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厄运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西方医学,中医
- 发布时间:2011-12-01 14:53
西方医学的传入
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医史学界一般将之划分为“两次传入”。第一次是指自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开始，延至清初，所传入的西方医学。
这一时期，西方医学主要通过传教士进行传播。但那时众多的传教士中，真正通医者并不多。同时由于天主教耶稣会的保守本性，这一时期的医学传播并未将真正代表西方近代先进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如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牛顿等人的学说）介绍给中国……一些西医思想（如解剖生理等学说）也被一些中医认识和接受。但在中国医学几千年的积累和注重救治的传统面前，解剖学等西方医学的影响还十分有限。
第二次一般以1805年牛痘术传入为始点。
在这一时期，首先西方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1846年，莫顿（Morton，W.T.G.）在美国表演乙醚麻醉成功，结束了“比速度”的外科手术。1876年，科赫（Koch，R.）首先证实细菌能够产生疾病。至19世纪末，大多数传染病的病原体几乎都被查明并分离培养成功。
其次，此时来华的传教士大多属于基督教新教派，其中的医生也逐渐增多，意在通过医疗配合宣教和扩大在华利益。更重要的是，列强通过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取得了在华的一系列特权，其中就包括“设立医馆”（《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建造“医人院”（《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从而形成了武力、医药、宗教、商业等为一体的殖民策略。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医学不仅凭依其最新的科学成果渐次取得了对中医的比较优势，而且在远超出医学的范围和程度上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持久的回音。
1840年后，围绕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等国家政治，首先兴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医学虽不是作为施政大策出现，也多有牵涉。1962年，洋务派在北京创建同文馆，并于1865年增设医科。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天津医学馆”，1893年由清政府接办，改称北洋医学堂，为我国海军医学校之始。当中日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之时，“西学为用”的医学也迅速转化为“医学救国论”。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发表医学改良意见：“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住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生，而讲免疫……”
梁启超认为欲强国必先强种，保种之道不外两途：“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当时报纸也多有此论。在这些呼吁下，光绪帝决心变法时，对医学也下谕指示：“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后梁启超对此曾有评述：“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
1903年，清政府制订大学堂章程，其中医科大学分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设29门课，中医课居一；药学门设17门课，中药亦仅居一。中医边缘化地位一目了然。随着西方医学的陆续进入，从国人最初的好奇与我自岿然不动，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选择性学习，再到一边倒的西方倾向，医学逐渐从单纯的技术上升为政治，成为促进变革、挽救国家的一种方略。时代的脉搏，形塑着医学的发展，而医学的进境，也成为透视中国政治的一个可靠视角。
中医的厄运
1929年2月23日，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与会的有委员会延聘的委员，包括各市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西医界人士共120人。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通过了由西医余岩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向无联络的中医界达成空前的团结。3月8日，领风气之先的上海40多个团体一起聚会，宣布成立“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倡议3月17日召开中医全国代表大会，共商抗争之计。
是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代表云集上海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三项决议：定3月17日为国医节；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赴南京请愿团。3月19日大会闭幕当晚，由医界名流谢利恒、蔡文芳、陈存仁，药界代表随翰英、张梅庵组成的五人请愿团（另张赞臣、岑志良为随团秘书）连夜搭乘沪宁路火车进南京请愿。在南京期间，请愿团分别向行政院、卫生部、工商部呈文请愿，并得到谭延贻、焦易堂、陈果夫、张静江、孔祥熙、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国民党要人的分别接见。最后，蒋介石也接见了请愿代表，并作出了令代表们放心的表态。
不日，蒋介石下达批谕：兹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备案。又准全国医药业联合总会所请，由国民政府宣布，以3月17日为“国医节”。至此，“废止中医”论争似乎以中医的全面胜利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然而，检视历史我们便可以发现，“废止中医”论争远不是中医厄运与危机的肇始，当时的胜局也不预示着其前程将是一片坦途。事实上，在此之前，废止中医的政府行动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已开了先河，而此后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抑压也是愈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完全把中医药排除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更是公开表示：“余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随后，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教育部也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
对此，全国19个省市的中医界组成中医救亡请愿团，要求中西医平等，中医教育合法化。在这种情形下，北洋政府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更是在有关批示中批评中医“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甚至立案“应毋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也如出一辙。中医界第一次抗争就此失败。
幸运的是，北洋政府未及进一步废弃中医时即已遭推翻。中医的首次厄运就这样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而轻松化解。
……
而民国“废止中医案”后，中医的处境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相反，在政府的抑压下，中医开始逐步走向更为艰难的境地。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打压更加严酷。
1946年，卫生署又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
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在遭遇抵制后，同年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最后，三校被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
在这样的打压下，历时千年的国粹——中医终于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散居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中医研究停滞不前，中医书籍出版维艰，中药生产日益萎缩，中医药店也纷纷倒闭。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废止中医”“废止中医”事件，在医学界、史学界多有所论，人文学家们也偶有涉及，对之的解读更各有出彩，但总的看来还止于中医优劣的比较、文化层面的阐释等，缺少国家的视角和相应的思考。
事实上，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废止中医”，如果不能从国家的角度进行透视和深究，也就难以明了自清末新政一直贯穿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不同政府缘何都采取了如此统一的举措。
从科学的角度看，现代西方医学固然存在许多的专擅，如外科的精进、公共卫生的特长等，但如果仅是这些专长的存在，恐还难以构成“废止中医”的充足理由——中医尽管无法通由现代科学得到实证，却早已经历千年历史的风雨，其间积累的医家精要又岂止接受过千次、万次苛刻的眼光审视和临床的检验！因此，从医学本身的优长或伪劣难以获得“废止中医”的合理逻辑，对之的解释需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结构。
“废止中医”的动力，首先来自对日本成功经验的师法：1894年中日战争的失利，不啻于当头的棒喝。同样地处东亚，同样锁国闭关，甚至同样的压力和困境，而在更早些时期，其还是“朝贡体系”中的一员，日本是如何在如此短瞬而有限的时间里走过西方历百年的征程而强盛和崛起的呢？这骤时成为国人努力追寻的谜底和国家力图效仿的样板。在蜂起的“赴日潮”不断涌动时，日本“成功”的奥秘也源源而来，不仅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刺激着更深的思考，也转化为各种履行和实践。医学即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
日本的转机缘自明治维新的展开。1868年天皇宣布“维新”。是年，政府颁布《西洋医学许可令》，为西医大量引进扫清了道路。后仅三年，时卫生局长长于专斋以“灭汉兴洋”为宗旨，在汉方医师占全国医师79%，西医不足21%，且汉方医在民众中之影响根深蒂固时，主持制订和实施了废除汉方医学、全面西化的卫生政策：以15年为限，分阶段取缔汉方医……
日本以医兴国的经验自然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而清末民初频发的疫病也进一步刺激了“废止中医”的想象。中医于疠疫的束手变成了惨痛的记忆和荒唐的闹剧。泉州鼠疫时，东岳山公墓每天入葬一二百具棺木，连医生也不能幸免；于是，在“保种救国”、“医疗救国”等强烈的呼吁和现实样板的示范下，中医厄运的降临也就势所必然。
“废止中医”也是国家建设自身提出的要求。
古代医生一职，向分为“官医”和“草泽医”两类。其间虽有进退出入，但基本的界限是明显的。
“官医”隶属朝廷，有着相应的行政职别，并按级取俸、按功获赏。他们主要是为皇帝、大臣等诊病施药，也兼从文献编纂整理、医学教育等务。“草泽医”又可称为“民间医生”等，他们或开堂设诊在街衢闹市，或串铃（古代走方医均携带串铃，入村进寨，便手摇串铃，或系于马头，病家闻之，即出延请）游走于江湖码头，或隐影龟缩于乡村野陌，却都成为“疲门”（疲，从病皮声，乃疾病之意）一脉。各种民间医生按其医术、声望、财富等分布在城乡各地，承担着救治疾苦的重任。盛名之下，他们也偶被征召，落入官家一族。
总体看来，在古代社会中，民间的病痛与疾苦难以形成和国家、朝廷的勾连，民众一旦重病沉疴难以救治，也只能怨己命桀，由天处之。虽疫病之年，朝廷也有官医出禁施救，却非常态。当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建设的对象时，国民的基础性地位使国家对民众的健康必须负有基本责任。不能有效守护民众健康的国家也难以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一旦国家面临保护健康的重任，针对医疗的统摄和管理也就成为基本的前提。
正如古代国家无法承担直接面对无数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而限制了其权力的延伸一样，中医的经验性和近巫特征（古语说：中医近乎巫）也体现出与规范化、标准性的格格不入，从而难以被纳入现代国家有效管理的框架之中。
而新近传入的西方现代医疗不仅兼具实验性基础、程式化操作等重要特性，也显示了诸多格外的优长（如外科手术技术等）。在关注群体健康的维度，现代医疗在卫生学上的成就与实践效应，不仅映衬出中医的无力，也增加了国家对之的青睐，从而成为废止中医后的可靠替代。
“有耐心的病人”
国家不仅要对无法规范管理的中医痛下狠手，还要对其病人实施改造——它要“再造病人”。
西医范守渊曾感慨地说：“中国病人之多，称雄天下，到处都是病夫；但，真正够得上资格做病人的，却又实在太少了。”主张新生活的胡适也强调：“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在西医看来，“良好的病人”必须具备信仰、服从和耐心三种品质。但在病急乱投医、久病成良医的习见中，中国人不仅难以绝对顺从医生的检视、安排，且往往要求医生迁就病人。病人治病疗伤也难以从一而终，总期望有速成的良丹、妙药或起死的圣手，往往一试不效即行换医，显示出耐心的缺乏和对医生的不信仰。余岩认为，病人不能忍耐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和整个社会都欠缺“规矩”息息相关。
为此，余岩指出：“嗟乎，通观吾国社会，上下大小人物，其能岸然以轨物自励者，鲜矣，皆埘闲荡检，无规法之可言也。乃至疾病求医，亦不欲绳绳于规矩之中，以自速其死，可为痛苦者也。”
现代医学呼唤着“有耐心的病人”，而现代国家要求着“守纪律的国民”。在此，两者实现了合谋：现代医学借助政治力量不断树立起“文化的权威”，而国家则通由现代医学的武器规训造就着合格的国民。
虽然“废止中医”的浪潮掀起了轩然的风波，国家也体现出持续的努力，但历时千年的传统，早已使中医与民众的生活有了紧密的焊接；同时，在西医高昂的成本与国家经济的虚弱面前，中医“廉、贱、简”的特色也为其争取了依然广阔的生存空间。“废止中医”而不得的这种尴尬（反讽的是，当胡适患肾炎，西医束手无策认为无可救药，经朋友推荐，胡适改投国医陆仲安并得以治愈。为此，一向倡导科学主义的胡适也被余岩讥之为“没有科学头脑的人”），似乎表明着中国的国家建设远非想象中的简单，“革命思维”的决断最终仍要回落到这块坚实的土地等待历史的裁判。
摘自《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
胡宜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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