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萌生于极端杂乱街面的服务业的繁荣，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眼中另有解读—— 就是政府没有把城市形象放在首位，而是放手让民众自己在服务领域找到就业渠道
最近有机会访问了新加坡和越南。这两个仅有数小时航程的国家，第一印象却让人恍若隔空。
新加坡，世界级花园城市。道旁大树参天，绿草如茵，人流车流，井然有序。密布城市的雨道沟渠，干净畅通，绝无淤积；各小区组屋整洁簇新，时常可见30年楼龄的“新楼”。在这个接近赤道、高温多雨、几乎完全被植被覆盖的国家，却很难看到蚊子，足见其环境何等洁净。
而越南，恰恰有着迥异的视觉效果。不管在胡志明市还是河内，汽车、摩托车才是街道的主角，如何过街成为游人必须学会的第一课。
街边的房子更是奇特。极少有门面超过4米的铺面，一条街上，几十甚至上百户住家店铺就这样窄窄地挤靠在一起，相互支撑着攀援向上，五颜六色，各款各型。如想品尝越南著名的美食冰咖啡、牛肉粉、法国面包，也很难找到可以从容坐下的店铺内堂。在街边，简单的桌子一撑，就是个“饭店”了。
然而，不管严谨如工笔画的新加坡，还是恣意如泼墨山水的越南，在画布的B面，却是非常相似：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从自身国家特点出发，务实地选择治理模式。以此为前提，不管是新加坡的“大政府小社会”，还是越南的“小政府大社会”，看似两种迥异的管理模式，都能殊途同归。
对国家管理模式的选择，特殊性往往先于普遍性。以新加坡来看，一方面自建国起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种族存在纷争，自然资源贫乏；另一方面，受上下尊卑、伦常有序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视安全与效率。
于是，政府不断向社会灌输危机意识，以及政府必须引领发展的理念，逐渐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李光耀总理在西方人眼中颇具专制色彩的治理方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单。
与新加坡不同，越南是农业经济，统一前历经了100多年的战乱，统一后又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底子很薄。上世纪末，越南借鉴较之早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按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分步走的路子，先易后难，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从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尽管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仍然保持了接近8%的增幅。
活力来自哪里？首先来自行政管理中的“放权运动”。据介绍，越南2000年颁布《企业法》，取消几百个行政许可法规，登记手续从40个降至11个，费用从平均2200美金降至200美元。
如今，尽管越南街头仍然少见林立高楼，河内找不出一家大型豪华购物中心，但几乎每条街上，都可见蓬勃发展的民间经济。这种萌生于极端杂乱街面的服务业的繁荣，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眼中另有解读—— 就是政府没有把城市形象放在首位，而是放手让民众自己在服务领域找到就业渠道。
在我们访问的越共中央经济管理研究所，经济学家们都认同一点：经济改革促使国民经济从政府补贴型过渡到自由贸易型，是越南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比较和借鉴是求知的两个路径。以此观照中国，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和清醒—— 世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良政模式，我们所要坚持的，不是某一种模式，而是务实的态度、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寻求新知的勇气。
文/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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