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信心就在路上

　　历史总是相似

　　关于中国私人企业家，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历史名词，是“黄金十年”。这是著名的汉学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维恺拟定的历史学范式，他们将1928年到1938年这10年时间定为中国私人企业家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事实上，这样的历史考量拥有巨大的实证意义。至少在企业家的层面上，我们在这一段历史风景里，能读到大名鼎鼎的荣氏家族、张謇，还有卢作孚。而在1938年之后，民族救亡不仅压倒了启蒙，也压垮了私人企业的步伐。中国的私人企业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期，一直到1978年，才如梦初醒。

　　我无意去纠缠历史的弊端，相反，我甚至从“黄金十年”的历史范式里读到了中国企业生生不息的密码，并由此增添了对未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黄金十年”的历史里看到了今天中国私人企业发展的方法论，我也在今天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思想中，读到了当年中国企业发展的轨迹。

　　是的，历史总是有着某种相似性。我们所了解的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李东生，他们都起步于国有体制，都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们的市场遍及全球。他们管理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们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们涉足的领域也属于非垄断行业。但他们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又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小心谨慎地碎步前进，他们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

　　我们所了解的任志强、王石，他们在有些时候甚至不太像一名职业企业家，任志强有时候像一名学者，思考着他热爱的市场问题和法治问题；王石则像一名行为艺术家，他的兴趣似乎在高山峻岭之间，在绵延的沙漠之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任志强应该去做一名不错的体制内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王石应该去成为一名NGO的领袖。

　　我们所了解的鲁冠球，他显然得益于浙江人精于商业的传统，他自己奉为经验的原则，竟然是从来不与政府争夺利益，政府做的他坚决不做。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差异化战略，让鲁冠球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为数极少的长青型企业家。

　　我们所了解的陈东升，真正的经济学博士，统领着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国内为数极少的学院派企业家。他的工作一半是企业管理，一半则是对经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我们所了解的刘永行，一个真正的私人企业家，但却拥有众多红色冠冕，他是人大代表，又是纳税大户，这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躲过政府调控之手。

　　而马云，这个互联网上的红人，真正将中国电子商务引入正途的企业家，本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领域高歌猛进，却赢来了诸多政府领导对他的青睐，以至于马云看上去又红又蓝，就像香港市场上人气飙升的“紫筹股”。

　　回望荣氏家族的命运，我们是不是依稀也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的远景呢？

　　中西企业家的最大差异

　　毫无疑问，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

　　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

　　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门户网站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

　　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

　　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地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思想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当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

　　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相信，无论是学院思想家，还是企业思想家，都必然来自历史，又将成为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某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之中。

　　从洋务运动开始思考

　　关于中国的企业家思想，我们所能追溯到的第一个历史源头，应该是清朝的洋务运动。

　　现在看来，洋务运动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次彻底失败的企业案例。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经济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

　　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企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

　　胡光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大名鼎鼎的李鸿章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1877年开办开平矿务局，1878年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有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

　　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种政府大面积操纵的企业史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企业家立志介入民主立宪运动的足迹。

　　侯宜杰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是一本专门研究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家阶层成长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

　　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兼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企业家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

　　在各地的谘议局中，企业家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缴税”的原则。

　　用于实验的一代人

　　历史真是其来有自！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显然与历史有关，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可能我们的企业家一直在探索之中，或者说一直处在某种试验状态。他们之中极少有人能最终成为大器，他们所管理的企业绝大多数将成为过眼云烟，他们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的国家在通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必需的实验品。

　　有一个常识需要重复：当我们有意识地违背一些普世性真理，我们就应该做好失败的准备。或者，当我们在一个落后的整体环境中，有意识地忽视常识，而用更多的力量寻求局部利益，那么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失败。

　　一个现象摆在这里：在我们的企业家强调环境与战略要相匹配的时候，我们过多的是在思考战略，却有意识地忽略了环境。在一个模仿的时代，我们模仿了别人的技术，却有意识地忽略了别人的制度。

　　经济学家沃森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沃森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

　　沃森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2002年，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演讲，杨先生曾经援引诺斯和温格尔的观点，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游戏规则。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的法国则明显不同，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必然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

　　杨先生认为，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传统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法治的制度基础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致死。苏联的失败是一个“后发劣势”的典型例子。

　　有意思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似乎并不了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几乎成为当时政府最骄傲的政绩之一，很多乡镇企业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

　　因为市场规律，那些曾经风光的乡镇企业，如今已经所存无几了，一批企业死亡，另一批企业被改组为民营企业。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企业家的思考总算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后来那些真正有思想能力的企业家，都是从这里出发。让我们把这样的进步看成是一个转折之地，过去是乌有之乡，而未来则脚踏实地。

　　(编者有删节)

　　摘自《我的自由选择：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

　　苏小和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