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的几大挑战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十二五,规划,几大,挑战
- 发布时间:2011-06-14 13:22
“十二五”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和轨迹走下去，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遇上一道“坎”，因为有几条经济曲线可能在那时出现“拐点”
“十二五”规划在“两会”上以96.6%的高票通过，这一方面说明各界代表对“经济转型”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趋于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也说明各界代表对提高民生、改善贫富差距的殷切期盼和热诚希望。但是，在支持和拥护“十二五”规划的同时，也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它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也就是它的“短板”与“挑战”。
转型：亟需平台呼唤高效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两大挑战，都关乎“转型”，一个是为转型而欲搭建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迟迟不能到位；另一个是转型的效率问题——各地仍在追求高投入、高增长。
为实现久已提出的“调整”和“转型”战略任务，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做搭建“基础平台”和“支撑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视不够，我们三个主要的“基础平台”（教育投入、科技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连续几年甚至几个五年计划都完不成既定目标，迟迟不能到位。以教育投入为例，“九五”就提出要在20世纪末达到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一连3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4个五年计划的2012年才能基本实现。前后拖延了17年。
为了由“资源消耗型”转向“科技拉动”，为了解决需求结构失衡而加大消费的拉力，我们转型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是对教育的投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广大民众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这几个关键性的基础平台，不是7年出不了台，就是连续两三个“五年计划”完不成预定目标。而这几个平台又讲究的是中长期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说，“十二五”规划或者今后10年，既是刻不容缓的“转型期”，又是我国追补相关政策和基础平台的“还债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型”，就要降低增长速度以进行内部调整，故“十二五”规划将增长速度降到7%。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增长10%以下的只有4个省市，增长12%以上的有14个省市，13%以上的有3个省市。看来，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规划重点。
“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总量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而各地若以这样的“高速”，将打破“十二五”规划对资源、能源、资金、环境发展的统筹协调安排。“十二五”规划通过的总量控制，实在是难以支撑这种经济翻番的需求。中央和地方的步调不一致，“转型”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此外，“十二五”期间的投资计划也需要调整，因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部分投资，还是显露出“投资拉动”的传统思路而不是注重“转型”和“质量”、“效益”，故“十二五”的部分投资计划，如传统产业和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都还需要重新调整。
“未富先老”尚未触及，贫困人口还将大增
“计划生育”改革滞后，后期会产生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和老龄化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5%，超过世界各国人口的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超前20年。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7.4%，2050年将上升到27.8%。
据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透露：中国将在2024～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65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14%，60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20%，步入到“人口负债”期。另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到2017年中国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拥有10.01亿劳动力，人口红利“获利期”将结束。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补利期”，若以20年倒推计算（出生20年后开始生育子女），则应该早在2004～2006年，甚至在2000年左右（以最佳生育期24～26岁计）就应开始推行“生育二胎”的政策，以缓解“老龄社会”和弥补“人口红利”的问题。
中国当前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已“未富先老”。
中国从2001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预计到2017年左右“人口红利”亦将结束。也就是说，中国在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为何称作“未富”呢？因为我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78美元，而据世界银行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即我国连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还不到，中国的人均GNI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排列世界的第125位，怎么有勇气称“富”呢？
我国今后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愈来愈严重。老龄化加速，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这是“十二五”规划中所缺失的重要部分。
“未富先老”问题尚未触及到根本，贫困人口还将在“十二五”期间大增并突破一亿，扶贫标准也将会上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按照我国贫困标准线计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
但是，1985年到2009年，24年来我国贫困线标准仅增长约5倍，而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标准太低，且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
2009年，中国新启用1196元贫困线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增加了3倍。但如果中国“与世界接轨”——按联合国标准计算，则中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若按世界银行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应是2.5亿之多。
我国目前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使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但却因为收入超过了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和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则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贫困标准，据称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这将使贫困人口总数大增，可能上升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人口。在“十二五”期间以至未来10年，随着“中国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扶贫人数的大增，扶贫开发的任务艰巨，返贫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也要增大。
“18亿亩红线”能否保全？
因为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的概念，因此“18亿亩红线”是否能够真正保全，还值得研究。
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即“增减挂钩”政策。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
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2008年和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但这项政策被一些地方政府“曲解”利用，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虽说国家采用“增减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但我认为，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它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
“级差地租”的理念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根据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的。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我国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有6.09%。而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增减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要“1亩换1亩”，当然不行，因为要拿5亩山地换1亩好地才能价值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土地“价值”或“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保住了，但“粮食总产”保不住，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保不住了。
未来五年将影响中国长远发展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例如，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虽然单位能耗和排放可以被降低，但耗能和污染总量仍在继续增大。
再比如，“工资倍增”呼声一片，民众翘首期盼，但我却要对“工资倍增”计划进行质疑。在此，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未富先老问题没有根本触及”与“贫困人口将会突破1亿”，这两点和“对工资倍增计划的质疑”形成“交汇点”，因为三个问题和难点都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消费”能否被拉升起来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和难点的同时叠加，使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困难和艰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困难并下大决心解决，才能辟出新境。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十二五”规划重点提出“结构调整”、“机制改革”、“管理创新”，但未把“体制改革”列为重点。其实，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会来自于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集权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突破；腐败根源在于制度性障碍，等等。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如不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的转换很难实现。
以上是“十二五”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以我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和轨迹走下去的话，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会遇上一道“坎”，因为有几条经济曲线可能在那时会出现“拐点”。比如，“人口红利”将会趋于零；比如，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而使其投资的转换效率降至70%以下，以至使“经济增速”再不能达到高增长；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动乱线”，等等。几条曲线如果同时出现拐点，将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从这里，我们也可体会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转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十二五”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五年，我们转型效果的优劣，将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发展。如果我们解决或极大地缓解了贫富差距，就消除了对“动乱线”的担忧；如果我们把消费需求提拉起来，就不必担忧投资转换效率的降低。
中国的经济通过转型，又会走上一条新的坦途。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本刊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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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在“两会”上以96.6%的高票通过，这一方面说明各界代表对“经济转型”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趋于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也说明各界代表对提高民生、改善贫富差距的殷切期盼和热诚希望。但是，在支持和拥护“十二五”规划的同时，也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它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也就是它的“短板”与“挑战”。
转型：亟需平台呼唤高效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两大挑战，都关乎“转型”，一个是为转型而欲搭建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迟迟不能到位；另一个是转型的效率问题——各地仍在追求高投入、高增长。
为实现久已提出的“调整”和“转型”战略任务，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做搭建“基础平台”和“支撑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视不够，我们三个主要的“基础平台”（教育投入、科技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连续几年甚至几个五年计划都完不成既定目标，迟迟不能到位。以教育投入为例，“九五”就提出要在20世纪末达到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一连3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4个五年计划的2012年才能基本实现。前后拖延了17年。
为了由“资源消耗型”转向“科技拉动”，为了解决需求结构失衡而加大消费的拉力，我们转型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是对教育的投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广大民众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这几个关键性的基础平台，不是7年出不了台，就是连续两三个“五年计划”完不成预定目标。而这几个平台又讲究的是中长期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说，“十二五”规划或者今后10年，既是刻不容缓的“转型期”，又是我国追补相关政策和基础平台的“还债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型”，就要降低增长速度以进行内部调整，故“十二五”规划将增长速度降到7%。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增长10%以下的只有4个省市，增长12%以上的有14个省市，13%以上的有3个省市。看来，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规划重点。
“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总量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而各地若以这样的“高速”，将打破“十二五”规划对资源、能源、资金、环境发展的统筹协调安排。“十二五”规划通过的总量控制，实在是难以支撑这种经济翻番的需求。中央和地方的步调不一致，“转型”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此外，“十二五”期间的投资计划也需要调整，因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部分投资，还是显露出“投资拉动”的传统思路而不是注重“转型”和“质量”、“效益”，故“十二五”的部分投资计划，如传统产业和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都还需要重新调整。
“未富先老”尚未触及，贫困人口还将大增
“计划生育”改革滞后，后期会产生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和老龄化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5%，超过世界各国人口的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超前20年。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7.4%，2050年将上升到27.8%。
据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透露：中国将在2024～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65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14%，60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20%，步入到“人口负债”期。另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到2017年中国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拥有10.01亿劳动力，人口红利“获利期”将结束。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补利期”，若以20年倒推计算（出生20年后开始生育子女），则应该早在2004～2006年，甚至在2000年左右（以最佳生育期24～26岁计）就应开始推行“生育二胎”的政策，以缓解“老龄社会”和弥补“人口红利”的问题。
中国当前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已“未富先老”。
中国从2001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预计到2017年左右“人口红利”亦将结束。也就是说，中国在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为何称作“未富”呢？因为我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78美元，而据世界银行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即我国连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还不到，中国的人均GNI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排列世界的第125位，怎么有勇气称“富”呢？
我国今后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愈来愈严重。老龄化加速，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这是“十二五”规划中所缺失的重要部分。
“未富先老”问题尚未触及到根本，贫困人口还将在“十二五”期间大增并突破一亿，扶贫标准也将会上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按照我国贫困标准线计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
但是，1985年到2009年，24年来我国贫困线标准仅增长约5倍，而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标准太低，且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
2009年，中国新启用1196元贫困线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增加了3倍。但如果中国“与世界接轨”——按联合国标准计算，则中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若按世界银行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应是2.5亿之多。
我国目前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使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但却因为收入超过了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和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则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贫困标准，据称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这将使贫困人口总数大增，可能上升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人口。在“十二五”期间以至未来10年，随着“中国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扶贫人数的大增，扶贫开发的任务艰巨，返贫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也要增大。
“18亿亩红线”能否保全？
因为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的概念，因此“18亿亩红线”是否能够真正保全，还值得研究。
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即“增减挂钩”政策。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
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2008年和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但这项政策被一些地方政府“曲解”利用，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虽说国家采用“增减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但我认为，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它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
“级差地租”的理念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根据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的。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我国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有6.09%。而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增减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要“1亩换1亩”，当然不行，因为要拿5亩山地换1亩好地才能价值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土地“价值”或“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保住了，但“粮食总产”保不住，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保不住了。
未来五年将影响中国长远发展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例如，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虽然单位能耗和排放可以被降低，但耗能和污染总量仍在继续增大。
再比如，“工资倍增”呼声一片，民众翘首期盼，但我却要对“工资倍增”计划进行质疑。在此，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未富先老问题没有根本触及”与“贫困人口将会突破1亿”，这两点和“对工资倍增计划的质疑”形成“交汇点”，因为三个问题和难点都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消费”能否被拉升起来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和难点的同时叠加，使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困难和艰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困难并下大决心解决，才能辟出新境。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十二五”规划重点提出“结构调整”、“机制改革”、“管理创新”，但未把“体制改革”列为重点。其实，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会来自于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集权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突破；腐败根源在于制度性障碍，等等。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如不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的转换很难实现。
以上是“十二五”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以我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和轨迹走下去的话，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会遇上一道“坎”，因为有几条经济曲线可能在那时会出现“拐点”。比如，“人口红利”将会趋于零；比如，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而使其投资的转换效率降至70%以下，以至使“经济增速”再不能达到高增长；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动乱线”，等等。几条曲线如果同时出现拐点，将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从这里，我们也可体会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转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十二五”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五年，我们转型效果的优劣，将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发展。如果我们解决或极大地缓解了贫富差距，就消除了对“动乱线”的担忧；如果我们把消费需求提拉起来，就不必担忧投资转换效率的降低。
中国的经济通过转型，又会走上一条新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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