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威胁一直若隐若现。对于G20全球治理平台而言,危机既是催化剂,也是显影剂。危机推动G20发生发展,而对于危机的治理能力和效力检验着G20存在的必要性。在危机时期,如何准确定位治理问题、提高协商效率是议题成功的关键。在非危机时期,如何在体现短期协商效力和中长期症结治理之间取得平衡,则构成了议题选择的重要考量。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一致性
在G20这个平台上解决全球失衡问题,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G20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平台来让大家面对面对话讨论彼此存在影响关系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往往也与国内政治经济有关。而且,各国发展阶段和情况大相径庭,因此对于失衡问题的关注点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的存在也导致了对于失衡理解的全面性和前瞻性。
但是,G20使得通过对话解决经济失衡的方式变得更为复杂,例如必须考虑如何协调石油输出国的巨额顺差以及在欧元区中的德国贸易失衡等。分歧较多,各国能够就政策协调达成共识的部分较少,最终的协议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从宏观互评而言,各国均以国内目标优先,国际目标为辅,使得在G20平台上提出的针对顺差国和逆差国的再平衡方案,往往倾向结构化和长期化,难以满足部分成员国希望短期解决失衡问题的迫切心态。
从自身利益角度而言,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一致性。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缓慢
法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策略为公开讨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但并不给出任何具体的改革蓝图。其主要目标和提议大致包括四个方面:服务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减少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通过汇率制度和特别提款权SDR的相关变动,支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由于缺乏一致意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议题进展缓慢。该议题下很多具体的讨论内容,如储备货币、国际流动性监管、货币当局合作以及BIS和IMF的发展定位等,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对话、研讨和协商之后,仍缺乏实质性进展。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成功,在多极时代需要国家间达成相对统一的改革意愿,在单极时期则主要由具有绝对领导优势的强势国家加以推进。在现阶段,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作为目前的主要国际货币,美国并不乐见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已无法阻止各国改革现行货币体系的愿望,且越打压改革愿望越强烈。所以在主要储备和结算货币仍为美元的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短期难有大的改变,美国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明显抵制,转而采取低调参与与配合的姿态。
欧洲与中国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较大差异。作为欧元区代表的法国,倾向国际货币多极化。
中国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在自身问题的解决方面,如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面临相当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欧债危机可能推动G20提升到新高度
对待全球金融监管的态度在发达国家内部具有一定分歧,导致推进存在阻力。
金融监管改革是与全球以及各国具体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2010年美国、英国和欧盟相继推出监管新法案等,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开始呈现收紧之势。这些加强监管的政策能够顺利通过,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和民众带来了巨大伤痛,对于金融风险和金融机构的普遍厌恶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融监管改革。
然而,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将威胁经济表现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使得监管改革措施在未来遭遇一定的抵制。
在2011年11月的戛纳峰会上讨论了欧债问题,尽管面临着不少难题,但欧债危机可能推动G20提升到新高度。这传递了欧洲国家需要外力协助克服政治分歧和经济救助的愿望,尤其在克服分歧方面。
面对债务问题,美国与欧元区在解决手段上存在较大分歧。这种分歧的存在进一步引致外界对于欧债问题的担忧,削弱了G7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如果G20能够在欧债问题上更好地诠释问题、厘清救助机制、协调欧元区政府间与民众间的分歧,那么它的国际地位和全球治理形象将因此获益。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呈现放缓迹象,G20全球治理平台的作用再次受到关注。虽然在戛纳G20峰会上,欧债问题随着希腊戏剧性的全民公投计划的变动而消耗了大量关注力,这种戏剧性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让G20难以对其救助迅速达成一致意见或采取行动。但是,2011年通过近11个月的持续工作努力与协调,峰会提供了与增长及就业有关的《戛纳行动计划》以及《戛纳宣言》,圆满完成了外界对于峰会成果的期待。
在经历了8年的G20峰会活动后,全球治理经验和驾驭能力将会得到极大提升。这些都将有助于中国在为世界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时更有自信,也会具有更为开阔的全球治理视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 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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