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骗子”横行中国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洋骗子,横行,中国,货款
- 发布时间:2011-07-07 15:10
“洋骗子”成为义乌这个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顽疾，久治不愈，制度建设年年喊，洋骗子却愈演愈烈
2011年3月1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户反映MI公司拖欠货款。义乌警方调查发现，该公司印度籍老板Zahid Shaikh ，已于2010年10月23日自杭州萧山机场离境。此时，被该公司拖欠货款的经营户已有70家。
3月9日，优凯国际公司拖欠货款4个多月未支付，公司业务员失去联系。义乌警方发现该公司办公室大门关闭，空无一人。此时，该公司还在市场上订货，很多经营户仍未发现异常。
3月16日，国际先锋公司拖欠大量货款，无法联系。
3月23日，艾尼斯科公司以各种理由延迟付款，最终失去联系。
3月30日，旺丰进出口有限公司拖欠货款，失去联系。
4月6日，B.R GLOBLE TRADING CO公司在货款到期后失去联系。
4月8日，AM C.AL-MINAR.S.I公司拖欠货款，失去联系。
4月11日，义乌警方调查顶端贸易公司时发现，该公司已拖欠房东数千元水电费，两名外籍工作人员都持旅游签证，分别于5月3日和5月9日到期，公司老板开始只承认自己是世界之窗贸易公司的老板。
开设A公司骗货，过段时间再改头换面成B公司的手法，在义乌已屡见不鲜。
4月19日，义乌经侦调查鑫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时发现，该公司提供的地址实际上是另一家名为苏谊的进出口公司。消息公布后，一些经营户才取消了与鑫源的订单。
这只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小老板们辛酸故事的一小部分。
从2003年开始，“洋骗子”开始横行义乌，成为义乌这个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顽疾，制度建设年年喊，洋骗子却愈演愈烈。
2009年，仅被市场经营户报案，涉嫌诈骗或拖欠货款老板逃匿的外贸公司就达159家，涉及货物价值达4亿多人民币，受害经营户达3000余家。
义乌经侦部门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几年，义乌警方每年受理的涉嫌合同诈骗、外贸诈骗的案件多达100多起，涉及金额在五六千万元以上，并在以每年30%左右的幅度递增。
冲着赊销模式来的洋骗子
义乌公安局经侦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龚卫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洋骗子”增多最直接的原因，是赊账经营愈演愈烈，买卖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采购主体不规范，准入门槛过低，案件发生后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案件定性、追赃、处置困难，损失很难挽回。
最重要的就是赊销模式，即客户支付少量定金甚至无定金，让义乌商户先将货送到客户的仓库，半个月到1个月之后再付款。
“很多洋骗子是听说了义乌的赊销模式，才专门来行骗的，就是看到了这个时间差。”龚卫东说，在他接触到的案件中，很多“洋骗子”都是在本国身无分文，专门来义乌“淘金”的，而一夜暴富的“成功案例”又吸引了更多的洋骗子。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凤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前的案件中，洋骗子大多是“专业”的，即来义乌就是为了行骗，捞一票就走。最近几年，“金融危机冲击下，有些在义乌经营多年的公司也难以为继，就在最后撤离的时候狠骗一把，更难防备。”
“2005年之前，我们就呼吁义乌经营户坚持‘30%原则’——商户至少要向外贸公司收取货物总价30%的定金。”龚卫东说。
这就是“洋骗子”的7寸，因为“洋骗子”在骗到货物之后，只有两种处理方式，要么当作仓库尾货就地低价销售，要么运回本国，但如果支付了30%的定金，“洋骗子”就获利有限了。
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看起来，30%原则百利而无一害，但就是无法通行。
“义乌市场里，充斥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产品相似度极高，基本没有特色。”胡凤林说，这样的市场环境导致义乌小商品经营户间长期处于低级竞争中，要么降价，要么就给予客商更长的账期。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早已是薄利，价格竞争的空间有限。龚卫东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争抢生意，义乌经营户就在账期上竞争，“赊账的金额越来越大，账期越来越久，隔壁给你1个月账期是吗？我给你2个月。”
金融危机之后，在义乌的外贸公司逃匿事件不断增多，经侦大队作为打击合同诈骗犯罪的主力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义乌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朱金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大量的精力都被用来安抚被骗商户了。
经常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商户来报案，闹哄哄地站在门口。”但大部分情况下，骗子早已离境了，经侦部门此时立案、受理，已经太迟了。
不少在义乌诈骗后卷货、卷款外逃的外商，涉及的涉外机构并未到省工商局登记，警方很难收集到证据，无法对案件明确定性。而外商在交易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的相关证据很难查找，特别是货物资金的去向很难查清，一旦外商逃到境外，侦破难度更大。
最好的防骗手法—— 收取30%定金始终无法施行，朱金弟只得退而求其次，建立一个能让经营户摸清对方底细的系统。
预警平台遇冷
2009年9月，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经济案件预警及贸易信息采集系统（下简称：预警平台）建立。义乌经营户只要对合作的公司有怀疑，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申报，由警方对这家公司分析和调查，并在3天内反馈。
预警平台负责人、义乌经侦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龚卫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预警平台最主要的作用是信息汇总和调查，在大量线索中发现蛛丝马迹。汇总的内容包括外商采购的商品种类、数量、金额；涉及经营户数量；付款方式、时间和交货时间。调查则包括采购商的身份、住址、身份证件的核实、签证有效期、租房信息、出入境信息、货代公司信息、违法犯罪记录信息、公司工作人员信息。
截至2011年1月，义乌经侦通过预警平台，侦破了16起特大市场合同诈骗案件，刑事拘留了10名犯罪嫌疑人，上网追逃6名，直接为市场经营户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达4000多万元。
预警平台并没有迎来经营户热情参与。
2009年，义乌经侦接到经营户报案反映骗货逃匿的公司有62家，但其中有25家，是已经在预警平台上预警过的。2011年1月5日至24日，不到20天的时间里，7家外贸公司骗货逃跑，其中4家公司，是预警平台很早之前就发布过预警的。
龚卫东做了很多贴纸，印上预警平台网址，挨家挨户地贴在商户们的电脑显示屏上。
过些日子再去一圈，龚卫东差点气炸了肺，绝大部分经营户还是没有上过预警平台，“有的说，生意太忙了，没空。我当时火就上来了，没空你怎么还在电脑上打游戏，看电影呢？”
“几个月前，一个洋骗子逃跑了，受骗的商户有160多家。当时只有1个商户填报了信息，看到了我们的预警，把货拉回去了。其实，预警信息就在首页，上去就能看到，这100多家经营户就是不看。”龚卫东说。
“经侦大队总共31名干警，实际办案的只有18个人，2010年，填报的信息有6500多条，光核实过没有问题，输入数据库的就有1600家企业。”龚卫东说。
为了在短时间内反馈信息，经侦大队借用了派出所的力量。
“外国客商有没有在派出所如实登记备案，有没有超期居留、非法居留、证件真假等等问题，都委托给派出所。但人家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行，有时候，我们着急要核实，又不好意思催得太紧，那种心情外人很难体会。”龚卫东说。
2010年，龚卫东将预警平台的日点击量从2009年的几百次，提高到了1.7万次，但和义乌6.2万商户的总数相比，无疑还是太少了。
赌徒心态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还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义乌营销服务部总经理金晖。
2010年，这个设在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东辅楼4楼两个房间里的服务部，承保金额为3亿元左右，赔付了300万元，赔付率达100%。
“经营场地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不然，我们都坚持不下去。”金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2年来赔付了100%，政府还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但义乌的小商户依然不买账。
“2010年，承保金额同比增长了40%，但整个2010年，愿意走几步，来咨询一下的人，只有1000人次。”
金晖说，投保的成本平均在投保金额的1%左右，但大部分义乌经营户的利润也就在2%到3%左右。“除非生意很大，被骗的风险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不然大部分商户，还是抱着赌徒心态，就为了这1%的利润博一把。”
“小农思想再加上无序的竞争，导致义乌的‘前店后厂’完全没有抱团意识，接到订单的小心翼翼、遮遮掩掩，抢订单的完全不讲规矩，不讲人情。”金晖说，多年的无序经营，导致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至今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经营理念，科学管理、法律维权的观念也难普及。
恶化的市场环境，也给希望建立自有品牌，采用现代经营方式的尝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的王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产业水平低下和市场无序竞争已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是义乌赊销模式难以改变的根源。
再无人追债
跨国追债，对义乌经营户来说，更早已是个日渐遥远的历史。
过去几年，胡凤林还接受过几次跨国追债的委托，但基本都没有成功过，“现在基本没人再想去追债了。”胡凤林说，这其中原因复杂。
“案件普遍都是受骗商户人数多，单人的金额少，人一多，意见就难统一，有些人就怕到国外追债，钱没追回来，又扔进去一笔；有的经营户自己和外商联系上了，外商一旦承诺给钱，经营户反而不敢逼急了，结果一拖再拖，时间一旦超过2年，再采取别的措施也没用了。”
另外，目前的“洋骗子”主要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本身的法制也不健全，即使找过去，也很难得到该国很好的配合，中国的领事馆，也不方便直接干预经济纠纷。”
义乌经营户自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早几年，国外还有专门的商账追讨公司，专门替义乌的经营户提供追债服务。“他们在各个国家都有合作机构，成功之后再按总金额的20%到50%收费。”问题是，“几乎所有来咨询的小商户，都没有正规合同。有的订货单上，都没有对方的签名。即便通过法律维权，证据上也不规范齐全。”
洋骗子不是义乌“特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沈国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洋骗子已经渗透到中国各地、各个行业，“只是被诈骗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
沈国兵说，目前，除了针对小商品出口行业外，洋骗子在中国最常采用的方式还包括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中国企业对银行信誉的轻易信任心理，利用假信用证、假银行汇票、假资信证明诈骗；利用中资企业急于出口创汇的心理，以放长线钓大鱼式进行诈骗。
还有洋骗子甚至会利用中国地方政府吸引FDI的急切心理，进行合资前期费用的诈骗。
《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特约撰稿吕爽 | 浙江义乌、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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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户反映MI公司拖欠货款。义乌警方调查发现，该公司印度籍老板Zahid Shaikh ，已于2010年10月23日自杭州萧山机场离境。此时，被该公司拖欠货款的经营户已有70家。
3月9日，优凯国际公司拖欠货款4个多月未支付，公司业务员失去联系。义乌警方发现该公司办公室大门关闭，空无一人。此时，该公司还在市场上订货，很多经营户仍未发现异常。
3月16日，国际先锋公司拖欠大量货款，无法联系。
3月23日，艾尼斯科公司以各种理由延迟付款，最终失去联系。
3月30日，旺丰进出口有限公司拖欠货款，失去联系。
4月6日，B.R GLOBLE TRADING CO公司在货款到期后失去联系。
4月8日，AM C.AL-MINAR.S.I公司拖欠货款，失去联系。
4月11日，义乌警方调查顶端贸易公司时发现，该公司已拖欠房东数千元水电费，两名外籍工作人员都持旅游签证，分别于5月3日和5月9日到期，公司老板开始只承认自己是世界之窗贸易公司的老板。
开设A公司骗货，过段时间再改头换面成B公司的手法，在义乌已屡见不鲜。
4月19日，义乌经侦调查鑫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时发现，该公司提供的地址实际上是另一家名为苏谊的进出口公司。消息公布后，一些经营户才取消了与鑫源的订单。
这只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小老板们辛酸故事的一小部分。
从2003年开始，“洋骗子”开始横行义乌，成为义乌这个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顽疾，制度建设年年喊，洋骗子却愈演愈烈。
2009年，仅被市场经营户报案，涉嫌诈骗或拖欠货款老板逃匿的外贸公司就达159家，涉及货物价值达4亿多人民币，受害经营户达3000余家。
义乌经侦部门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几年，义乌警方每年受理的涉嫌合同诈骗、外贸诈骗的案件多达100多起，涉及金额在五六千万元以上，并在以每年30%左右的幅度递增。
冲着赊销模式来的洋骗子
义乌公安局经侦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龚卫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洋骗子”增多最直接的原因，是赊账经营愈演愈烈，买卖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采购主体不规范，准入门槛过低，案件发生后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案件定性、追赃、处置困难，损失很难挽回。
最重要的就是赊销模式，即客户支付少量定金甚至无定金，让义乌商户先将货送到客户的仓库，半个月到1个月之后再付款。
“很多洋骗子是听说了义乌的赊销模式，才专门来行骗的，就是看到了这个时间差。”龚卫东说，在他接触到的案件中，很多“洋骗子”都是在本国身无分文，专门来义乌“淘金”的，而一夜暴富的“成功案例”又吸引了更多的洋骗子。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凤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前的案件中，洋骗子大多是“专业”的，即来义乌就是为了行骗，捞一票就走。最近几年，“金融危机冲击下，有些在义乌经营多年的公司也难以为继，就在最后撤离的时候狠骗一把，更难防备。”
“2005年之前，我们就呼吁义乌经营户坚持‘30%原则’——商户至少要向外贸公司收取货物总价30%的定金。”龚卫东说。
这就是“洋骗子”的7寸，因为“洋骗子”在骗到货物之后，只有两种处理方式，要么当作仓库尾货就地低价销售，要么运回本国，但如果支付了30%的定金，“洋骗子”就获利有限了。
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看起来，30%原则百利而无一害，但就是无法通行。
“义乌市场里，充斥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产品相似度极高，基本没有特色。”胡凤林说，这样的市场环境导致义乌小商品经营户间长期处于低级竞争中，要么降价，要么就给予客商更长的账期。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早已是薄利，价格竞争的空间有限。龚卫东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争抢生意，义乌经营户就在账期上竞争，“赊账的金额越来越大，账期越来越久，隔壁给你1个月账期是吗？我给你2个月。”
金融危机之后，在义乌的外贸公司逃匿事件不断增多，经侦大队作为打击合同诈骗犯罪的主力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义乌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朱金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大量的精力都被用来安抚被骗商户了。
经常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商户来报案，闹哄哄地站在门口。”但大部分情况下，骗子早已离境了，经侦部门此时立案、受理，已经太迟了。
不少在义乌诈骗后卷货、卷款外逃的外商，涉及的涉外机构并未到省工商局登记，警方很难收集到证据，无法对案件明确定性。而外商在交易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的相关证据很难查找，特别是货物资金的去向很难查清，一旦外商逃到境外，侦破难度更大。
最好的防骗手法—— 收取30%定金始终无法施行，朱金弟只得退而求其次，建立一个能让经营户摸清对方底细的系统。
预警平台遇冷
2009年9月，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经济案件预警及贸易信息采集系统（下简称：预警平台）建立。义乌经营户只要对合作的公司有怀疑，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申报，由警方对这家公司分析和调查，并在3天内反馈。
预警平台负责人、义乌经侦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龚卫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预警平台最主要的作用是信息汇总和调查，在大量线索中发现蛛丝马迹。汇总的内容包括外商采购的商品种类、数量、金额；涉及经营户数量；付款方式、时间和交货时间。调查则包括采购商的身份、住址、身份证件的核实、签证有效期、租房信息、出入境信息、货代公司信息、违法犯罪记录信息、公司工作人员信息。
截至2011年1月，义乌经侦通过预警平台，侦破了16起特大市场合同诈骗案件，刑事拘留了10名犯罪嫌疑人，上网追逃6名，直接为市场经营户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达4000多万元。
预警平台并没有迎来经营户热情参与。
2009年，义乌经侦接到经营户报案反映骗货逃匿的公司有62家，但其中有25家，是已经在预警平台上预警过的。2011年1月5日至24日，不到20天的时间里，7家外贸公司骗货逃跑，其中4家公司，是预警平台很早之前就发布过预警的。
龚卫东做了很多贴纸，印上预警平台网址，挨家挨户地贴在商户们的电脑显示屏上。
过些日子再去一圈，龚卫东差点气炸了肺，绝大部分经营户还是没有上过预警平台，“有的说，生意太忙了，没空。我当时火就上来了，没空你怎么还在电脑上打游戏，看电影呢？”
“几个月前，一个洋骗子逃跑了，受骗的商户有160多家。当时只有1个商户填报了信息，看到了我们的预警，把货拉回去了。其实，预警信息就在首页，上去就能看到，这100多家经营户就是不看。”龚卫东说。
“经侦大队总共31名干警，实际办案的只有18个人，2010年，填报的信息有6500多条，光核实过没有问题，输入数据库的就有1600家企业。”龚卫东说。
为了在短时间内反馈信息，经侦大队借用了派出所的力量。
“外国客商有没有在派出所如实登记备案，有没有超期居留、非法居留、证件真假等等问题，都委托给派出所。但人家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行，有时候，我们着急要核实，又不好意思催得太紧，那种心情外人很难体会。”龚卫东说。
2010年，龚卫东将预警平台的日点击量从2009年的几百次，提高到了1.7万次，但和义乌6.2万商户的总数相比，无疑还是太少了。
赌徒心态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还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义乌营销服务部总经理金晖。
2010年，这个设在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东辅楼4楼两个房间里的服务部，承保金额为3亿元左右，赔付了300万元，赔付率达100%。
“经营场地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不然，我们都坚持不下去。”金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2年来赔付了100%，政府还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但义乌的小商户依然不买账。
“2010年，承保金额同比增长了40%，但整个2010年，愿意走几步，来咨询一下的人，只有1000人次。”
金晖说，投保的成本平均在投保金额的1%左右，但大部分义乌经营户的利润也就在2%到3%左右。“除非生意很大，被骗的风险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不然大部分商户，还是抱着赌徒心态，就为了这1%的利润博一把。”
“小农思想再加上无序的竞争，导致义乌的‘前店后厂’完全没有抱团意识，接到订单的小心翼翼、遮遮掩掩，抢订单的完全不讲规矩，不讲人情。”金晖说，多年的无序经营，导致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至今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经营理念，科学管理、法律维权的观念也难普及。
恶化的市场环境，也给希望建立自有品牌，采用现代经营方式的尝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的王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产业水平低下和市场无序竞争已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是义乌赊销模式难以改变的根源。
再无人追债
跨国追债，对义乌经营户来说，更早已是个日渐遥远的历史。
过去几年，胡凤林还接受过几次跨国追债的委托，但基本都没有成功过，“现在基本没人再想去追债了。”胡凤林说，这其中原因复杂。
“案件普遍都是受骗商户人数多，单人的金额少，人一多，意见就难统一，有些人就怕到国外追债，钱没追回来，又扔进去一笔；有的经营户自己和外商联系上了，外商一旦承诺给钱，经营户反而不敢逼急了，结果一拖再拖，时间一旦超过2年，再采取别的措施也没用了。”
另外，目前的“洋骗子”主要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本身的法制也不健全，即使找过去，也很难得到该国很好的配合，中国的领事馆，也不方便直接干预经济纠纷。”
义乌经营户自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早几年，国外还有专门的商账追讨公司，专门替义乌的经营户提供追债服务。“他们在各个国家都有合作机构，成功之后再按总金额的20%到50%收费。”问题是，“几乎所有来咨询的小商户，都没有正规合同。有的订货单上，都没有对方的签名。即便通过法律维权，证据上也不规范齐全。”
洋骗子不是义乌“特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沈国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洋骗子已经渗透到中国各地、各个行业，“只是被诈骗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
沈国兵说，目前，除了针对小商品出口行业外，洋骗子在中国最常采用的方式还包括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中国企业对银行信誉的轻易信任心理，利用假信用证、假银行汇票、假资信证明诈骗；利用中资企业急于出口创汇的心理，以放长线钓大鱼式进行诈骗。
还有洋骗子甚至会利用中国地方政府吸引FDI的急切心理，进行合资前期费用的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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