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灾难来临,我们回到妈妈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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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6-14 14:20
6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不停追问:是什么力量促使方正县人向那些曾经的敌人伸出温暖的手、给他们以生的希望?已有三个孩子却又领养了一个日本遗孤的鲁万富说:“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一句话,便可代替千言万语!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必再担心接连不断的余震,不用紧盯着电视看核泄漏的进展,不需要仔细研究超市里蔬菜的原产地,当然,更不需要再去揣测东电公司发布的数据是否真实……李玉琴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显然,她已经抖落掉了日本“3·11”大地震带来的那些不安、焦虑和恐惧。
“我这不是避难,是回家。”今年52岁的李玉琴是中日混血儿,在她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标签——遗二代。她的妈妈冈崎芳子是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争遗孤。1945年,年仅3岁的冈崎芳子被养父张久山收养,在黑龙江省方正县长大、成家、生子。20多年前,冈崎芳子回国,李玉琴带着中国丈夫和女儿,跟随妈妈回到了日本,他们一家就住在福岛。
地震、海啸、核泄漏,3月11日开始,多重灾难的叠加让福岛成了不折不扣的重灾区。虽然眼下一家人都平安,但核泄漏未来造成的影响和伤害到底会有多大,谁也无法预计。李玉琴一家老小,回到他们曾经的家乡方正县。而年逾7旬的冈崎芳子因行动不便,留在了日本。
“开拓团”民成为天皇“弃民”
“其实,最想回来的是妈妈。年龄越大,妈妈越爱说这句话,是中国养父母的爱,让她有了幸福完整的人生。”
然而,那不是一个仅仅关于冈崎芳子个人的温暖的人生故事,而是一段恨恕交织、令人刻骨铭心的血色历史。与冈崎芳子一样,当年有4500名日本妇女和孩子,走进了方正县3000多个家庭,他们的命运也永远地和这座小城拴在了一起。
方正县位于佳木斯和哈尔滨的中间位置,地处平原,土壤肥沃,水陆交通便利。1936~1944年期间,日本先后向方正县派出了七个“开拓团”,一个当时被称作“红部”的“开拓团”总部也设立在方正。“‘开拓团’霸占方正农民现成的土地,把很多人赶到穷山僻壤去开荒,方正县共两万多公顷肥沃土地被强占,绝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病死饿死在荒山上。”专门从事方正侨乡研究的学者郭相声,向《小康》记者讲起这段历史。据方正县志记载,仅1941年一年,永安西屯一带山沟里,一天死亡人数最多达30人,“挑灶”(方正县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这一带因此也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仓皇溃退,那些平民身份的入侵者——“开拓团”民便成了天皇的“弃民”。有家不能回,无处躲烽烟,沦落至绝望的境地,以致在异国土地上集体自杀、点火自焚。
郭相声叹息着说:“日本人成片地抛尸荒野的事时有发生。”而在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期间,不断有散落在东北的“开拓团”民涌往方正县的“红部”集结,总计一万多人,为的是取道哈尔滨回国。他们当中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长途的艰难跋涉,瘟疫流行,再加上天寒地冻缺衣少食,大量的“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活着的也已是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这个曾经光鲜显赫的“开拓团”总部,一时间,竟成了“开拓团”民的难民营。
方正人收留曾经的敌人
经历了13年战争蹂躏的方正人,伤口裸露在外,仍在滴血。一大批日本难民滞留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奄奄一息。若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于心不忍;若是伸手相助这些曾经涂炭生灵的侵略者,又情何以堪?
这是发生在一位方正母亲和一个日本小女孩之间的对话,再简单不过,似乎解答了这个难题。
“几天没吃东西了?”
“三四天没吃了,就喝了点水。”
“怪可怜的,上我们那去吧。我不打你,就为了救你的命,来年春天你们国家来接你们的时候,再让你们回去。”
这个小女孩叫加藤隆子,今年已经71岁,住在名古屋。
就这样简单的对话之后,一个接一个,陆陆续续,难民营里的妇女和孩子被当地人领走,进入了方正县一个个普通的家庭。热腾腾的玉米粥,暖和和的热炕头,亲热热地拉家常……这些濒临死亡的日本难民看到了生的希望。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收养他们的这些中国家庭,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有的家里丈夫被日本人杀害,有的孩子命丧关东军之手,有的妻子遭受日军凌辱死里逃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方正县境内共收留收养了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虽然当时每个家庭的生活都非常困难,但这些日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上学、劳动、结婚、生子。无论是饥饿还是政治动荡,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农民对待“敌人”的孩子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很多中国家庭宁愿让亲生儿女辍学,也供养日本遗孤读书甚至到大学毕业。
6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在不停追问:是什么力量促使方正人向那些曾经的“敌人”伸出温暖的手、给他们以生的希望?已有三个孩子却又领养了一个日本遗孤的鲁万富说:“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一句话,便可代替千言万语!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方正遗孤回日、侨眷赴日人数大幅增加。考虑到中国养父母的感情,日本政府规定,必须获得中国养父母的同意,才允许回国,几千位中国养父母,无一人拒绝签字。虽然依依不舍,但还是把亲手养大的孩子,送回了他们自己的祖国。
一批又一批与日本有亲缘、血缘关系的方正人陆续定居和侨居日本。不仅如此,由于亲戚朋友的介绍,也有越来越多的方正女孩嫁到日本,在日本开枝散叶。方正县逐渐演变成黑龙江省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人数最多的县,成为著名的侨乡,23万人口中,华侨及侨眷就有8.6万,占全县总人口的47%。
两座公墓的对望
在方正,有一片树林,被称为中日友好园林,在这片树林里,有中国唯一的一座日本人公墓——“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是当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为日本遇难侨民修建的。而与这座公墓形成独特“历史对称”的,则是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
“中国养父母公墓”的兴建者,是6岁时被方正县庆丰村刘振权、吕桂云夫妇收养的日本遗孤远藤勇。
远藤勇幼年随全家由日本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在“开拓团”里。当年“开拓团”撤离时,远藤勇的祖父母、母亲和姑姑都死在了途中,年仅6岁的远藤勇成了遗留在中国的众多日本孤儿中的一个。1946年春天,方正县庆丰村的中国农民刘振权、吕桂云夫妇在难民收容所,将生命垂危的远藤勇收养,取名刘长河。这对农民夫妇在远藤勇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直将他培养至大学毕业,远藤勇成为了一名令很多同龄的中国人都羡慕的人民教师。
1974年,远藤勇携妻儿回日本定居,并在日本创办东京东商株式会社,成为返乡遗孤中的佼佼者。返回日本的远藤勇一度将养父母接到身边,但两位老人不习惯异国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养父母,他还先后几次给方正县的学校、政府捐款,1995年他再次捐资200万日元在“日本人公墓”旁建造了“中国养父母公墓”,他说,所有收养过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百年之后都可以安葬在这里,接受来访者的凭吊,远藤勇还亲手写下了“永世不忘养育之恩”几个字。
而今,坐落着两座公墓的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树种不一,树木高矮不同,这是近年来到这里祭奠的各个日本团体种下的,每棵树前立着的木牌上写着种树者的姓名和居住地,还有一段段凭吊者的感慨之言:“战争中你们离去,和平时我们到来!”“愿中日两国永不再战!”……
做个永远的中国人
日本“3·11”大地震,把方正人的心瞬间揪紧,揪得生疼!
方正县在日华人华侨三万五千余人,住在宫城、福岛、岩手等重灾区的约300人!
3月12日,方正县政府几经周折,与日本福岛、岩手取得联系并公布联系电话;3月14日,方正县开始迎回来自日本地震灾区的华人华侨,政府有关部门前往看望慰问;3月22日,黑龙江省出入境管理部门开通绿色通道,集中为日本灾民办理护照和签证延期手续……地震过去一个月,在日的亲人有了平安的音讯,有一部分已陆续归来。
从日本回来的侨民,大多住在侨村。侨村是个别墅区,红瓦蓝墙,一片静谧安详。
“我的抽屉里永远放着10万元现金,遇到什么事,我一定要有买机票回国的钱。”9年前嫁到日本的陈俊英举手投足已十足的日本主妇模样,可是一开口,那浓重的东北腔立刻就淹没了生疏和距离。
“地震没啥怕的,日本人没有躲地震的。你说我是啥时候才开始害怕的?就是14号,核电站3号炉冒烟之后。海啸过后说核电站爆炸,10公里、20公里,政府开始划圈儿,这也没啥可怕的,我家虽在福岛,可离核电站80公里,还远着呢。可是到14号,说3号炉也冒烟了,孩子也不让随便喝水了,这下可就坐不住了!”马上离开福岛!福岛的机场走不了了!去新潟吧,坐新干线,新干线封了!从高速走吧,高速封了!加油站一次限定只能加10公升汽油!提款机也提不出现金了!“把几辆车的汽油集中到一辆车上,所有的现金和存折划拉划拉都带在身上,我带着孩子和朋友开车去了新潟。”买机票的过程相当于中头彩。“当时27号之前的机票已经全卖完了!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竟买到了16号的退票!不论上海还是哈尔滨,只要能到中国的地方的票就买。”拿着机票陈俊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回到了中国,陈俊英还牵挂在日本的公婆和丈夫。公婆已经80多岁了,当时决定离开的时候,陈俊英主张全家人一起走,但在佳能电子公司工作的丈夫要继续上班坚守岗位,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好在家里损失不大,房子在地震中只是掉了几片瓦。
“只要能把孩子带出去,孩子安全了,我们就放心了。”陈俊英说,把孩子带回方正,公婆是放心的。因为60多年前方正人收留日本遗孤的事,老人们也都清楚。每每说起,公婆都是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伟大。不仅是这两个老人,只要是了解那段历史的日本人都表示,如果是中国人把孩子放在日本,日本人不一定能够做到把他们领回家并抚养成人。可是关于侵华战争,说起来态度就有些含糊,“战争那时候,大家都挺苦的。”陈俊英说,几乎所有接触过的日本人,说到侵华战争都用这一句话带过绝不深谈。
而今,陈俊英每天与日本的家里通电话,电话那边的老人和电话这边的孩子总是泪眼婆娑。婆婆说,家里储存的土豆洋葱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偶尔去超市买点外地进来的绿叶的菜,福岛地产的蔬菜仍然是不敢吃。婆婆还说,福岛东边的农村,已经推迟了水稻种植期,种出来的米到秋天敢不敢吃、能不能卖掉也不知道。“日子还会照常过下去。”婆婆电话里不停这样念叨。
血浓于水,这里是他们的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4月11日,方正县日本归国侨民已达2000多人。其中,重灾区归国人员为120余人。方正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伟新介绍,从登记的情况来看,归国人员除了一小部分是全家回来,其余绝大多数是母亲带着孩子回来的。
4月6日开始,日本新一年度已经开学了,陈俊英的儿子本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如今回到中国,让她有些担心的是,一句中文不会说的孩子,放到幼儿园或是一年级,会不会哪也跟不上。
至于嫁到日本10年的吴艳丽则说,5岁的女儿从日本回到中国后,一直陷于恐慌之中,邻居家娶媳妇放鞭炮就会吓得她一直发抖,一个劲儿地喊:“地震!又地震了!”这样的精神状态,短时间内绝不能再回日本。可吴艳丽也担心,孩子一句中文不会,哪个幼儿园能接收?
事实上,带着孩子回国,遇到这个难题的母亲不在少数。外侨办主任王伟新认为,两千多人的归侨中,九成以上来自非重灾区,他们只是短期躲避,心理上稍微稳定之后,就会返回日本正常工作生活,因此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不会有太大的困扰。至于重灾区侨民需要长期停留的,王伟新表示,在现有教育基础下,为孩子们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事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除了和妈妈一起回国的,还有些孩子,是被父母单独送回中国。
王健、王强两兄弟就是在地震一星期后,被妈妈送上飞机自己飞回来的。两人的日本名字分别是福田健和福田强。哥哥15岁,弟弟14岁。家住东京,在一所叫清新二中的公立学校读书。爸爸是“遗二代”,他们出生在日本,小时候父母工作没办法照顾,就把他们送回了中国,小学五年级接回日本,而今,因为地震再次回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这便是小哥俩短短十几年的人生轨迹。
日本的学校已经复课了,不回去上学吗?提到上学,兄弟俩说:“我们是想快点回去上课,可我妈说,他们要回来。”孩子的大姨崔明霞插话说,妹妹妹夫正准备关掉东京的餐馆回国,虽然损失会比较大,但总还是觉得,回来踏实。
一句“回来踏实”,投射出太多日本“遗二代”与中国故乡的情感。也许,日本“3·11”大地震又会造成一批日本孩子留在方正,当然,他们不再是“遗孤”,这是他们爸爸妈妈的故乡、他们祖父母的故乡。血浓于水,这里,是他们的根。
……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必再担心接连不断的余震,不用紧盯着电视看核泄漏的进展,不需要仔细研究超市里蔬菜的原产地,当然,更不需要再去揣测东电公司发布的数据是否真实……李玉琴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显然,她已经抖落掉了日本“3·11”大地震带来的那些不安、焦虑和恐惧。
“我这不是避难,是回家。”今年52岁的李玉琴是中日混血儿,在她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标签——遗二代。她的妈妈冈崎芳子是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争遗孤。1945年,年仅3岁的冈崎芳子被养父张久山收养,在黑龙江省方正县长大、成家、生子。20多年前,冈崎芳子回国,李玉琴带着中国丈夫和女儿,跟随妈妈回到了日本,他们一家就住在福岛。
地震、海啸、核泄漏,3月11日开始,多重灾难的叠加让福岛成了不折不扣的重灾区。虽然眼下一家人都平安,但核泄漏未来造成的影响和伤害到底会有多大,谁也无法预计。李玉琴一家老小,回到他们曾经的家乡方正县。而年逾7旬的冈崎芳子因行动不便,留在了日本。
“开拓团”民成为天皇“弃民”
“其实,最想回来的是妈妈。年龄越大,妈妈越爱说这句话,是中国养父母的爱,让她有了幸福完整的人生。”
然而,那不是一个仅仅关于冈崎芳子个人的温暖的人生故事,而是一段恨恕交织、令人刻骨铭心的血色历史。与冈崎芳子一样,当年有4500名日本妇女和孩子,走进了方正县3000多个家庭,他们的命运也永远地和这座小城拴在了一起。
方正县位于佳木斯和哈尔滨的中间位置,地处平原,土壤肥沃,水陆交通便利。1936~1944年期间,日本先后向方正县派出了七个“开拓团”,一个当时被称作“红部”的“开拓团”总部也设立在方正。“‘开拓团’霸占方正农民现成的土地,把很多人赶到穷山僻壤去开荒,方正县共两万多公顷肥沃土地被强占,绝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病死饿死在荒山上。”专门从事方正侨乡研究的学者郭相声,向《小康》记者讲起这段历史。据方正县志记载,仅1941年一年,永安西屯一带山沟里,一天死亡人数最多达30人,“挑灶”(方正县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这一带因此也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仓皇溃退,那些平民身份的入侵者——“开拓团”民便成了天皇的“弃民”。有家不能回,无处躲烽烟,沦落至绝望的境地,以致在异国土地上集体自杀、点火自焚。
郭相声叹息着说:“日本人成片地抛尸荒野的事时有发生。”而在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期间,不断有散落在东北的“开拓团”民涌往方正县的“红部”集结,总计一万多人,为的是取道哈尔滨回国。他们当中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长途的艰难跋涉,瘟疫流行,再加上天寒地冻缺衣少食,大量的“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活着的也已是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这个曾经光鲜显赫的“开拓团”总部,一时间,竟成了“开拓团”民的难民营。
方正人收留曾经的敌人
经历了13年战争蹂躏的方正人,伤口裸露在外,仍在滴血。一大批日本难民滞留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奄奄一息。若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于心不忍;若是伸手相助这些曾经涂炭生灵的侵略者,又情何以堪?
这是发生在一位方正母亲和一个日本小女孩之间的对话,再简单不过,似乎解答了这个难题。
“几天没吃东西了?”
“三四天没吃了,就喝了点水。”
“怪可怜的,上我们那去吧。我不打你,就为了救你的命,来年春天你们国家来接你们的时候,再让你们回去。”
这个小女孩叫加藤隆子,今年已经71岁,住在名古屋。
就这样简单的对话之后,一个接一个,陆陆续续,难民营里的妇女和孩子被当地人领走,进入了方正县一个个普通的家庭。热腾腾的玉米粥,暖和和的热炕头,亲热热地拉家常……这些濒临死亡的日本难民看到了生的希望。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收养他们的这些中国家庭,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有的家里丈夫被日本人杀害,有的孩子命丧关东军之手,有的妻子遭受日军凌辱死里逃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方正县境内共收留收养了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虽然当时每个家庭的生活都非常困难,但这些日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上学、劳动、结婚、生子。无论是饥饿还是政治动荡,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农民对待“敌人”的孩子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很多中国家庭宁愿让亲生儿女辍学,也供养日本遗孤读书甚至到大学毕业。
6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在不停追问:是什么力量促使方正人向那些曾经的“敌人”伸出温暖的手、给他们以生的希望?已有三个孩子却又领养了一个日本遗孤的鲁万富说:“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一句话,便可代替千言万语!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方正遗孤回日、侨眷赴日人数大幅增加。考虑到中国养父母的感情,日本政府规定,必须获得中国养父母的同意,才允许回国,几千位中国养父母,无一人拒绝签字。虽然依依不舍,但还是把亲手养大的孩子,送回了他们自己的祖国。
一批又一批与日本有亲缘、血缘关系的方正人陆续定居和侨居日本。不仅如此,由于亲戚朋友的介绍,也有越来越多的方正女孩嫁到日本,在日本开枝散叶。方正县逐渐演变成黑龙江省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人数最多的县,成为著名的侨乡,23万人口中,华侨及侨眷就有8.6万,占全县总人口的47%。
两座公墓的对望
在方正,有一片树林,被称为中日友好园林,在这片树林里,有中国唯一的一座日本人公墓——“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是当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为日本遇难侨民修建的。而与这座公墓形成独特“历史对称”的,则是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
“中国养父母公墓”的兴建者,是6岁时被方正县庆丰村刘振权、吕桂云夫妇收养的日本遗孤远藤勇。
远藤勇幼年随全家由日本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在“开拓团”里。当年“开拓团”撤离时,远藤勇的祖父母、母亲和姑姑都死在了途中,年仅6岁的远藤勇成了遗留在中国的众多日本孤儿中的一个。1946年春天,方正县庆丰村的中国农民刘振权、吕桂云夫妇在难民收容所,将生命垂危的远藤勇收养,取名刘长河。这对农民夫妇在远藤勇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直将他培养至大学毕业,远藤勇成为了一名令很多同龄的中国人都羡慕的人民教师。
1974年,远藤勇携妻儿回日本定居,并在日本创办东京东商株式会社,成为返乡遗孤中的佼佼者。返回日本的远藤勇一度将养父母接到身边,但两位老人不习惯异国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养父母,他还先后几次给方正县的学校、政府捐款,1995年他再次捐资200万日元在“日本人公墓”旁建造了“中国养父母公墓”,他说,所有收养过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百年之后都可以安葬在这里,接受来访者的凭吊,远藤勇还亲手写下了“永世不忘养育之恩”几个字。
而今,坐落着两座公墓的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树种不一,树木高矮不同,这是近年来到这里祭奠的各个日本团体种下的,每棵树前立着的木牌上写着种树者的姓名和居住地,还有一段段凭吊者的感慨之言:“战争中你们离去,和平时我们到来!”“愿中日两国永不再战!”……
做个永远的中国人
日本“3·11”大地震,把方正人的心瞬间揪紧,揪得生疼!
方正县在日华人华侨三万五千余人,住在宫城、福岛、岩手等重灾区的约300人!
3月12日,方正县政府几经周折,与日本福岛、岩手取得联系并公布联系电话;3月14日,方正县开始迎回来自日本地震灾区的华人华侨,政府有关部门前往看望慰问;3月22日,黑龙江省出入境管理部门开通绿色通道,集中为日本灾民办理护照和签证延期手续……地震过去一个月,在日的亲人有了平安的音讯,有一部分已陆续归来。
从日本回来的侨民,大多住在侨村。侨村是个别墅区,红瓦蓝墙,一片静谧安详。
“我的抽屉里永远放着10万元现金,遇到什么事,我一定要有买机票回国的钱。”9年前嫁到日本的陈俊英举手投足已十足的日本主妇模样,可是一开口,那浓重的东北腔立刻就淹没了生疏和距离。
“地震没啥怕的,日本人没有躲地震的。你说我是啥时候才开始害怕的?就是14号,核电站3号炉冒烟之后。海啸过后说核电站爆炸,10公里、20公里,政府开始划圈儿,这也没啥可怕的,我家虽在福岛,可离核电站80公里,还远着呢。可是到14号,说3号炉也冒烟了,孩子也不让随便喝水了,这下可就坐不住了!”马上离开福岛!福岛的机场走不了了!去新潟吧,坐新干线,新干线封了!从高速走吧,高速封了!加油站一次限定只能加10公升汽油!提款机也提不出现金了!“把几辆车的汽油集中到一辆车上,所有的现金和存折划拉划拉都带在身上,我带着孩子和朋友开车去了新潟。”买机票的过程相当于中头彩。“当时27号之前的机票已经全卖完了!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竟买到了16号的退票!不论上海还是哈尔滨,只要能到中国的地方的票就买。”拿着机票陈俊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回到了中国,陈俊英还牵挂在日本的公婆和丈夫。公婆已经80多岁了,当时决定离开的时候,陈俊英主张全家人一起走,但在佳能电子公司工作的丈夫要继续上班坚守岗位,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好在家里损失不大,房子在地震中只是掉了几片瓦。
“只要能把孩子带出去,孩子安全了,我们就放心了。”陈俊英说,把孩子带回方正,公婆是放心的。因为60多年前方正人收留日本遗孤的事,老人们也都清楚。每每说起,公婆都是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伟大。不仅是这两个老人,只要是了解那段历史的日本人都表示,如果是中国人把孩子放在日本,日本人不一定能够做到把他们领回家并抚养成人。可是关于侵华战争,说起来态度就有些含糊,“战争那时候,大家都挺苦的。”陈俊英说,几乎所有接触过的日本人,说到侵华战争都用这一句话带过绝不深谈。
而今,陈俊英每天与日本的家里通电话,电话那边的老人和电话这边的孩子总是泪眼婆娑。婆婆说,家里储存的土豆洋葱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偶尔去超市买点外地进来的绿叶的菜,福岛地产的蔬菜仍然是不敢吃。婆婆还说,福岛东边的农村,已经推迟了水稻种植期,种出来的米到秋天敢不敢吃、能不能卖掉也不知道。“日子还会照常过下去。”婆婆电话里不停这样念叨。
血浓于水,这里是他们的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4月11日,方正县日本归国侨民已达2000多人。其中,重灾区归国人员为120余人。方正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伟新介绍,从登记的情况来看,归国人员除了一小部分是全家回来,其余绝大多数是母亲带着孩子回来的。
4月6日开始,日本新一年度已经开学了,陈俊英的儿子本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如今回到中国,让她有些担心的是,一句中文不会说的孩子,放到幼儿园或是一年级,会不会哪也跟不上。
至于嫁到日本10年的吴艳丽则说,5岁的女儿从日本回到中国后,一直陷于恐慌之中,邻居家娶媳妇放鞭炮就会吓得她一直发抖,一个劲儿地喊:“地震!又地震了!”这样的精神状态,短时间内绝不能再回日本。可吴艳丽也担心,孩子一句中文不会,哪个幼儿园能接收?
事实上,带着孩子回国,遇到这个难题的母亲不在少数。外侨办主任王伟新认为,两千多人的归侨中,九成以上来自非重灾区,他们只是短期躲避,心理上稍微稳定之后,就会返回日本正常工作生活,因此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不会有太大的困扰。至于重灾区侨民需要长期停留的,王伟新表示,在现有教育基础下,为孩子们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事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除了和妈妈一起回国的,还有些孩子,是被父母单独送回中国。
王健、王强两兄弟就是在地震一星期后,被妈妈送上飞机自己飞回来的。两人的日本名字分别是福田健和福田强。哥哥15岁,弟弟14岁。家住东京,在一所叫清新二中的公立学校读书。爸爸是“遗二代”,他们出生在日本,小时候父母工作没办法照顾,就把他们送回了中国,小学五年级接回日本,而今,因为地震再次回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这便是小哥俩短短十几年的人生轨迹。
日本的学校已经复课了,不回去上学吗?提到上学,兄弟俩说:“我们是想快点回去上课,可我妈说,他们要回来。”孩子的大姨崔明霞插话说,妹妹妹夫正准备关掉东京的餐馆回国,虽然损失会比较大,但总还是觉得,回来踏实。
一句“回来踏实”,投射出太多日本“遗二代”与中国故乡的情感。也许,日本“3·11”大地震又会造成一批日本孩子留在方正,当然,他们不再是“遗孤”,这是他们爸爸妈妈的故乡、他们祖父母的故乡。血浓于水,这里,是他们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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