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专家组里的中国人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WTO争端,中国,贸易
- 发布时间:2012-01-10 15:18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里，所有贸易争端案件都要过“专家组”这一关，它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中国加入WTO十年来，“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性名单”内的中国专家共有19人，但中国籍专家参与裁决案子的机会相对很少，仅在2007年9月，指示名单上的张玉卿被WTO总干事拉米指定为审理厄瓜多尔诉欧盟和美国诉欧盟香蕉案第21.5条执行专家组成员，成为中国籍专家在WTO专家组中任职的第一人。
为了探讨中国专家进入专家组裁决案子的意义以及机会多寡的原因，本刊采访了张玉卿、韩立余、龚柏华等指示性名单内的中国专家。
“极为慎重”的名单选择
2004年3月，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成员中首次出现中国人的面孔，他们是原商务部条法司司长张玉卿、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和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朱榄叶。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作为专家组成员审理将来发生的案件。
“WTO公布名单是在2004年，真正的遴选从200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张玉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向WTO推荐争端解决专家，是WTO成员的一项重要权利，“根据这个规则，中国一入世就有这个权利，但怎么开展，选择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当时还不太清楚。此外，当时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更紧迫的任务，比如清理法律法规，落实入世承诺，还有2002年中国告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这些是当时最紧急的事情。”
在这些火烧眉毛的事情处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可以喘口气了，才把这个事拿上来。”张玉卿说，除了上述原因，当时国内WTO人才储备也是一个问题，“这要花一段时间，WTO的语言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挑选的人最起码英语要非常娴熟，否则就没法承担工作。”
张玉卿当时任商务部条法司司长，负责操作了第一次专家遴选。“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按照WTO要求审查资历，上报商务部批准。”张玉卿说，先通过内部程序推荐，锁定了3个人，“一下子不敢推荐太多，主要考虑到中国刚加入WTO，国内当时对WTO规则熟悉且著书立说的人还不多，一下子推荐一大堆世贸方面的专家，人家也不太相信。”
张玉卿认为第一次推荐显得极为慎重，“还是想要把最权威的先推荐出去，过程很复杂，大致到2003年下半年才选定，然后报到WTO，等到宣布的时候就是2004年了。”
指示性名单上中国专家人数的再次增加是在2006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董世忠和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张月姣加入到了这个名单。
事实上，为了加大在WTO的声音，商务部此次推荐还赋予了董世忠和张月姣更重大的使命。2006年1月，WTO争端解决机构负责“终审”的常设上诉机构中的一位成员去世，WTO开始寻找候选人来填补7人团队中的这一空缺。最初，WTO将各成员提交候选人的期限设为3月底，但中国要求延长期限至4月底。其间，商务部向国内各院校征集名单，最终向WTO推选了董世忠和张月姣两人。
2006年6月底，董世忠到日内瓦参加了选举委员会的面试，选举委员会由WTO总干事拉米，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三个理事会的主席等6人组成。从1993年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以来，董世忠已经手处理了170多个国内外商事仲裁案件。但遗憾的是，这一职位最终被一位更具实战经验的南非教授获得。
2007年11月27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召开会议，正式任命张月姣为该组织的上诉机构成员，这是中国内地的律师首次在世贸组织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她的4年任期从2008年6月1日开始，与来自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其他3名资深律师一起分别接替即将退休的4名成员。
由此张月姣从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中撤出，2008年中国政府推荐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李恩恒作为专家组指示性名单成员，2009年WTO确定通过。
尚无专业律师进入推荐名单
前三次推荐的名额均不多，人数第一次大幅度增加是在2010年。去年2月18日，DSB例会正式决定，将中国政府推荐的李仲周、韩立余、杨国华、鄂德峰、张丽萍、李等6名专家列入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之中。
2011年10月25日，DSB又确认中国政府推荐的陈雨松、龚柏华、洪晓东、黄东黎、史晓丽、索必成、张乃根、张向晨等8人为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名单专家。至此，该名单上的中国籍专家达19人。
“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上的专家，一般都是从事国际贸易及与贸易相关领域的国际组织官员、政府官员、退休官员、有相关经验的知名律师、大学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国际贸易法律的教授。”今年被确定进入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性名单的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龚柏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根据商务部条法司向本刊记者提供的19位专家信息来看，商务部官员有7位，其中条法司3人、世贸司3人、政研室1人。
“从目前的名单上看，纯粹学者背景的有8位，占40%。另外，几位现任或退休的官员也同时被聘任为大学的兼职教授。”龚柏华说，不过目前还没有专业律师进入中国推荐的专家组指示名单，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背景或相关的从业经验的要求，“但中国这几年WTO专业律师成长很快，相信在接下来的推荐名单中，会有专业律师出现。”
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成为专家组指示名单上的专家之后，工作内容与以往的本职工作有何不同呢？“这份名单就类似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仲裁员名单。”龚柏华说。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组不是常设机构，不设办公室，仅保留一个名单，出了案子之后，根据规则由秘书处推荐，总干事指定3个人组成专家组。”张玉卿说。
龚柏华认为，中国推荐专家进入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是中国作为WTO成员的义务和权利。“作为WTO争端解决的推荐专家，应该按WTO规则来审理案子，不受所属国籍的影响，也不代表所属国籍的利益从事。”龚柏华说，因此有多少中国籍的专家进入名单，对涉及中国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间接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中国国籍的专家能够广泛参与裁决案子，与同行交流，与WTO法律司等部门配合，这些经历都会间接影响到其他国籍的专家或WTO工作人员。”龚柏华说，WTO的案子尽管在法律上不具备判例法的地位，但实际上有着这种地位，“因此，中国籍专家参与裁定的案子的结果及推理，可能为涉及中国的类似案子所参考或引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立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专家组成员审理案件，会给这一争端解决制度带入中国的思维、理解和文化，对于塑造这一机制的普适性和全球性是有帮助的，也会促进其更加公平公正，“中国专家组成员的增多，当然也意味着中国专家组成员审理案件的机会增多。”
但迄今为止，中国籍专家中，仅张玉卿参加审理过厄瓜多尔、美国告欧盟香蕉案等两个案子，其他人暂时还未审理过案子。
实战考验不轻松
在张玉卿看来，两次实战经历使他对于WTO细则有了更深理解。2007年9月，张月卿被WTO总干事拉米指定为审理美国诉欧盟香蕉案第21.5条执行审查专家组成员，成为中国籍专家在WTO专家组中任职的第一人。
“指定来得很突然。2007年5月，我正在罗马开UNIDROIT(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理事会，突然收到WTO秘书处发来的邮件，说需要我的履历和联系方式，也不知什么原因。之后，等我回到北京，WTO就发信说要签订保密协议，说要指定我做一个案子。”张玉卿说，关于自己能接到这个案子的背景，他还是从媒体报道上知晓的。
“香蕉案原来的专家组成员，有一个是香港驻WTO的Harbinson，后来他退出了，专家组就空缺一人。
我看有篇报道讲，拉米在香蕉案初始专家组成员组成时拒绝对组成人员发表意见，称自己在欧盟做贸易委员时曾处理过香蕉案，要避嫌，而这次他却说要推荐一个中国人。当然，秘书处还要看履历，最终选到我了。”张玉卿说。
张玉卿之前对香蕉案有过关注，语言、法律等也心里有底，“但毕竟是头一次，还是有压力，最大的难度就是要看的文件浩如烟海，起码几千页，都是英文。还有几十个国家做第三方，欧盟、厄瓜多尔、美国的那些文件都是上百页，还有旁征博引的附件，读起来不容马虎，必须是实打实理解。”
张玉卿向本刊记者展示了香蕉案裁决之后发布的裁决书，整整6大厚本，书页中夹满了纸条，多处有几种笔色的重点标注。“光裁决书就6大本啊，还不算当时各当事方递交的文件。”
除了繁杂的资料外，更煎熬的是工作时间差。“并非像大家想象的签完保密协议后就到一起工作，做两个案子的过程中，我大概去了3次日内瓦，主要是通过网络工作的。秘书处起草文件，网上传过来，我们三个人发评论，三人主席是瑞士的，另一个在澳大利亚。”张玉卿说，因为时差，每次日内瓦下午传文件，他就得等到凌晨。
“WTO的裁决时限非常严格，按天计算，每个案子刚一开始就定下20多个时间点，什么时候递交材料，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做初步、中期和最终裁决，所有日程都要锁定。”张玉卿说。
“阅读、研究强度很大，时间性强，要求语言能力非常高，要求掌握规则非常娴熟。讨论时，案子的情况、WTO规则、先前案例、国际法等，都要随时应对。我们的理念、文化能否被人理解和接受，体现在细微的说理和实证之中。”张玉卿说，WTO非常注重裁决的一致性，“如果对前面相同案子怎么裁的不知道，那是绝不行的。
所以从事WTO的争端解决需要长期的学习、跟踪和研究。”
那么中国专家个人实战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张玉卿认为，论及中国的影响只是一个原则的概念，中国的影响要从每个人做起。“我做这个案子的时候，自己尽力了，得到了专家组主席的高度肯定。个人的工作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中国的影响力问题，我们要从个人做起。”
中国专家还没有进入“圈子”
“逐步在WTO名册中增加中国专家是件好事，体现中国在这方面人才济济，有利于提高中国对WTO规则的认知水平。”张玉卿说，但也不能把名册中的中国专家人数看得太重，“如果不做案子，名单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中国对WTO的影响力如何体现在各方面，包括磋商、谈判水平、包括中国专家在WTO机构中任职人数和地位、包括中国WTO专家在国际上的活跃程度，等等。”
在张玉卿看来，中国籍专家组成员参与审理案件的机会较少的原因，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政治、外交，还有WTO的机制。专家组成员的选择，实际上是在WTO秘书处的控制下搞的，选择哪些国家的专家，秘书处的大脑如何转动就很重要，拉米的决策就很重要。”张玉卿说，总体来讲，欧美、日本等国人员参与审理案件的比较多，中国人同自己的贸易量和其他贸易伙伴相比，显得相当少。
“如何增加中国人在WTO案件裁决中的机会，发挥中国人的水平，是一个挑战，有很多工作要做。”张玉卿说。
在张玉卿看来，WTO对中国专家缺乏了解是造成中国专家较少得到案子裁决机会的一个原因，而问题又在于“我们没有主动让人家了解”。
“研究WTO，就要经常去日内瓦或其他国家参加研讨会，了解国际上其他国家或学者的思考与观点，同时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要善于与他们交流。”张玉卿说，但是中国WTO专家们，有没有资金能力去参加那些研讨会是个疑问，“去一次研讨会起码需要四五万元人民币，一年要参加三四次，谁来承担这笔费用？”
但在国外，这些研究WTO的专家多数能得到各种支持。“研究机构、大企业、律师事务所等都能提供支撑，专家可以放心去研究问题，到处去做讲演，跟WTO那个圈子混得滚瓜烂熟，这对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就很重要，你经常接触，大家就能互相了解，别人了解了你的观点，才能互相融合。”张玉卿说，而现在我们的专家长期不接触这个圈子，到哪去都是新人，“这个就是我们发展自己的专家成员很大的缺陷，怎样给这些专家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主动积极参加国际上重要的研讨会，对提高中国专家的水平很重要，这是个机制问题。”
除了内因，外因亦是重要因素，这涉及到WTO机制存在的潜规则。“如果某国是案子的当事方，一般这个国家的人员不适合做专家组成员了，但WTO有例外，某些西方国家即使是案子的当事方或第三方时，他们的专家依然可以做案件专家组成员。”张玉卿说，而中国就不能这样做。十年里，中国有78个案子做了第三方，WTO官员解释说这使得中国人不再有机会被指定为专家组成员。“我觉得这是一种托词。”张玉卿说。
即使第三方避嫌造成中国专家机会少的原因存在，“情况也不会永远是这样，中国现在以第三方身份参与案件的情形已经开始减少。”韩立余说。
张玉卿的观点有所不同，“要增加裁决案子的机会，我们可以减少做第三方的次数，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并非不做第三方就一定能做专家组成员，没人做这个担保。所以我觉得WTO内部还有些潜规则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讨，有些还要力争。”张玉卿说，中国一直是贸易大国，现在我国出口第一、进口第二，“我们每年按贸易量向WTO交的会费都是名列前茅的，但在WTO问题上，中国人的话语权并未像贸易量、会费那样大。”
张玉卿认为，在WTO话语权的提升虽然要求我们全方位努力，但事情总应该有开始、有重点。他觉得目前值得重点考虑的是，如何把中国人推到日内瓦去工作。“在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上，我们应遴选最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把他们推荐到WTO去工作，甚至去做WTO有关司局的领导。”张玉卿说，这不但对提升中国WTO人才水平大有益处，而且对增大中国在WTO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也大有益处。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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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中国专家进入专家组裁决案子的意义以及机会多寡的原因，本刊采访了张玉卿、韩立余、龚柏华等指示性名单内的中国专家。
“极为慎重”的名单选择
2004年3月，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成员中首次出现中国人的面孔，他们是原商务部条法司司长张玉卿、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和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朱榄叶。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作为专家组成员审理将来发生的案件。
“WTO公布名单是在2004年，真正的遴选从200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张玉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向WTO推荐争端解决专家，是WTO成员的一项重要权利，“根据这个规则，中国一入世就有这个权利，但怎么开展，选择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当时还不太清楚。此外，当时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更紧迫的任务，比如清理法律法规，落实入世承诺，还有2002年中国告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这些是当时最紧急的事情。”
在这些火烧眉毛的事情处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可以喘口气了，才把这个事拿上来。”张玉卿说，除了上述原因，当时国内WTO人才储备也是一个问题，“这要花一段时间，WTO的语言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挑选的人最起码英语要非常娴熟，否则就没法承担工作。”
张玉卿当时任商务部条法司司长，负责操作了第一次专家遴选。“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按照WTO要求审查资历，上报商务部批准。”张玉卿说，先通过内部程序推荐，锁定了3个人，“一下子不敢推荐太多，主要考虑到中国刚加入WTO，国内当时对WTO规则熟悉且著书立说的人还不多，一下子推荐一大堆世贸方面的专家，人家也不太相信。”
张玉卿认为第一次推荐显得极为慎重，“还是想要把最权威的先推荐出去，过程很复杂，大致到2003年下半年才选定，然后报到WTO，等到宣布的时候就是2004年了。”
指示性名单上中国专家人数的再次增加是在2006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董世忠和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张月姣加入到了这个名单。
事实上，为了加大在WTO的声音，商务部此次推荐还赋予了董世忠和张月姣更重大的使命。2006年1月，WTO争端解决机构负责“终审”的常设上诉机构中的一位成员去世，WTO开始寻找候选人来填补7人团队中的这一空缺。最初，WTO将各成员提交候选人的期限设为3月底，但中国要求延长期限至4月底。其间，商务部向国内各院校征集名单，最终向WTO推选了董世忠和张月姣两人。
2006年6月底，董世忠到日内瓦参加了选举委员会的面试，选举委员会由WTO总干事拉米，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三个理事会的主席等6人组成。从1993年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以来，董世忠已经手处理了170多个国内外商事仲裁案件。但遗憾的是，这一职位最终被一位更具实战经验的南非教授获得。
2007年11月27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召开会议，正式任命张月姣为该组织的上诉机构成员，这是中国内地的律师首次在世贸组织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她的4年任期从2008年6月1日开始，与来自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其他3名资深律师一起分别接替即将退休的4名成员。
由此张月姣从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中撤出，2008年中国政府推荐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李恩恒作为专家组指示性名单成员，2009年WTO确定通过。
尚无专业律师进入推荐名单
前三次推荐的名额均不多，人数第一次大幅度增加是在2010年。去年2月18日，DSB例会正式决定，将中国政府推荐的李仲周、韩立余、杨国华、鄂德峰、张丽萍、李等6名专家列入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之中。
2011年10月25日，DSB又确认中国政府推荐的陈雨松、龚柏华、洪晓东、黄东黎、史晓丽、索必成、张乃根、张向晨等8人为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名单专家。至此，该名单上的中国籍专家达19人。
“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上的专家，一般都是从事国际贸易及与贸易相关领域的国际组织官员、政府官员、退休官员、有相关经验的知名律师、大学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国际贸易法律的教授。”今年被确定进入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指示性名单的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龚柏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根据商务部条法司向本刊记者提供的19位专家信息来看，商务部官员有7位，其中条法司3人、世贸司3人、政研室1人。
“从目前的名单上看，纯粹学者背景的有8位，占40%。另外，几位现任或退休的官员也同时被聘任为大学的兼职教授。”龚柏华说，不过目前还没有专业律师进入中国推荐的专家组指示名单，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背景或相关的从业经验的要求，“但中国这几年WTO专业律师成长很快，相信在接下来的推荐名单中，会有专业律师出现。”
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成为专家组指示名单上的专家之后，工作内容与以往的本职工作有何不同呢？“这份名单就类似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仲裁员名单。”龚柏华说。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组不是常设机构，不设办公室，仅保留一个名单，出了案子之后，根据规则由秘书处推荐，总干事指定3个人组成专家组。”张玉卿说。
龚柏华认为，中国推荐专家进入专家组指示性名单，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是中国作为WTO成员的义务和权利。“作为WTO争端解决的推荐专家，应该按WTO规则来审理案子，不受所属国籍的影响，也不代表所属国籍的利益从事。”龚柏华说，因此有多少中国籍的专家进入名单，对涉及中国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间接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中国国籍的专家能够广泛参与裁决案子，与同行交流，与WTO法律司等部门配合，这些经历都会间接影响到其他国籍的专家或WTO工作人员。”龚柏华说，WTO的案子尽管在法律上不具备判例法的地位，但实际上有着这种地位，“因此，中国籍专家参与裁定的案子的结果及推理，可能为涉及中国的类似案子所参考或引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立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专家组成员审理案件，会给这一争端解决制度带入中国的思维、理解和文化，对于塑造这一机制的普适性和全球性是有帮助的，也会促进其更加公平公正，“中国专家组成员的增多，当然也意味着中国专家组成员审理案件的机会增多。”
但迄今为止，中国籍专家中，仅张玉卿参加审理过厄瓜多尔、美国告欧盟香蕉案等两个案子，其他人暂时还未审理过案子。
实战考验不轻松
在张玉卿看来，两次实战经历使他对于WTO细则有了更深理解。2007年9月，张月卿被WTO总干事拉米指定为审理美国诉欧盟香蕉案第21.5条执行审查专家组成员，成为中国籍专家在WTO专家组中任职的第一人。
“指定来得很突然。2007年5月，我正在罗马开UNIDROIT(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理事会，突然收到WTO秘书处发来的邮件，说需要我的履历和联系方式，也不知什么原因。之后，等我回到北京，WTO就发信说要签订保密协议，说要指定我做一个案子。”张玉卿说，关于自己能接到这个案子的背景，他还是从媒体报道上知晓的。
“香蕉案原来的专家组成员，有一个是香港驻WTO的Harbinson，后来他退出了，专家组就空缺一人。
我看有篇报道讲，拉米在香蕉案初始专家组成员组成时拒绝对组成人员发表意见，称自己在欧盟做贸易委员时曾处理过香蕉案，要避嫌，而这次他却说要推荐一个中国人。当然，秘书处还要看履历，最终选到我了。”张玉卿说。
张玉卿之前对香蕉案有过关注，语言、法律等也心里有底，“但毕竟是头一次，还是有压力，最大的难度就是要看的文件浩如烟海，起码几千页，都是英文。还有几十个国家做第三方，欧盟、厄瓜多尔、美国的那些文件都是上百页，还有旁征博引的附件，读起来不容马虎，必须是实打实理解。”
张玉卿向本刊记者展示了香蕉案裁决之后发布的裁决书，整整6大厚本，书页中夹满了纸条，多处有几种笔色的重点标注。“光裁决书就6大本啊，还不算当时各当事方递交的文件。”
除了繁杂的资料外，更煎熬的是工作时间差。“并非像大家想象的签完保密协议后就到一起工作，做两个案子的过程中，我大概去了3次日内瓦，主要是通过网络工作的。秘书处起草文件，网上传过来，我们三个人发评论，三人主席是瑞士的，另一个在澳大利亚。”张玉卿说，因为时差，每次日内瓦下午传文件，他就得等到凌晨。
“WTO的裁决时限非常严格，按天计算，每个案子刚一开始就定下20多个时间点，什么时候递交材料，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做初步、中期和最终裁决，所有日程都要锁定。”张玉卿说。
“阅读、研究强度很大，时间性强，要求语言能力非常高，要求掌握规则非常娴熟。讨论时，案子的情况、WTO规则、先前案例、国际法等，都要随时应对。我们的理念、文化能否被人理解和接受，体现在细微的说理和实证之中。”张玉卿说，WTO非常注重裁决的一致性，“如果对前面相同案子怎么裁的不知道，那是绝不行的。
所以从事WTO的争端解决需要长期的学习、跟踪和研究。”
那么中国专家个人实战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张玉卿认为，论及中国的影响只是一个原则的概念，中国的影响要从每个人做起。“我做这个案子的时候，自己尽力了，得到了专家组主席的高度肯定。个人的工作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中国的影响力问题，我们要从个人做起。”
中国专家还没有进入“圈子”
“逐步在WTO名册中增加中国专家是件好事，体现中国在这方面人才济济，有利于提高中国对WTO规则的认知水平。”张玉卿说，但也不能把名册中的中国专家人数看得太重，“如果不做案子，名单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中国对WTO的影响力如何体现在各方面，包括磋商、谈判水平、包括中国专家在WTO机构中任职人数和地位、包括中国WTO专家在国际上的活跃程度，等等。”
在张玉卿看来，中国籍专家组成员参与审理案件的机会较少的原因，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政治、外交，还有WTO的机制。专家组成员的选择，实际上是在WTO秘书处的控制下搞的，选择哪些国家的专家，秘书处的大脑如何转动就很重要，拉米的决策就很重要。”张玉卿说，总体来讲，欧美、日本等国人员参与审理案件的比较多，中国人同自己的贸易量和其他贸易伙伴相比，显得相当少。
“如何增加中国人在WTO案件裁决中的机会，发挥中国人的水平，是一个挑战，有很多工作要做。”张玉卿说。
在张玉卿看来，WTO对中国专家缺乏了解是造成中国专家较少得到案子裁决机会的一个原因，而问题又在于“我们没有主动让人家了解”。
“研究WTO，就要经常去日内瓦或其他国家参加研讨会，了解国际上其他国家或学者的思考与观点，同时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要善于与他们交流。”张玉卿说，但是中国WTO专家们，有没有资金能力去参加那些研讨会是个疑问，“去一次研讨会起码需要四五万元人民币，一年要参加三四次，谁来承担这笔费用？”
但在国外，这些研究WTO的专家多数能得到各种支持。“研究机构、大企业、律师事务所等都能提供支撑，专家可以放心去研究问题，到处去做讲演，跟WTO那个圈子混得滚瓜烂熟，这对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就很重要，你经常接触，大家就能互相了解，别人了解了你的观点，才能互相融合。”张玉卿说，而现在我们的专家长期不接触这个圈子，到哪去都是新人，“这个就是我们发展自己的专家成员很大的缺陷，怎样给这些专家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主动积极参加国际上重要的研讨会，对提高中国专家的水平很重要，这是个机制问题。”
除了内因，外因亦是重要因素，这涉及到WTO机制存在的潜规则。“如果某国是案子的当事方，一般这个国家的人员不适合做专家组成员了，但WTO有例外，某些西方国家即使是案子的当事方或第三方时，他们的专家依然可以做案件专家组成员。”张玉卿说，而中国就不能这样做。十年里，中国有78个案子做了第三方，WTO官员解释说这使得中国人不再有机会被指定为专家组成员。“我觉得这是一种托词。”张玉卿说。
即使第三方避嫌造成中国专家机会少的原因存在，“情况也不会永远是这样，中国现在以第三方身份参与案件的情形已经开始减少。”韩立余说。
张玉卿的观点有所不同，“要增加裁决案子的机会，我们可以减少做第三方的次数，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并非不做第三方就一定能做专家组成员，没人做这个担保。所以我觉得WTO内部还有些潜规则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讨，有些还要力争。”张玉卿说，中国一直是贸易大国，现在我国出口第一、进口第二，“我们每年按贸易量向WTO交的会费都是名列前茅的，但在WTO问题上，中国人的话语权并未像贸易量、会费那样大。”
张玉卿认为，在WTO话语权的提升虽然要求我们全方位努力，但事情总应该有开始、有重点。他觉得目前值得重点考虑的是，如何把中国人推到日内瓦去工作。“在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上，我们应遴选最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把他们推荐到WTO去工作，甚至去做WTO有关司局的领导。”张玉卿说，这不但对提升中国WTO人才水平大有益处，而且对增大中国在WTO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也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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