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优远的红与黑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中国足球,瞿优远,AC米兰
- 发布时间:2012-01-10 16:03
不破不立的中国足球，“破”、“立”在同步进行中。
“立”的方面，管办分离、青训、引进国际大牌，一派“红杏枝头春意闹”；“破”的方面，足坛假赌黑窝案于铁岭、丹东集中开审。在这番热闹中，《体坛周报》原社长瞿优远被宣判了。
无论宣判时机还是涉案人的职业，都很容易被归入上述系列。然而，瞿优远案完全是与中国足球不相干的一个案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瞿优远的事业轨迹完全是中国足球的一条伴行线，几乎与甲A同时开跑，随着职业化的黄金期而渐入佳境，并在日韩世界杯时达到高峰，他的个人际遇又与中国足球同时跌到谷底。其实，这两条线，各走各的（尤其后半段），谁也解释不了谁。
但要解释瞿优远的人生，还是得从体育入手。
采编经营样样红
瞿优远17岁即开始从业于体育报纸，也是罗纳尔多入选国家队的年龄。总之，这个出道年龄很有体育人的范儿。
1988年，《体坛周报》创刊，瞿优远已经是编辑部副主任。按照级别，是副股级干部，采、编、摄、美，事必躬亲，包括上街卖报、骑三轮车给印刷厂送排好的铅字版。一些老的报刊零售商现在还能回忆起当年瞿优远骑着自行车送报纸的情形。但瞿觉得：“当时的心态不对，总觉得自己是国家干部，要面子，不敢吆喝着叫卖。”
这份报纸当时是湖南省体委的机关报，发行量5000份，基本属于本系统内部强制订阅。瞿优远想做大。国际足球是其找到的切入点，这很符合中国作为足球小国“外热内冷”的足球欣赏习惯。
1990年对世界杯的倾力投入，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市场判断，“意大利之夏”结出了“盛夏的果实”。报纸的发行量达9万份。
两年后，瞿优远住进国家体委附近的地下室。他瞄准了体育情报研究所里的最新国外体育情报汇编，软磨硬泡，终于把这些本来会被弃之废纸篓的情报搬上版面。他还开了向军队购买体育资讯的先河。这些有想象力的渠道开拓以及做事韧性，使瞿优远看起来更像是同时代的创业商人，擅于边缘突破。
从第一年到第六年，发行量数据像强迫症一样完美地垒出了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列，12、22、32、42、52、62……第七年时，已不是七七四十九万，而是直接跃升至65万。
接近信息源，这条最基本的新闻理论被瞿优远实践得有声有色并大获其利。在信息匮乏的年代，《体坛周报》靠着更接近信息而打开局面。日子有起色之后，他又要求大事在场，从间接获取信息到直接掘取信息，1998年足球世界杯、2000年奥运会，以及2001、2002年世界杯外围赛等赛事报道上实践着这一套理论，并将《体坛周报》送上巅峰。
尤其是在十强赛前，150万人民币（另有说法是300万）从竞争对手《足球》挖来了与米卢私交甚密的足球名记李响。
2007年5月3日晚，拥有1536万读者群的欧洲体育杂志联盟(ESM)，正式接纳《体坛周报》成为其亚洲唯一的官方合作媒体，欧洲五大联赛，甚至南美都有了《体坛周报》的驻站记者，与运动明星的合影报道成为它的特色，这意味着与国外的消息源无缝对接了。
至此，从靠二手国外足球资讯起家的《体坛周报》完成了向一手的进化，回到起点，划出了一个完美的螺旋上升。
能将一个朴素办报道理演绎得如此华丽的瞿优远，的确是个天才报人。他对用户体验的理解甚至有些乔布斯的神韵，比如，坚持四开小版，便于学生们在课桌下折叠、翻页；买报纸的以学生居多，学生希望在一张报纸里获得很多资讯，所以把字印得很小，而对时下流行的大图和色块充耳不闻。
他以体坛的方式经营着《体坛周报》，“转会”“高薪”这些经常出现在体坛的关键词也时常出现在《体坛周报》上。
天才也有边界。瞿优远在体育传媒之外的拓展鲜有成功；《体坛周报》与其他媒体关系紧张，也为业内共识，与原《足球报》评论员李承鹏之间发生了多次论战；一些老读者也发现《体坛周报》在成了体育平媒老大之后变了，“喜欢占据道德高地”，“逮谁给谁上课”。
唯一不变的是瞿优远与编辑争着做头版的老习惯。在“体坛”已经扩张成一个传媒集团之后，母报《体坛周报》的头版通常还会给瞿优远留着，等他忙完后在下半夜两三点赶来，确定头版的版式、标题、图片甚至字体、字号。他也毫不客气，说一句“你靠边”，就开始亲自挑选图片，设计版面。
“我总觉得要保持办报纸的感觉，最好是在第一线做。我有恐惧，如果我不做了，报纸会走向什么方向。如果开编务会，我说了外行话，大家在下面窃笑……在和编辑的交流中能占上风，那感觉比较好。”瞿优远说。
他通常是在凌晨5点在北京会所的电脑上为《足球周刊》最后一页排好最后一个字，马上又要赶8点的飞机去长沙监督即将出版的《体坛周报》。
“黑”了351.45万
2009年3月，瞿优远再一次从北京返回长沙，这是他最熟悉不过的航线，下飞机后却被陌生的纪检部门人员直接接管了。
一个月后，传出消息：瞿优远“问题可能出在经济方面”。
这令外界大为诧异：《体坛周报》不是瞿优远私人的吗？内部人士这才想起他还有一个处级干部的身份，或许就连瞿优远本人也忘了他当年在街头卖报时敝帚自珍的“国家干部”身份认同。
从20年前每年吃财政5万元做到年利润5000万元，他已走得很远，身份却没有与事业发展同步。瞿优远把《体坛周报》当做了企业，甚至是自己创办的企业，在一系列的改制之后，看起来更像了。
从2004年起，就有人向湖南省体育局告状，认为《体坛周报》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经济问题；2007年，一度有体育局要把瞿优远任命为副局长的说法，但他不肯挪窝；2008年“后奥运时代”，又有群众举报瞿优远等人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并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据《检察日报》的报道，接到举报后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秘密侦查，经过4个多月的初查，该院相继立案查办该报社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公款和贿赂案件8件8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亿元，并有效地遏制了国有资产流失。
2001年，瞿优远为自己做出的人生规划是，用9年时间将“体坛系”做成中国最大的体育传媒集团，然后退休，正好45岁。2009年被“双规”时，他距离这个目标只差一年。
经过两年审理，受媒体界、体育界、企业界三重关注的瞿优远案终于宣判。2011年11月24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一审宣判后，瞿优远没有提起上诉。
长达75页的判决书为瞿优远梳理出三宗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职务侵占罪。关于受贿罪的认定，基于2000年9月至2009年2月，瞿优远收受广州凌视广告公司总经理郭惠发的行贿款共计人民币340.8万元，港币10万元，一共折合人民币351.45万元。
瞿优远因此为凌视提供了调减承包费、长期合作合同的好处。“从公正的角度说，（如果不收取郭惠发的‘好处’）《体坛周报》可能得到更多的增刊广告代理费。”卷宗中记载着瞿优远这样的供述。
挪用公款的事实有两笔。一笔是2003年挪用《体坛周报》社账外资金100万元归还湖南省体育局的借款；另一笔2561万元的挪用款，缘于2004年公司在北京买办公楼。“瞿优远无权对此类重大事项独自作出决定”，需召开社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并要报上级主管部门湖南省体育局批准。而瞿优远的案发，也正是由于被湖南省审计部门查出了上述办公楼的问题，才引发连锁调查。
职业侵占罪是指2008年11月，瞿优远从北京体坛公司借走20万元一直未归还。
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时，还指控被告人犯有挪用资金罪，但这一点没有被法院认定。
据郭惠发等人的证言证词，在这些过程中，瞿优远并没有表现得很贪婪，相反，他还几次拒收郭惠发送的钱。但是，瞿优远并没有对这些有利于自己的证词表现出兴趣。
无法着色的染色体
法官一槌定音。围绕此案的争议却益发不休。
有人为在“体坛系”崛起中居功至伟的瞿优远感到惋惜，功过相抵，量刑过重，把一个报业天才关进了囚笼，浪费才华。当然，法律不是三七开的问题。
有传媒广告的代理人认为，《体坛周报》与凌视几年下来的总代理额至少有五六亿，350万占比1%都不到，离行规的5%回扣差远了，算不得“贿赂”。当然，潜规则不能替代规则、甚至法律而行事。况且，瞿优远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不能忽略。
而事实上，瞿优远的身份认定，正是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的争论焦点。公诉机关认为，瞿优远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但辩方声称，瞿优远以湖南体坛公司董事长身份实施涉案行为时，不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这个难点正是打开瞿优远命门的密匙。
瞿优远的成功既有个人天才成分，又得益于创奇迹的时代。奇迹比比皆是，《体坛周报》不是孤例。比如，1988年，另一名股级干部马明哲在深圳蛇口也开始了创业，目前“平安”已是总资产突破2万亿的国际综合金融集团。
具体而言，《体坛周报》赶上了三股时代的趋势，都是顺势。第一，中国全面转入市场经济语境；第二，新闻单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重属性的概念提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带动了新闻改革的突破，出现新的新闻事业管理模式；第三，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带动了体育产业化、商业化，并迎来了甲A黄金十年，为体育新闻报道提供了丰盈的素材。这一切都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体坛周报》成了报业改革的一根标杆，不仅在体育传媒领域，即使放眼整个中国报界，也堪称市场化改革最决绝、最声名显赫的一个。
然而，当初提出双重属性概念，更多是出于给现实一个合理化的说法的需要，它终究没有解决“归位”问题，在实践中，更靠向事业，还是更靠向于企业，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裁量。
《体坛周报》选择了向企业靠拢。体坛在瞿优远的领导下过分强调市场化的运作，造成经济利益无限至上的错觉。“战友”马德兴评价瞿优远：“你终究是一个生意人。”
然而，瞿优远不是一个职业化的生意人。1998年，《体坛周报》的同龄企业平安，放弃粗放管理，引入麦肯锡等外脑，走上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的路子；同年，《体坛周报》改变了原来以卖内容为主的做法，开始实行日后将瞿优远送进牢狱的广告代理制。
瞿优远的管理模式却没有与时俱进，仍是独揽大权和信任团队相结合。有些做法---比如奖励性提成（分红）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私分资产行为。有人分析，在《体坛周报》发行量突破160万时，找个会计师事务所帮他进行财务和资本运作，而不是自己成立公司，今天的瞿优远或许会像马明哲一样成功。
这名AC米兰的忠实拥趸，也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红与黑。
文|刘耿
……
“立”的方面，管办分离、青训、引进国际大牌，一派“红杏枝头春意闹”；“破”的方面，足坛假赌黑窝案于铁岭、丹东集中开审。在这番热闹中，《体坛周报》原社长瞿优远被宣判了。
无论宣判时机还是涉案人的职业，都很容易被归入上述系列。然而，瞿优远案完全是与中国足球不相干的一个案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瞿优远的事业轨迹完全是中国足球的一条伴行线，几乎与甲A同时开跑，随着职业化的黄金期而渐入佳境，并在日韩世界杯时达到高峰，他的个人际遇又与中国足球同时跌到谷底。其实，这两条线，各走各的（尤其后半段），谁也解释不了谁。
但要解释瞿优远的人生，还是得从体育入手。
采编经营样样红
瞿优远17岁即开始从业于体育报纸，也是罗纳尔多入选国家队的年龄。总之，这个出道年龄很有体育人的范儿。
1988年，《体坛周报》创刊，瞿优远已经是编辑部副主任。按照级别，是副股级干部，采、编、摄、美，事必躬亲，包括上街卖报、骑三轮车给印刷厂送排好的铅字版。一些老的报刊零售商现在还能回忆起当年瞿优远骑着自行车送报纸的情形。但瞿觉得：“当时的心态不对，总觉得自己是国家干部，要面子，不敢吆喝着叫卖。”
这份报纸当时是湖南省体委的机关报，发行量5000份，基本属于本系统内部强制订阅。瞿优远想做大。国际足球是其找到的切入点，这很符合中国作为足球小国“外热内冷”的足球欣赏习惯。
1990年对世界杯的倾力投入，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市场判断，“意大利之夏”结出了“盛夏的果实”。报纸的发行量达9万份。
两年后，瞿优远住进国家体委附近的地下室。他瞄准了体育情报研究所里的最新国外体育情报汇编，软磨硬泡，终于把这些本来会被弃之废纸篓的情报搬上版面。他还开了向军队购买体育资讯的先河。这些有想象力的渠道开拓以及做事韧性，使瞿优远看起来更像是同时代的创业商人，擅于边缘突破。
从第一年到第六年，发行量数据像强迫症一样完美地垒出了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列，12、22、32、42、52、62……第七年时，已不是七七四十九万，而是直接跃升至65万。
接近信息源，这条最基本的新闻理论被瞿优远实践得有声有色并大获其利。在信息匮乏的年代，《体坛周报》靠着更接近信息而打开局面。日子有起色之后，他又要求大事在场，从间接获取信息到直接掘取信息，1998年足球世界杯、2000年奥运会，以及2001、2002年世界杯外围赛等赛事报道上实践着这一套理论，并将《体坛周报》送上巅峰。
尤其是在十强赛前，150万人民币（另有说法是300万）从竞争对手《足球》挖来了与米卢私交甚密的足球名记李响。
2007年5月3日晚，拥有1536万读者群的欧洲体育杂志联盟(ESM)，正式接纳《体坛周报》成为其亚洲唯一的官方合作媒体，欧洲五大联赛，甚至南美都有了《体坛周报》的驻站记者，与运动明星的合影报道成为它的特色，这意味着与国外的消息源无缝对接了。
至此，从靠二手国外足球资讯起家的《体坛周报》完成了向一手的进化，回到起点，划出了一个完美的螺旋上升。
能将一个朴素办报道理演绎得如此华丽的瞿优远，的确是个天才报人。他对用户体验的理解甚至有些乔布斯的神韵，比如，坚持四开小版，便于学生们在课桌下折叠、翻页；买报纸的以学生居多，学生希望在一张报纸里获得很多资讯，所以把字印得很小，而对时下流行的大图和色块充耳不闻。
他以体坛的方式经营着《体坛周报》，“转会”“高薪”这些经常出现在体坛的关键词也时常出现在《体坛周报》上。
天才也有边界。瞿优远在体育传媒之外的拓展鲜有成功；《体坛周报》与其他媒体关系紧张，也为业内共识，与原《足球报》评论员李承鹏之间发生了多次论战；一些老读者也发现《体坛周报》在成了体育平媒老大之后变了，“喜欢占据道德高地”，“逮谁给谁上课”。
唯一不变的是瞿优远与编辑争着做头版的老习惯。在“体坛”已经扩张成一个传媒集团之后，母报《体坛周报》的头版通常还会给瞿优远留着，等他忙完后在下半夜两三点赶来，确定头版的版式、标题、图片甚至字体、字号。他也毫不客气，说一句“你靠边”，就开始亲自挑选图片，设计版面。
“我总觉得要保持办报纸的感觉，最好是在第一线做。我有恐惧，如果我不做了，报纸会走向什么方向。如果开编务会，我说了外行话，大家在下面窃笑……在和编辑的交流中能占上风，那感觉比较好。”瞿优远说。
他通常是在凌晨5点在北京会所的电脑上为《足球周刊》最后一页排好最后一个字，马上又要赶8点的飞机去长沙监督即将出版的《体坛周报》。
“黑”了351.45万
2009年3月，瞿优远再一次从北京返回长沙，这是他最熟悉不过的航线，下飞机后却被陌生的纪检部门人员直接接管了。
一个月后，传出消息：瞿优远“问题可能出在经济方面”。
这令外界大为诧异：《体坛周报》不是瞿优远私人的吗？内部人士这才想起他还有一个处级干部的身份，或许就连瞿优远本人也忘了他当年在街头卖报时敝帚自珍的“国家干部”身份认同。
从20年前每年吃财政5万元做到年利润5000万元，他已走得很远，身份却没有与事业发展同步。瞿优远把《体坛周报》当做了企业，甚至是自己创办的企业，在一系列的改制之后，看起来更像了。
从2004年起，就有人向湖南省体育局告状，认为《体坛周报》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经济问题；2007年，一度有体育局要把瞿优远任命为副局长的说法，但他不肯挪窝；2008年“后奥运时代”，又有群众举报瞿优远等人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并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据《检察日报》的报道，接到举报后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秘密侦查，经过4个多月的初查，该院相继立案查办该报社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公款和贿赂案件8件8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亿元，并有效地遏制了国有资产流失。
2001年，瞿优远为自己做出的人生规划是，用9年时间将“体坛系”做成中国最大的体育传媒集团，然后退休，正好45岁。2009年被“双规”时，他距离这个目标只差一年。
经过两年审理，受媒体界、体育界、企业界三重关注的瞿优远案终于宣判。2011年11月24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一审宣判后，瞿优远没有提起上诉。
长达75页的判决书为瞿优远梳理出三宗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职务侵占罪。关于受贿罪的认定，基于2000年9月至2009年2月，瞿优远收受广州凌视广告公司总经理郭惠发的行贿款共计人民币340.8万元，港币10万元，一共折合人民币351.45万元。
瞿优远因此为凌视提供了调减承包费、长期合作合同的好处。“从公正的角度说，（如果不收取郭惠发的‘好处’）《体坛周报》可能得到更多的增刊广告代理费。”卷宗中记载着瞿优远这样的供述。
挪用公款的事实有两笔。一笔是2003年挪用《体坛周报》社账外资金100万元归还湖南省体育局的借款；另一笔2561万元的挪用款，缘于2004年公司在北京买办公楼。“瞿优远无权对此类重大事项独自作出决定”，需召开社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并要报上级主管部门湖南省体育局批准。而瞿优远的案发，也正是由于被湖南省审计部门查出了上述办公楼的问题，才引发连锁调查。
职业侵占罪是指2008年11月，瞿优远从北京体坛公司借走20万元一直未归还。
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时，还指控被告人犯有挪用资金罪，但这一点没有被法院认定。
据郭惠发等人的证言证词，在这些过程中，瞿优远并没有表现得很贪婪，相反，他还几次拒收郭惠发送的钱。但是，瞿优远并没有对这些有利于自己的证词表现出兴趣。
无法着色的染色体
法官一槌定音。围绕此案的争议却益发不休。
有人为在“体坛系”崛起中居功至伟的瞿优远感到惋惜，功过相抵，量刑过重，把一个报业天才关进了囚笼，浪费才华。当然，法律不是三七开的问题。
有传媒广告的代理人认为，《体坛周报》与凌视几年下来的总代理额至少有五六亿，350万占比1%都不到，离行规的5%回扣差远了，算不得“贿赂”。当然，潜规则不能替代规则、甚至法律而行事。况且，瞿优远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不能忽略。
而事实上，瞿优远的身份认定，正是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的争论焦点。公诉机关认为，瞿优远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但辩方声称，瞿优远以湖南体坛公司董事长身份实施涉案行为时，不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这个难点正是打开瞿优远命门的密匙。
瞿优远的成功既有个人天才成分，又得益于创奇迹的时代。奇迹比比皆是，《体坛周报》不是孤例。比如，1988年，另一名股级干部马明哲在深圳蛇口也开始了创业，目前“平安”已是总资产突破2万亿的国际综合金融集团。
具体而言，《体坛周报》赶上了三股时代的趋势，都是顺势。第一，中国全面转入市场经济语境；第二，新闻单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双重属性的概念提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带动了新闻改革的突破，出现新的新闻事业管理模式；第三，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带动了体育产业化、商业化，并迎来了甲A黄金十年，为体育新闻报道提供了丰盈的素材。这一切都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体坛周报》成了报业改革的一根标杆，不仅在体育传媒领域，即使放眼整个中国报界，也堪称市场化改革最决绝、最声名显赫的一个。
然而，当初提出双重属性概念，更多是出于给现实一个合理化的说法的需要，它终究没有解决“归位”问题，在实践中，更靠向事业，还是更靠向于企业，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裁量。
《体坛周报》选择了向企业靠拢。体坛在瞿优远的领导下过分强调市场化的运作，造成经济利益无限至上的错觉。“战友”马德兴评价瞿优远：“你终究是一个生意人。”
然而，瞿优远不是一个职业化的生意人。1998年，《体坛周报》的同龄企业平安，放弃粗放管理，引入麦肯锡等外脑，走上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的路子；同年，《体坛周报》改变了原来以卖内容为主的做法，开始实行日后将瞿优远送进牢狱的广告代理制。
瞿优远的管理模式却没有与时俱进，仍是独揽大权和信任团队相结合。有些做法---比如奖励性提成（分红）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私分资产行为。有人分析，在《体坛周报》发行量突破160万时，找个会计师事务所帮他进行财务和资本运作，而不是自己成立公司，今天的瞿优远或许会像马明哲一样成功。
这名AC米兰的忠实拥趸，也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红与黑。
文|刘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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