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越来越大会是一种趋势

　　笔者站在帝国大厦楼顶，眺望第五大道尽头的楼群，听到带有明显美式中文的解说词：“我们纽约最大的特色就是移民，……我们纽约人不开车，……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央公园不安全，千万别信他。”解说者的语气有些小小的自豪和激动，一点也感觉不到这城市有什么病。

　　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真正达到像纽约、伦敦这样国际性大都市的级别，但“城市病”却已经成了很多人主张控制城市规模的理由。那么，真的城市长大了就会“生病”吗？拥挤的好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世界很少有像纽约、伦敦和巴黎这样层次丰富的城市。世界级大都市的丰富多样，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移民聚集的原因，也是移民聚集的结果。通常，人天生“喜新厌旧”，而且移民的聚集也带来了多元文化，包括多样的饮食。移民之所以聚集在大城市，当然更是因为这里有高收入和就业机会。大城市的好处还有很多，值得专门再写文章讨论。

　　但大都市也会让人感觉到拥挤。人们都喜欢说城市生病了爆炸了，但却很少追问一句，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生活在大城市？拥挤的坏处(比如高房价)很容易被人感受到，但拥挤的好处却往往被忽视。

　　作家亦舒曾说，香港是座最便利的城市。一点不假。在这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市中心的购物和餐饮设施高度集中，同时，地铁和小巴士又通往城市的每个角落。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常常有地道和空中连廊相连接，以至于下雨都不用打伞。拥挤是香港、纽约这类城市的最大特点，拥挤意味着密度高，从而修建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降低了，不至于花了大价钱去建造和维护却没人用。

　　更重要的是，依靠高人口密度来支撑密集的地铁网是所有大城市的共性。结果，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市区，反而出门不需要开车了，因为地铁四通八达。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人多，地铁密，反而出行更便捷。未来，在中国，如果地铁再发达一些，班次再密集些，地铁和地面交通衔接再好些，地铁末端再修些大型的停车场，那么，首先减少开车的，可能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城市越大，污染越重吗

　　大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的难题，再加上对使用汽车的限制——比如香港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再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拥堵费，其结果就是，城市汽车的密度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减少私家车的尾气排放。同时，汽车保有量的控制也使出行的车速不至于太慢，对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也有益。

　　大城市的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欧美城市都曾经历过环境污染再到改善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是城市功能日渐变化。

　　中国目前的大城市污染问题本质上不是因为城市规模大，而是因为公共交通不够便捷，人们仍然大量使用汽车，同时城市还在经历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过程。或早或迟，大城市的功能还是会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单位GDP排污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在高密度的城市楼群里，能源的使用也更集约，更有利于控制整个城市的碳排放。

　　不仅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单位GDP的减排，从总体上来说，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制造业的减排。现在地方政府都知道将产业向园区集中，在一个产业园里，在排放和治理污染方面只需要有一套系统，甚至对于排污的监管都会因为企业的集中而变得容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盲目地将企业搬迁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会加重总体上的环境代价。事实上，当较发达地区已经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时候，也只有欠发达地区才愿意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对于整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来说，过度分散发展工业的模式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城市不是恶之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用“恶之花”来形容巴黎，笔者看，用它来刻画城市的犯罪正合适。人们通常会以为，城市人口增多后，犯罪率也会上升，这也有点道理，因为从理论上来说，犯罪本身也有“规模经济”，人口密度高，犯罪也就容易。

　　事实上，犯罪总是可以治理的，城市规模只是影响犯罪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虽然大城市因人口密度高而使犯罪变得容易，但同时，在大城市防范和治理犯罪也有“规模经济”。比如说，在街头安装的摄像头，在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人口密度高了，每个摄像头能管的人多了，所需要安装的摄像头也就少了。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犯罪率有所上升，但自90年代早期以来，城市的犯罪率有了大幅度下降，大城市犯罪率的下降尤其明显。

　　拉丁美洲的经验也可以观察。一些人认为，拉丁美洲的犯罪率高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些特殊性。其实不然，最新的研究发现，影响拉美国家犯罪率的主要是三个因素：不平等、出警状况和监禁率。换句话说，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如果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加强打击力度，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在一些拉美城市，正是因为实施了这样的政策，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用控制人口的方式来控制犯罪不是最佳的选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城市里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是外来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城市里的移民越来越多了，但如果算比率，恐怕不能说移民的犯罪率天然更高。即便移民真的犯罪率更高，也仍然不能简单地靠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来控制犯罪。应该想到问题的另一面，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比如户籍制度)可能会同时加剧由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让人觉得不公平，从而可能增加犯罪率。

　　人往高处走

　　不少人总是觉得要动用政策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要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种做法恐怕与历史潮流不太吻合。

　　中国古代就有“人往高处走”的说法，在现代经济里，发达的大城市无疑属于“高处”之列。在挪威，过去几年的数据显示，人口仍在向大城市周边集聚，而一般的小城市则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在美国，仍然是那些相对较大的和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扩张得更快。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向郊区扩展，几乎所有城市(除洛杉矶)的平均人口密度都在下降。有趣的是，在过去这些年中，由于人口分布的郊区化也伴随着就业的郊区化，人们上班的通勤时间并没有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明显上升。换句话说，在中国，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趋势，问题只是，工作岗位不能只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否则就会有很多人住在市郊的新区，上班往城里赶，下班往家里赶，高峰时地铁挤得够呛，人也累得够呛。笔者并非建议大城市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取消对户籍的限制，这不现实。但对于当前户籍的准入，一定要“加快速度，降低门槛”。

　　城市发展政策要做的，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流入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越来越大总体上会是一个趋势。在发达国家，由于总人口基本不变，所出现的趋势是部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仍在长大，而一些曾经的制造业中心城市人口有所萎缩。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以及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渡，以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的持续扩张更是自然趋势。但不要认为城市会爆炸性地长大。一方面，城市的扩张必须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而城市规模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逐渐发生的。另一方面，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比如地价和房价)会阻止企业和劳动者无限制地进入大城市。城市发展政策要做的，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的流入，而应该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环境和治理犯罪等多个方面提升城市的宜居程度。随着低收入群体进入城市，他们大量从事低技能的服务业，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城市内部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就需要城市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和廉租房)，使城市内部居民之间福利的均等程度高于收入的均等程度。唯其如此，城市才能够和谐可持续地发展。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此文为“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

　　文 陆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