红柿、黄瓜标价通常都在30元左右，有机蔬菜大多比普通蔬菜贵5倍左右，而且市场占有率并不高。而在国外，有机产品价格最多只超过常规产品的50%～80%，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杜相革：其实中国的有机产品销售跨越了欧洲近40年的时间，1972年IFOAM成立，发展有机产品成为一种世界行为，而欧洲的起步更早。国外的有机食品刚开始是依靠直销店、专卖店、健康食品店等等。直到2002年，国外超市里的有机食品销售量才超过传统的有机食品特殊渠道的销售量。
而我们国家从一开始就进超市，在质量不太好而且大家又都不太信任的情况下，难免会对有机食品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国内有机食品的销售渠道仍然是以超市为主，此外还有送礼和团购。实际上，中国的有机食品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消费领域，更别说老百姓的餐桌上了。总之，从有机食品的规模、销售量和市场认可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有机农业尚处在初级阶段。
《小康》：目前，我们国家的有机农业发展状况如何？
杜相革：根据我们自己的估算，到去年年底，中国的有机农业应该是有360～370万公顷，差不多5400～5500万亩地，产值有300多个亿，出口不到5亿美元。不过，种植结构不太合理，真正的种植面积也就占有机农业用地面积的10%左右，算下来只有500万亩左右。其余的一大部分是野生采集，因为需要的森林面积大，还有一部分是水产养殖。
中国的有机产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2000年，那时我国没有制定相应的标准，生产产品主要为了出口，由于国家没有监管，所以市场上鱼龙混杂；第二阶段从2000年到2005年，是有机食品发展最快的时候，这个时候蔬菜就种的比较多了，而且国内也开始启动有机产品了，不单单是出口。2001年国内开始有人针对超市做有机产品，而超市又主要以卖蔬菜为主；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以后，市场规范了很多，首先是至少在国内有统一标准了，认证机构必须统一标准，其次是整顿了认证标准和认证机构，所有的认证机构必须是合法的，可以肯定的是，目前25家认证机构没有一家是假的，此外还整顿了市场上所有的标识。
2007年，IFOAM把中国的有机农业排在了全世界的第三位，这个评价并不准确，因为数据来源有问题，只是一种推测而已，在当时，我国的有机农业并没有IFOAM算出来的600万公顷那么多，美国做了那么多年，也就两三百万公顷。
《小康》：有人担心，我们发展有机农业，会不会将来粮食不够吃了。
杜相革：肯定不会，因为我们国家有机农业真正占农田的面积并不多，以全国18.18亿亩耕地总面积来算，有机种植面积仅占不到3%。虽然这几年中国有机产品发展比较快，但是品种结构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并不均衡，真正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米、面、粮、油、菜、果、茶，并不是太多。
菜篮子工程，请移步源头
《小康》：“菜篮子工程”本是计划经济时代供给不足的产物，而今，逐渐被淡忘的“菜篮子”却正在回归。新时代的“菜篮子工程”应该被赋予怎样的使命？哪些问题亟需解决？
杜相革：过去菜篮子工程主要侧重两个方面。第一，是数量；第二，是品种。
现在，“菜篮子”都装满了，第一阶段的使命完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转变成了安全和质量，这是新时期“菜篮子工程”最核心的两大使命。
现在国家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比过去越来越严格，我们的检测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也在提升。因此，国家要做好农产品的监控，在政府的承诺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要把好食品安全最后一道关”，现阶段政府的有限能力范围内，这样做虽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农产品监管是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监管与控制，从生产源头上，要对肥料和农药两大核心投入品进行监控。
《小康》：“菜篮子”里既装着农民的收入，也盛着市民的支出，政府通过怎样的监控，才能确保农民利益和城市民生都不受损？
杜相革：一端是无序生产，农民对土地使用有绝对支配权，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另一端是消费者不断膨胀的需求和欲望，渴望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
在这对矛盾中，最关键的是产业链的监控问题。农民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规定安全使用农药，坚持作物登记制度，严格控制量，控制安全间隔期。每种药都是有毒的，但并不是每种药都终身有毒，而是就某一个阶段有毒，过了这个阶段就分解了，对人体就没有影响了。比如种植黄瓜，严格地说，很多农药是不能在生产高峰期使用的，因为它不可能达到安全间隔，有机农药最快也要7天，菊酯类农药需要15天，但是黄瓜两三天就需要采摘一次，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从源头上就严格进行监控。
推行国家食品安全的监管，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强化，一是强化生产过程的管理，二是强化检测机制，这种检测机制要往前延伸，要在农产品风险最高的时候或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去做、去监管，不能总直接测产品。每次都等到农产品生产出来后再检测，它不合格又能怎样呢？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是不一样的，工业制造品不合格还能打废回炉，重新做，而农产品是长不回去的。最伤农的地方就在这里。
像做花名册一样也做个“花农册”
《小康》：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如何让农民“不受伤”？
杜相革：前段时间爆出部分大米镉超标，会对人体的骨骼、肾脏造成危害，但如果真把这些大米都销毁了，会涉及到多少农民的利益呢？他们一年就种这么一茬。要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就不要用制裁的手段对付农民，要慢慢引导农民，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或者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合作社的力量，让大家互相监督，形成组织的自律。
市场调控也很重要，现在网络很发达，因此不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键是让有效信息对称，在对称的过程中要让农民知道什么行情好，什么行情不好，对应的结果是供求关系，现在我们在“求”的方面能较准地预测到，但是“供”是没法预测的，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备案制度，像做花名册一样也做个“花农册”出来，政府要一级一级地掌握今年哪些地方种了哪些菜，分别种了都少，使用了哪些农药和肥料。
如果把以上这些都做好了，消费者就有信心了，保证城市民生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从消费者自身来说，要转变消费观念，蔬菜并不是品相越好看就越健康营养，为了自己的健康，消费者要了解每种作物的特性。
《小康》：从去年开始，关于菜价的连番上涨，有一种新鲜的说法，叫做“最后一公里加价五成”，你认为蔬菜涨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杜相革：从批发市场到消费者手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国家一直在抑制菜价，但消费者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努力，还是流通环节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建设蔬菜批发市场，和基地搞对接，市场和基地对接是从源头上控制蔬菜价格，蔬菜到批发市场后，再往下的路应该怎样走呢？我觉得要和社区里的废品站一样，也要形成一个组织，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有组织化的。比如小贩在一个批发市场或者社区里面卖菜，他需要有个身份证，要登记，同时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些菜是从哪里来的。社区也要让消费者知道允许哪些人来供应菜、经营菜，并做到价格透明化。把最后一个环节纳入到整体环节里面去管理，是非常好的办法。
名词解释
菜篮子工程：1988年，我国政府以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统筹产销、改善供应为主要目标的“菜篮子工程”开始实施，很长一段时间内，“菜篮子”里“盛着”的尽是数量和品种的压力，多以平抑物价方式为主，已实施21年。
IFOAM：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英文简称。IFOAM成立于1972年，其总部在德国，官方语言为英语。IFOAM有来自105个国家的718个成员，包括正式会员(有投票权)、联系会员和支持者(无投票权)。
常识问答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有何区分？
杜相革：如果说无公害和绿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有机则是世界的。无公害的定位是初级农产品。无公害从国家层面讲就是保证我们基本的安全，核心是19种高毒高残留农药不能用。农业部2002年出台了一个第199号公告，规定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等19种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
绿色食品发展比无公害农产品要早，1989年由农垦系统提出的，从技术上说，它比无公害要更进一步，我们界定它为“减农药、减化肥”，就是少用农药、少用化肥，在无公害的基础上减50%，而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也远远超出了19种。
因为都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所以无公害和绿色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量的差异。
有机实际上从1994年开始做，我们做的第一个有机产品就是茶叶，在2000年之前，有机产品基本上全部是出口，这种市场行为是国外带动起来的，当时国内没有人消费这些东西，在出口商出口中，除了茶叶和豆类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蔬菜。当时在我们国家东部，如山东、江苏等地，种植的有机蔬菜基本上全部是为了出口，当时也培育了许多企业，主要将这些蔬菜出口到日本、韩国。
我们买菜的时候应该如何判断？
杜相革：第一，看标识。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都采取标识管理，达到认证标准才能贴标识。第二，看价格。无论从生产成本还是质量上说，价格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另外，要去正规的地方买，这些菜往往会有包装。我们现在要求企业在销售有机产品的时候要提供证书，但现在有很多店还没有做到。
……
文｜《小康》记者鄂璠兰考报道
五一劳动节的前两天，何慧丽从北京坐动车到郑州，然后驱车120多公里，直奔兰考。此时此刻，夜已深。但何慧丽还是没有住在县城里，而是一头扎进了南马庄。她说，这是她的脾性。
然而，在她刚开始做乡建实验的时候，大家对她的思路并不太接受。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去年，兰考县委书记还不知道何慧丽在干什么，今年他就号召大家来买南马庄的猪，县委食堂也订购了一百头，现在，兰考县委包饺子用的是南马庄的猪肉。”这些话，能从何慧丽的口中说出，她感到很骄傲，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价值感的体现，“知识分子走向乡建其实是自我救赎。”何慧丽说。
在行乡村之道的过程中，何慧丽摸索了8年，她嘱咐《小康》记者一定要把“找好处”的经验告诉大家，因为“找好处是行乡村之道的根本”。
何慧丽的“三重身份”很特殊，她是博士、是大学教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进官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她要克服作为学者的清高，尝试着和各级官员打交道，硬着头皮接触她曾经最讨厌的企业家。她从骨子里希望合作，但她刚到兰考的时候，农民们对农业合作社还完全没有概念，政府官员也不理解，何慧丽只能自己想办法一边寻找农民精英，一边自己挨家挨户地走访，去推广她的观念。
刚开始，村民们并不知道她是副县长，因为在她之前，没有一个官员像她这样花费大量的时间“泡”在村子里，在与村民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了张砚斌、王继伟等农民精英，她送他们去河北定州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结果，从2004年9月南马庄村成立合作社以来，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砚斌便再也没有闲下来，2006年初，南马庄合作社的农民被何慧丽拉到了北京，“农大女教授带头卖大米”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新闻，此后，从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热销，到“购米包地”，南马庄闯出了一条适合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道路，开始关注何慧丽农民合作社实验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着何慧丽知名度的提升，称呼她为“县长”的人越来越多了，开始，她并不适应这个称呼，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不是因为何慧丽是大学老师，她才能做成事，而是因为她是县官”，在感受到些许压力的同时，何慧丽也发现，副县长这个身份其实很重要，虽然她个头不高，但是每次和很多人走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发现她后都会很开心地互相转告：“啊，县长来了！”
其实，2006年去北京“卖大米”时，何慧丽已经不在兰考县工作了，因为开封市政府发现她把村子里的文艺队搞得有声有色，于是让她去开封禹王台区任挂职副区长，把开封市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何慧丽并没有完全离开兰考，她常回来转转，村民们见到她，还是高兴地称她为“何县长”，而这段时间，兰考县的农民合作社也由最初她参与创建的4家发展到了30多家。2007年11月，何慧丽又回来了，重返兰考，她不当副县长了，而是“升任”县委常委。
“大家很在乎官场中的称呼，认为常委比副县长官职大，所以改叫我为‘何常委’，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叫法，但是这一次，我听得还挺舒服，大家想怎样叫我就怎样叫我吧，关键在于他们要自主地去发展。”何慧丽说，她的乡建里并不想排斥领导，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政府的合作非常重要。在与合作社成员的交流过程中，何慧丽一直在努力化解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她重视并充分利用兰考的乡土资源和党政资源，不让农民轻易抱怨，而是要上下通、内外通、前后通、左右通，主动去寻求合作，“乡建需要这样的方法论”，何慧丽正在读《王凤仪嘉言录》，书上说，“找人好处是‘聚灵’，看人的毛病是‘收脏’”，这样的道理，何慧丽很信奉。
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的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梁鸿去兰考见何慧丽的时候，何慧丽安排梁鸿去南马庄看杀猪，看完之后，梁鸿写了一篇《一头猪的政治经济学》，文中写道：猪是南马庄一个合作社的猪，每一头猪都有具体的定购人。今天是其中一个定购人带着一帮朋友来认领猪。这些猪是农户用天然食物喂养，秸秆、树叶、红薯，或剩菜剩饭，等等，农户每天记日记，记录猪的吃食，身体状态，以保证的确不是添加饲料喂养，并进行成本核算，交猪时一并交给定购户，定购户按高于市场一倍的价钱购买。
“写日记”，是何慧丽给合作社里的农民们“布置”的一项作业，她认为，所有的合作社，即使经济非常厉害的合作社，也都是学习型的合作社，而写日记，是学习型合作社最好的学习方式，“思想的力量，就是一个人能想到多远，他脚下的路就能走多远，我让他们写日记，就是要让他们自己算账，清楚地知道一头猪的真实成本是多少。”何慧丽还考虑到，消费者也是需要教育的，他为什么要认购南马庄的猪呢？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猪生态、健康吗？“这些日记是为了给农民留下喂养生态猪的证据，普通的猪只需要养三到四个月，我们的农民却养了十二个月，农民花这么大精力去养猪，一年生长，不吃饲料，保证健康，但是他们还没有钱去搞认证，没准这小小的日记就能起到作用。”
提起生态，何慧丽透露，“写日记”是他们的一个武器，因为对内、对心灵都是一种改造，“要是养猪的农户心思不正，20个警察也管不住。”何慧丽说。
南马庄的出名就是源自生态。更早的时候，何慧丽想让大家买鸡粪，但是考虑到买鸡粪也不生态，因为大型养鸡场的重金属几乎都超标，所以干脆不买，而是直接使用本地的鸡粪，因为这个“可以看到源头”。
何慧丽认为，“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从这点上说，南马庄这些年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她对胡寨的希望。何慧丽刚和王继伟有过接触的时候，王继伟刚刚经历了组建胡寨新科技种养协会的失败，王继伟自己打不起精神，农民们更是不配合，大家连会都开不起来。又过了两年，何慧丽暂别兰考，去开封当副区长，她要是不回兰考，王继伟就会在会场上急得跺脚——这时候大家能来开会了，但却不会开会，何慧丽只得自己拿着话筒说，“会议由王继伟主持，然后必须有村民代表发言，合作社代表发言，村里的老人代表发言，最后由支书致辞。”她告诉王继伟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干的！”到了去年，她再去胡寨开会，大家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做，只让她在会上做最后的总结发言，墙上还挂了个标语，写着“开好我们的会，做好我们的事”。
那天，向来坚强的何慧丽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哭得稀里哗啦。
胡寨能走到今天，何慧丽深知其中的不容易。何慧丽身边的很多人都告诉《小康》记者，何慧丽是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做事很认真，但她从来不强迫人家去做任何事情，她更善于引导。用何慧丽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发促内生”，让大家自主地学习、成长，然后拥有自主之力，再进一步地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自主之力的人们。
何慧丽相信，只要王继伟们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自主地去借鉴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模式，创造出适合胡寨、适合兰考、适合河南，并且还能推向全国的大地模式。
“菜篮子”里缺什么
——专访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联盟主席杜相革
“菜篮子工程”实施21年来，里面“盛着”的尽是数量和品种的压力，多以平抑物价方式为主。新时期，“菜篮子工程”应逐渐转向安全和质量，从生产源头上，要对肥料和农药两大核心投入品进行监控
文｜《小康》记者鄂璠
“菜篮子工程”这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起来的词汇，近期又被重新频频提起。“大起大落”的菜价引发了人们对“菜篮子”的热切关注，去年出台的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也正面临着艰巨的考验，下一步，“菜篮子工程”将如何实现移步与转型？对此，《小康》记者对中国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联盟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进行了专访。在他看来，新时期，“菜篮子工程”最核心的是安全和质量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强对‘菜篮子’的监管，尤其是对于生产过程的管理，不要等到农产品出来，向市场甚至是人们的餐桌上‘输出’时再去检测。”杜相革建议。
有机食品为何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
《小康》：在超市里，500克的有机大白菜、西红柿、黄瓜标价通常都在30元左右，有机蔬菜大多比普通蔬菜贵5倍左右，而且市场占有率并不高。而在国外，有机产品价格最多只超过常规产品的50%～80%，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杜相革：其实中国的有机产品销售跨越了欧洲近40年的时间，1972年IFOAM成立，发展有机产品成为一种世界行为，而欧洲的起步更早。国外的有机食品刚开始是依靠直销店、专卖店、健康食品店等等。直到2002年，国外超市里的有机食品销售量才超过传统的有机食品特殊渠道的销售量。
而我们国家从一开始就进超市，在质量不太好而且大家又都不太信任的情况下，难免会对有机食品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国内有机食品的销售渠道仍然是以超市为主，此外还有送礼和团购。实际上，中国的有机食品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消费领域，更别说老百姓的餐桌上了。总之，从有机食品的规模、销售量和市场认可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有机农业尚处在初级阶段。
《小康》：目前，我们国家的有机农业发展状况如何？
杜相革：根据我们自己的估算，到去年年底，中国的有机农业应该是有360～370万公顷，差不多5400～5500万亩地，产值有300多个亿，出口不到5亿美元。不过，种植结构不太合理，真正的种植面积也就占有机农业用地面积的10%左右，算下来只有500万亩左右。其余的一大部分是野生采集，因为需要的森林面积大，还有一部分是水产养殖。
中国的有机产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2000年，那时我国没有制定相应的标准，生产产品主要为了出口，由于国家没有监管，所以市场上鱼龙混杂；第二阶段从2000年到2005年，是有机食品发展最快的时候，这个时候蔬菜就种的比较多了，而且国内也开始启动有机产品了，不单单是出口。2001年国内开始有人针对超市做有机产品，而超市又主要以卖蔬菜为主；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以后，市场规范了很多，首先是至少在国内有统一标准了，认证机构必须统一标准，其次是整顿了认证标准和认证机构，所有的认证机构必须是合法的，可以肯定的是，目前25家认证机构没有一家是假的，此外还整顿了市场上所有的标识。
2007年，IFOAM把中国的有机农业排在了全世界的第三位，这个评价并不准确，因为数据来源有问题，只是一种推测而已，在当时，我国的有机农业并没有IFOAM算出来的600万公顷那么多，美国做了那么多年，也就两三百万公顷。
《小康》：有人担心，我们发展有机农业，会不会将来粮食不够吃了。
杜相革：肯定不会，因为我们国家有机农业真正占农田的面积并不多，以全国18.18亿亩耕地总面积来算，有机种植面积仅占不到3%。虽然这几年中国有机产品发展比较快，但是品种结构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并不均衡，真正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米、面、粮、油、菜、果、茶，并不是太多。
菜篮子工程，请移步源头
《小康》：“菜篮子工程”本是计划经济时代供给不足的产物，而今，逐渐被淡忘的“菜篮子”却正在回归。新时代的“菜篮子工程”应该被赋予怎样的使命？哪些问题亟需解决？
杜相革：过去菜篮子工程主要侧重两个方面。第一，是数量；第二，是品种。
现在，“菜篮子”都装满了，第一阶段的使命完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转变成了安全和质量，这是新时期“菜篮子工程”最核心的两大使命。
现在国家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比过去越来越严格，我们的检测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也在提升。因此，国家要做好农产品的监控，在政府的承诺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要把好食品安全最后一道关”，现阶段政府的有限能力范围内，这样做虽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农产品监管是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监管与控制，从生产源头上，要对肥料和农药两大核心投入品进行监控。
《小康》：“菜篮子”里既装着农民的收入，也盛着市民的支出，政府通过怎样的监控，才能确保农民利益和城市民生都不受损？
杜相革：一端是无序生产，农民对土地使用有绝对支配权，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另一端是消费者不断膨胀的需求和欲望，渴望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
在这对矛盾中，最关键的是产业链的监控问题。农民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规定安全使用农药，坚持作物登记制度，严格控制量，控制安全间隔期。每种药都是有毒的，但并不是每种药都终身有毒，而是就某一个阶段有毒，过了这个阶段就分解了，对人体就没有影响了。比如种植黄瓜，严格地说，很多农药是不能在生产高峰期使用的，因为它不可能达到安全间隔，有机农药最快也要7天，菊酯类农药需要15天，但是黄瓜两三天就需要采摘一次，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从源头上就严格进行监控。
推行国家食品安全的监管，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强化，一是强化生产过程的管理，二是强化检测机制，这种检测机制要往前延伸，要在农产品风险最高的时候或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去做、去监管，不能总直接测产品。每次都等到农产品生产出来后再检测，它不合格又能怎样呢？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是不一样的，工业制造品不合格还能打废回炉，重新做，而农产品是长不回去的。最伤农的地方就在这里。
像做花名册一样也做个“花农册”
《小康》：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如何让农民“不受伤”？
杜相革：前段时间爆出部分大米镉超标，会对人体的骨骼、肾脏造成危害，但如果真把这些大米都销毁了，会涉及到多少农民的利益呢？他们一年就种这么一茬。要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就不要用制裁的手段对付农民，要慢慢引导农民，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或者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合作社的力量，让大家互相监督，形成组织的自律。
市场调控也很重要，现在网络很发达，因此不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键是让有效信息对称，在对称的过程中要让农民知道什么行情好，什么行情不好，对应的结果是供求关系，现在我们在“求”的方面能较准地预测到，但是“供”是没法预测的，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备案制度，像做花名册一样也做个“花农册”出来，政府要一级一级地掌握今年哪些地方种了哪些菜，分别种了都少，使用了哪些农药和肥料。
如果把以上这些都做好了，消费者就有信心了，保证城市民生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从消费者自身来说，要转变消费观念，蔬菜并不是品相越好看就越健康营养，为了自己的健康，消费者要了解每种作物的特性。
《小康》：从去年开始，关于菜价的连番上涨，有一种新鲜的说法，叫做“最后一公里加价五成”，你认为蔬菜涨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杜相革：从批发市场到消费者手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国家一直在抑制菜价，但消费者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努力，还是流通环节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建设蔬菜批发市场，和基地搞对接，市场和基地对接是从源头上控制蔬菜价格，蔬菜到批发市场后，再往下的路应该怎样走呢？我觉得要和社区里的废品站一样，也要形成一个组织，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有组织化的。比如小贩在一个批发市场或者社区里面卖菜，他需要有个身份证，要登记，同时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些菜是从哪里来的。社区也要让消费者知道允许哪些人来供应菜、经营菜，并做到价格透明化。把最后一个环节纳入到整体环节里面去管理，是非常好的办法。
名词解释
菜篮子工程：1988年，我国政府以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统筹产销、改善供应为主要目标的“菜篮子工程”开始实施，很长一段时间内，“菜篮子”里“盛着”的尽是数量和品种的压力，多以平抑物价方式为主，已实施21年。
IFOAM：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英文简称。IFOAM成立于1972年，其总部在德国，官方语言为英语。IFOAM有来自105个国家的718个成员，包括正式会员(有投票权)、联系会员和支持者(无投票权)。
常识问答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有何区分？
杜相革：如果说无公害和绿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有机则是世界的。无公害的定位是初级农产品。无公害从国家层面讲就是保证我们基本的安全，核心是19种高毒高残留农药不能用。农业部2002年出台了一个第199号公告，规定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等19种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
绿色食品发展比无公害农产品要早，1989年由农垦系统提出的，从技术上说，它比无公害要更进一步，我们界定它为“减农药、减化肥”，就是少用农药、少用化肥，在无公害的基础上减50%，而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也远远超出了19种。
因为都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所以无公害和绿色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量的差异。
有机实际上从1994年开始做，我们做的第一个有机产品就是茶叶，在2000年之前，有机产品基本上全部是出口，这种市场行为是国外带动起来的，当时国内没有人消费这些东西，在出口商出口中，除了茶叶和豆类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蔬菜。当时在我们国家东部，如山东、江苏等地，种植的有机蔬菜基本上全部是为了出口，当时也培育了许多企业，主要将这些蔬菜出口到日本、韩国。
我们买菜的时候应该如何判断？
杜相革：第一，看标识。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都采取标识管理，达到认证标准才能贴标识。第二，看价格。无论从生产成本还是质量上说，价格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另外，要去正规的地方买，这些菜往往会有包装。我们现在要求企业在销售有机产品的时候要提供证书，但现在有很多店还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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