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那桶传奇 滇藏分界线上的隐秘村庄

　　秋那桶是云南沿怒江前往西藏的最后一个村庄，属丙中洛乡管辖，离丙中洛17公里，再往北80公里可以抵达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传统意义上的秋那桶，怒、藏两族杂居，全村人都信奉天主教。

　　随着著名导演田壮壮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的传播，从丙中洛通往西藏察瓦龙的这条茶马古道渐为人知。在2004年修通公路之前，它被称为“云南最后的茶马古道”。而秋那桶作为滇藏分界线上的村庄，同时也是天主教在怒江的最远传播地，承载了历史与现实、宗教与文化的交融。

　　在这条云南最后的茶马古道上，自然与人文辉映；在这条隐秘的传教士之路上，历史与现实交融。田园风光，淳朴民风，教堂歌声，还有位知书达理的“和平大叔”……只要你深入，肯定会有惊喜的发现。

　　出生地：隐秘的传教之路

　　1626年，人们进入西藏古格王国首府，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挂在山腰上闪闪发光的十字架。但接下来的200多年，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不断遭到驱逐，教堂被捣毁，教徒甚至沦为奴隶。进入西藏的通道受到严密监控。

　　1852年，法国传教士罗勒拿乔装打扮，从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沿怒江北上，潜入一个叫做秋那桶的怒族村寨。他发现，有一条来自东方的山脊，向西笔直延伸，山背后就隐藏着他苦苦寻找了8年的西藏王国。于是他翻山进入西藏察瓦龙，租用崩卡山谷建立传教据点。1865年，西藏芒康喇嘛持枪攻打崩卡教堂（史称“崩卡事件”），才建起一年的秋那桶简易教堂也受到冲击，30岁的传教士吕项为了掩护教友先走，在过怒江溜索时不幸被追来的喇嘛用枪击中，22天后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另一个传教士毕天祥率领众教友逃到澜沧江边的维西境内，买地垦荒、筑房、建教堂，形成一个小村，以教友团体名命为“茨古”。

　　1888年，德钦的传教士任安守来到碧罗雪山东面的白汉洛，建起怒江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教堂，其间他也曾取道秋那桶去察瓦龙传教，却再次遭到武装喇嘛追杀。1905年，维西掀起反洋教浪潮，此后再发“白汉洛教案”，包括茨古、白汉洛在内的碧罗雪山10座教堂被捣毁，两位神父身亡。任安守砍树枝当溜索板成功逃脱。清政府出面后，教会和教友获得赔偿，任安守在贡山大展宏图，并重回秋那桶。就这样，吕项神父死去半个世纪后，十字架在他倒下的地方再次竖起。任安守花3年时间建起一个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式教堂，颇为壮观，但他至死都无法逾越山顶的那条分界线。

　　传教士们想要进察瓦龙，察瓦龙的马帮也想着要出来，因为这里四面环山，封闭隔绝，必须依靠马帮从外界驮运生活物资，而丙中洛离它最近，于是渐渐形成一条茶马古道，通过这条古道，察瓦龙的贝母、黄连、陶器，盐井的盐，与丙中洛、贡山的粮食、土布、棉线等进行交易，并前后延伸至西藏和云南腹地。相比西双版纳－大理－德钦－西藏和四川雅安－康定－西藏这两条传统的茶马古道，它与上述的传教之路一样隐秘，鲜为人知。

　　民国时期的一天，从山那边下来一个高大结实的长头发藏族青年，他叫次称德巴，是察瓦龙瓦布村马帮的赶马人。途经重丁教堂时，他喜欢上了帮神父洗衣做饭的藏族姑娘阿达。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本来家住德钦县巴东村，巴东教堂神父李文增被调派到重丁，雇她带路，最后便留了下来。

　　在李神父面前，两个藏族青年宣誓成为夫妻。当神父再被调派至秋那桶时，这对夫妻也大约在1943年来到这里定居，用三四十块大洋添地两亩。大家都来帮忙建房，夫妻俩把从盐井带来的砂盐送给他们。这时，他们唯一的孩子一岁了，藏名叫顶珠，后取汉名“和平”。

　　童年和少年：父亲失踪，神父过世

　　往怒江和秋天的最深处上溯，秋那桶就坐落在滇藏交界处耸拉勒卡雪山下一块狭长的缓坡上。一千多年前，土著民“阿怒”（贡山怒族）就在这附近居住。喇嘛教从西康省（现四川省）德格经维西康普传入丙中洛后，一些藏人从西藏、德钦、中甸陆续迁徙而来，那时候，秋那桶因隔着高山险水，还只是个信仰原始自然宗教的怒族聚居村。

　　但几个世纪过去，秋那桶受藏文化影响渐大，人们跳的是锅庄，唱的是藏歌，喝的是酥油茶。相比怒江其他怒族，他们除了住木板房，还有藏区普遍的夯土墙房，二楼住人，一楼养牲畜，上下楼梯也是藏区常见的独木梯，上面砍成一个个脚蹬。山下尼打丹村刚落成的教堂，也特意做成藏屋风格。

　　周日下午，68岁的和平送走做礼拜的教友，关上教堂的木门，坐下来，抽着烟回忆说，他父母刚迁来时，藏人很少，父亲跟随村里20多户怒族，从喇嘛教改信天主教。父亲没有因为是外来族群而受到排挤。至于民族之间的争斗，和平只听说喇嘛教刚进丙中洛时曾受到过土著民的攻击，但被喇嘛施展法术用芋头击退，从此大众折服。另一件事是在1949年初，发生了一场丙中洛和外乡群众的械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才消除了隔阂，促进了民族团结。

　　和平的少年时期，正值新旧政权更替，外界动荡也波及山村。1949年10月，贡山才解放2个多月，反动土司和残匪突袭县城，自卫队长带伤撤至秋那桶教堂躲藏，被人出卖遭杀害。1950年和1959年，解放军两经秋那桶沿茶马古道入藏。

　　1958年大跃进时，村里多人被抓，包括和平后来的亲家余新民的父亲。他是德钦县的藏人，曾随解放军入藏做翻译，解放后定居秋那桶，常去察瓦龙为村供销社收购药材。他被抓的原因，据说是与察瓦龙土匪有勾连，因此入狱3年，后平反。另一个说法是，他父亲是富农。但余新民觉得委屈，自己到20岁才穿上第一双鞋，喝的是包谷稀饭，可能仅仅是因为房子建得稍大了点。

　　对和平来说，最大的伤害是在1951年他9岁时，父亲带马队去察瓦龙再没回来。那时，他的父亲已从8年前迁来时的赶马人成为了马锅头，常年行走在滇藏之间，最远去过拉萨和大理。他给儿子的印象是：“喜欢流浪、做生意、交朋友，话多，风风火火，走路很快。”

　　父亲一去不回，和平自此与母亲相依为命。对这段往事，他所谈不多，猜测父亲也许流浪成性，也许是新政权让他害怕，才这样不辞而别。母子俩没有去他的老家寻访，母亲也没再嫁人。30年后，他的亲戚才传话过来，说他的父亲在1962年赶马途中被坏人杀害。

　　对母亲而言，另一个打击是1958年她追随多年的李文增神父去世。和平记得，这是个温文尔雅，走到哪里都跟人主动打招呼的老人，是四川康定的汉人，藏语很好，每年冬天农闲时节都教孩子们学藏文，用藏文念经、唱歌，而且把几个村民送去茨中、康定的神学院求学，回来后再教村民藏文。直到1953年山下村里办起小学，藏文教育才停止。13岁的和平开始读一年级，他的汉名就是丽江来的汉文教师取的。

　　李文增因为是中国人，所以没有像西方传教士那样，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被要求离境。他在87岁时去世，被安葬在教堂东侧。更大的坏消息是，所有宗教信仰从这年开始被禁止，秋那桶教堂的四合院被村公所、供销社、村小学占用。这时，3年级的和平无心读书，跑到母亲的老家德钦巴东村玩了一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藏家故乡。

　　青壮年：和蔼的教堂管理员

　　1961年，19岁的和平与小他一岁的同村怒族姑娘结婚。生产队为他们证婚，给前来祝贺的亲友每人发一支烟、两颗水果糖，大家坐在一起吃点瓜子，这婚就算结成了。

　　“文革”中，教堂和神父的墓被夷为平地，埋在村西山上的天主教徒墓地也被推平用来种包谷。直到1979年国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村民开始聚到教堂遗址上建起的村集体仓库里做礼拜。1988年，秋那桶再迎神父，对方是维西县傈僳族人。在他主持下，次年开始重建教堂和李文增墓地。和平是木匠，他不但带领大家把十字架重新竖立在村中央的上空，而且被推选为4名教堂管理员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也成为秋那桶与这条滇藏茶马古道紧密关系的时间分水岭。

　　之前，马帮和两地山民都取道于此，和平的亲家余新民有时会从供销社买些烟、茶，走一天路，翻过耸拉勒卡雪山，去那边最近的松塔、龙普两个自然村，换取村民擅长编织的竹蒌和烧制的陶罐。那里的村民也多是怒族，讲着和秋那桶一样的怒语，但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都随了察瓦龙的藏民。

　　每年冬春，大雪封山，人们便选择怒江两岸步行道而行。这是一条近路，但道路狭窄险峻，不容驴马，多处险地更是仅有天梯相连。1985年，在察瓦龙乡政府的请求下，贡山县和察隅县商量联合改道，把沿怒江的9处悬崖陡壁炸开，开出一条人马驿道，察瓦龙从此沿怒江直达贡山县城，再不必翻越雪山，里程缩短了15公里。秋那桶自此失去重要作用。那时开路的隆隆炮声响彻山谷，远比茶马古道快捷的公路带着现代文明向怒江上游步步进发。1973年，公路开到贡山县城；1991年，开到丙中洛；2000年，开到秋那桶村委会雾里自然村对面。

　　对余新民来说，生活没有太大改变，他养了4匹马，和村里人组成马帮，多次去察瓦龙和独龙江运送物资。但也许是父亲留下的阴影，和平不赶马，守着12亩包谷地细细耕耘。他一共有5个女儿，她们要么嫁在本村的怒家，要么外嫁到六库和昆明，和平膝下无子，就招了余新民的二儿子小平上门做女婿。

　　和平的母亲和妻子先后去世，他身边就只有女儿和女婿这两位亲人。他把小平当亲儿子看待。这是一对腼腆、孝顺的夫妻，和平很满意。在相对封闭的怒江流域，多种民族能和谐共存，一大原因就是通婚增多，大家都成了亲戚。

　　老年：最后的茶马古道消失

　　洁白的晨雾从怒江上升腾，太阳把金光洒在秋那桶对面的山脊上。68岁的和平留着灰白长胡子，戴着老式雷锋帽，坐在院子里剁喂猪的菜瓜。吃完早饭，他就赶着6头牛去河边的空地上放。

　　在轰鸣的流水声里，他坐在包谷地里回忆一生，有时随着树荫的移动而挪动屁股，好让自己跟上光阴的流逝。牛如果不老实，他就骂几句，用弹弓打石子过去，可是总打不准，让人无法想象他也曾是个弩弓猎人。

　　秋那桶（秋那桶村民小组）现在有41户，大部分仍是怒族。和平说，50岁以上的人都会说怒、藏、傈僳、汉4种语言，为了生活他们曾行走在外，顺着茶马古道赶马、挖草药、物资交换、修路等，要跟不同族群打交道。如今，村里很多人不太会说这么多语言了，汉文教育随着公路普及到各个村庄，说一口流利汉语才最实用。

　　教堂里也能反映语言使用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念经、唱圣歌都是用藏语，因为天主教就是从云南藏区传来的。现在汉语所占比重更大，很多教友用藏语念经文时，手里捧的都是用汉字音节注音的藏语经书，能用藏语领唱圣歌者更是寥寥无几，以教堂主要负责人，一位87岁的怒族老奶奶为佳。虽已老态龙钟，但歌声如天籁之音。

　　太阳西斜，和平开始赶牛回家，牛群穿越村道的情形让人想起茶马古道曾从这里经过，但实际上，随着2004年丙中洛至察瓦龙公路的开通，云南最后一条茶马古道已经消失。余新民把马卖了，村里人偶尔用马把堆肥送到地里。通往耸拉勒卡雪山的马道荒草丛生，只有挖草药的村民出没。

　　余新民与和平家的伙房里，各有一只装满了包谷酒的陶缸和布满了灰尘的火锅陶罐，都是20多年前用粮食从察瓦龙换来的，这是茶马古道给这个村庄遗留下来的不多的痕迹。

　　越来越多的新事物进入村庄。2005年，通往怒江的马道扩为机耕道，前不久铺了水泥，小汽车可以轻便地开到教堂门口。穿着高跟鞋的姑娘、拄着拐杖的老人和背包客四处打量着，寻找迥异于他们的一切细节。小学搬迁到山下了，里面开起了舞厅，每天晚上放着藏语音乐，敲打着沉沉的黑夜。

　　和平疲倦地在火塘边坐下。背后的土墙上，并排挂着圣母玛利亚、耶稣和“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贡山县政府的一张护林宣传图，毛主席在上面微笑挥手，一个大大的“福”字贴在下面。在怀旧的微熏的柴火烟气里，和平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也微微笑着。

　　文袁小兵 图 赵振宇 刘 建明 夏 德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