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水危机”求解样本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旅游,敦煌,水危机
- 发布时间:2012-01-10 15:21
日日爆满的航线，络绎不绝的游客，敦煌享受着旅游带来大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水危机：地下水位全面下降，河流断流，湿地消失。
敦煌水危机已引起中央层面的重视，为了不让其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和楼兰，2011年8月6日，水利部部长陈雷深入敦煌，对全面实施《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作出安排部署。
11月上旬，甘肃省政府举行上述规划的启动仪式。规划以中央投入为主，总投资47.22亿元，已呼吁近60年的敦煌调水工程也涉及其中。
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投入，敦煌市水务局局长邓巍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首要的是节水，节水做好后才考虑其他。“国家到2015年的水资源利用率要达到53%，按照规划要求，2020年敦煌地区水资源利用率要达到65%，要求就更高了。”
节水为何要先于调水？本刊记者在深入敦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为了推广节水，敦煌从政府到百姓已焦虑多年，想尽各种办法，这么做的动力，更多源于现实的水枯竭压力。
骄傲背后是勉强维持的焦虑
在河流日益干涸的敦煌，月牙泉仍是当地人的骄傲，但这份骄傲背后是勉强维持的焦虑。
月牙泉位于鸣沙山一带，东西绵延40公里的鸣沙山由流沙堆积而成，千百年来飞沙掩埋了多少历史遗迹，却从未侵袭月牙泉。鸣沙山风景管理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月牙泉在历史上有“百年遇烈风不为沙掩盖”的说法。
欣赏“沙水共生”奇景的游客并不知道，眼前的月牙泉与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风景区解说员俞海润告诉本刊，现在月牙泉的平均水深是1.5米，而在上世纪60年代最深处有11米。不断下降的还有月牙泉的水域面积，从1990年代初的22亩至今已缩减大约一半。
1960年代开始的“向沙漠要良田”运动给敦煌带来严重影响。在“学大寨”等口号下，敦煌各地掀起开垦高潮。1975年，为了灌溉新开垦的农田，月牙泉安装了三台水泵，开始大规模抽水。抽水几个月后，南岸就发生崩塌，泉眼堵塞，月牙泉水位第一次在建国后大幅下降。当时选择了人工注水的方式，但水位未能彻底恢复。
1990年代，月牙泉水位逐年锐减，周边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此前周边沙山下是成片的树林，上面是农民供自家食用的果树。此后，随着外来移民、流动人口的激增，当地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俞海润家住敦煌七里镇某村，该村原本仅20户人家，在1990年代中期迅速增加到60户。为开垦更多土地，沙山下的树木被砍伐，农用机井遍布月牙泉周边。
1999年春，月牙泉水面中间被沙子断开，平均水深低至0.4米，大有干涸危险。为了拯救月牙泉，敦煌市政府采用了泉底垒坝等多种办法，但水位仍持续下降。最后，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通过详细调查才弄清了月牙泉水位下降与周边地下水位下降的关系。原来，月牙泉与整个敦煌盆地的地下水是一个系统，是地下水渗透形成并维持了月牙泉。
“只有敦煌盆地地下水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才能保住月牙泉。”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高级工程师杨俊仓告诉本刊。然而，伴随敦煌市人口和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张，特别是大水漫灌式的农业生产模式，地下水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大量开采。依靠天然地下水补给已远远无法维持月牙泉。俞海润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在月牙泉的周边有标注为“A、B、C、D”的四个蓄水池，每天将从四个方向为月牙泉提供补给，也就是用人工方式对月牙泉进行地表水的渗水。这意味着，天然的月牙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四个蓄水池，虽然也可收集雨水，但因敦煌年均降雨量仅39.9毫米，蓄水池的水主要来自敦煌“母亲河”党河的水库。俞海润遗憾地指出，党河水库目前的蓄水量大部分用于灌溉农田和城市用水，对月牙泉四个蓄水池的水量，并不能保证稳定的供给。
强制节水遇尴尬
月牙泉艰难维持的窘境，只是敦煌水危机的一个缩影。
俞海润今年24岁，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并不太缺水，“10岁左右，家里吃的、浇田的水都是每天或隔天父母去村上的机井压水，从未间断。可是近几年，机井的水常抽不上来，村里人都开始学着省水。”
“我们尽一切可能少打井水。”俞海润说，“只有在春天河水少，需要灌溉时，才被迫多用井水，夏天河水多一些，能有将近半个月不用井水，秋冬河水相对少些，但不用灌溉只有家庭需求，我们也尽量少打井水。”
当地人自发创造省水办法的同时，一些基层政府更用了狠招：封闭农业机井。2004年，敦煌市颁布禁止移民、开荒、打井的“三禁政策”，随之而来的还有2007年的“关井压田”。
严厉措施实出无奈。敦煌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历年来的年供水量中，农业是敦煌用水大户，党河流域年总供水量4.53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就高达4.07亿立方米，占89.7%。敦煌市水务局局长邓巍告诉本刊，截至2011年，当地已关闭318眼农用机井。为了更有效控制地下水开采量，政府还针对党河主灌区仍在正常使用的农业机井统一安装上智能水表，对水资源采取定额管理。“我们给每个机井一个定量指标，超过指标后再想用水费用就得翻倍，这算是通过水权水价制度改革，倒逼农村节约用水。”邓巍说，目前智能水表已覆盖全市现有的2862眼机井。
如此严厉的“倒逼”做法彰显了政府节水决心，却并未实现理想效果。
沿着敦煌314国道沿线，本刊记者走访了覆盖莫高镇、七里镇、月牙泉镇的万亩高效节水园区，这里的每家农户都在自家田里装上了小管出流、滴灌、渠灌等各种节水设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户告诉本刊记者，这些设施其实2000年左右就开始在农户间推广，但一直没多少人感兴趣，都觉得技术不保险，是到了最近两三年才逐渐装上的。“敦煌传统的习惯是每年一亩地要浇上750立方米的水，那是‘安根水’，要浇深、要浇透，节水工程一推行，就要求一亩地不能超过230立方米。我们当时不能接受。”
为建立新的节水习惯，莫高镇成立了灌溉管理小组，对每家农户的用水量，采取定量包干的做法，小组成员一旦发现某家的浇水深度够了，就把水口子封住。然而传统的“大水漫灌”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扭转。
莫高镇副镇长雷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推广节水设施的前几年，政府秋天给农户安装上节水设施后，一过冬，基本上就被农户弄掉，政府再安装，农户再弄掉。
“莫掏一分钱”的补贴效应
农业节水的问题，在政府与基层群众的磨合中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逐渐被一种鼓励加服务的市场化行为所取代。
“棉花是敦煌人最喜欢种的，不过近三四年来，由棉花改种葡萄，成为我们的新风气了。”敦煌莫高镇苏家堡村6队的张克银告诉本刊记者。
今年54岁的张克银，十多岁种田就以棉花为主，直到2009年他从政府那知道，有种叫“红地球”的葡萄品种2008年亩产值可达两万元，而当时自己种的棉花亩产值只有两三千元，他就从家里的8亩地拿出5亩改种了葡萄。
谈起今年的收成，张克银说效益确实挺好。而对于副镇长雷涛这样的基层干部而言，改种的效益不仅仅在经济方面，更关键的是传统习惯种植棉花需水量很大，而葡萄具有天然的植物节水性质，符合当下节水战略需要。“政府对改种葡萄的农民实行补贴，一亩地补助1000多块。因为完全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节水是不可持续的。”雷涛说。
除了传统种植习惯，莫高镇党委副书记告守国认为农民最初抵制节水还出自“成本考虑”，他告诉本刊，“以温室滴灌技术为例，每亩地在节水后，成本平均增加了150到200元左右”。
“当时节水设施全是老百姓自己掏钱，直到2007年，在国家单项节水工程的带动下，从国家、省、市三级都明确了配套资金，政府终于砸重金为节水示范做补贴。在政府对老百姓‘莫掏一分钱’的承诺下，一些农户开始接受节水设备。”告守国说。
“设备全是公家掏钱，老百姓只要出人工。”莫高镇农户王克仁指着自家温室用的滴灌节水设备告诉本刊记者，政府还派来节水公司的技术人员帮着修建。“补贴只是鼓励大家开始节水。”王克仁说，对示范点的农户来说，这几年把节水坚持下来的真正原因是节水后的实际收益。“我们对温室的积极性特别高。节水后，温室单方水的产值由19.9元提高到43.1元，大家都感到意外。”
据统计测算，采用节水技术的农户们，葡萄单方水产值由16.8元提高到29.5元，大枣单方水产值由8.4元提高到29.5元。农户们尝到了真正的甜头，节水设施的推广才有了起色。2009年开始，莫高镇成立了高效节水园区的核心区域，目前已经有100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敦煌市也围绕这个核心区建立起一个万亩高效节水园区。
节水、调水哪个更迫切
敦煌的水危机求解，显然答案不能满足于一万亩节水园区的示范效应。
数据依然严峻：地下水位持续下降，1975年以来敦煌绿洲地下水位累计下降10.77米，近年来更以每年约0.24米的速度下降。水位下降带来敦煌湿地萎缩，多条河流干枯。
“现在需要覆盖整体的节水工程。”邓巍说，敦煌的灌溉面积是44.72万亩，经过多年断断续续地做农业节水，现有节水灌溉面积包含高效节水园区在内仍只有10多万亩。“只有把农业节水范围继续扩大，敦煌水危机才有化解的可能。”
在外围的舆论中，很多人把解决敦煌水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引哈济党”工程，即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哈尔腾河的水引入党河。这一跨流域调水的设想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近年来，呼声尤为强烈，有一种说法是因其耗资巨大，迟迟未获审批。
邓巍坦言，调水工程确是敦煌最需要的，但国家的思路是先节水，再调水，只有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才考虑利用外来水资源。所以，农业节水工程依然是重中之重。
幸运的是，眼下敦煌的节水推广至少“不差钱”。据本刊记者从敦煌水利局拿到的规划书显示，这一规划总投资47.22亿元，将分批投入到水资源配置保障、月牙泉恢复补水工程等八个部分的建设中。其中，敦煌灌区节水工程改造的投资匡算在16.468亿，约占总投资的34%。
这16亿多的投资中，首先将拿出10亿元对断流多年的疏勒河进行节水改造。疏勒河作为敦煌水系的最初源头，曾经水源充沛。1950年代，党河、疏勒河在玉门关汇合。此后，伴随大型水利建设的铺开，疏勒河逐渐断流。眼下通过解决疏勒河干流主灌区的节水改造，将有望在2015年实现疏勒河每年向下游放水7800万立方米的计划。
对敦煌而言，节水工程的终极目标是让敦煌的地下水位逐年恢复。“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月牙泉水位是晴雨表。”邓巍说，节水工程完成后，到2020年，月牙泉的水位将恢复保持在2米以上。届时，月牙泉就不再需要人工渗水措施，人们将观赏到天然的月牙泉。
有了以中央投资为主的47.22亿元作为资金支撑，敦煌水危机的化解前景乐观。然而，在浩大的节水工程完成前，当下敦煌的水资源仍无力支撑现有的发展，只能根据地下水的资源量，谨慎地、适当地开采。
“引哈济党”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将在2011年底上报中央审批。按照最稳妥的规划，调水工程将从2013年开始建设。工程完成后，每年从大哈尔腾河输送给敦煌的水是8350万方。
“调水的目的不是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建设，而是为了恢复我们的生态。”邓巍说。
（特约撰稿胡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甘肃敦煌报道
……
敦煌水危机已引起中央层面的重视，为了不让其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和楼兰，2011年8月6日，水利部部长陈雷深入敦煌，对全面实施《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作出安排部署。
11月上旬，甘肃省政府举行上述规划的启动仪式。规划以中央投入为主，总投资47.22亿元，已呼吁近60年的敦煌调水工程也涉及其中。
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投入，敦煌市水务局局长邓巍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首要的是节水，节水做好后才考虑其他。“国家到2015年的水资源利用率要达到53%，按照规划要求，2020年敦煌地区水资源利用率要达到65%，要求就更高了。”
节水为何要先于调水？本刊记者在深入敦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为了推广节水，敦煌从政府到百姓已焦虑多年，想尽各种办法，这么做的动力，更多源于现实的水枯竭压力。
骄傲背后是勉强维持的焦虑
在河流日益干涸的敦煌，月牙泉仍是当地人的骄傲，但这份骄傲背后是勉强维持的焦虑。
月牙泉位于鸣沙山一带，东西绵延40公里的鸣沙山由流沙堆积而成，千百年来飞沙掩埋了多少历史遗迹，却从未侵袭月牙泉。鸣沙山风景管理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月牙泉在历史上有“百年遇烈风不为沙掩盖”的说法。
欣赏“沙水共生”奇景的游客并不知道，眼前的月牙泉与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风景区解说员俞海润告诉本刊，现在月牙泉的平均水深是1.5米，而在上世纪60年代最深处有11米。不断下降的还有月牙泉的水域面积，从1990年代初的22亩至今已缩减大约一半。
1960年代开始的“向沙漠要良田”运动给敦煌带来严重影响。在“学大寨”等口号下，敦煌各地掀起开垦高潮。1975年，为了灌溉新开垦的农田，月牙泉安装了三台水泵，开始大规模抽水。抽水几个月后，南岸就发生崩塌，泉眼堵塞，月牙泉水位第一次在建国后大幅下降。当时选择了人工注水的方式，但水位未能彻底恢复。
1990年代，月牙泉水位逐年锐减，周边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此前周边沙山下是成片的树林，上面是农民供自家食用的果树。此后，随着外来移民、流动人口的激增，当地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俞海润家住敦煌七里镇某村，该村原本仅20户人家，在1990年代中期迅速增加到60户。为开垦更多土地，沙山下的树木被砍伐，农用机井遍布月牙泉周边。
1999年春，月牙泉水面中间被沙子断开，平均水深低至0.4米，大有干涸危险。为了拯救月牙泉，敦煌市政府采用了泉底垒坝等多种办法，但水位仍持续下降。最后，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通过详细调查才弄清了月牙泉水位下降与周边地下水位下降的关系。原来，月牙泉与整个敦煌盆地的地下水是一个系统，是地下水渗透形成并维持了月牙泉。
“只有敦煌盆地地下水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才能保住月牙泉。”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高级工程师杨俊仓告诉本刊。然而，伴随敦煌市人口和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张，特别是大水漫灌式的农业生产模式，地下水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大量开采。依靠天然地下水补给已远远无法维持月牙泉。俞海润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在月牙泉的周边有标注为“A、B、C、D”的四个蓄水池，每天将从四个方向为月牙泉提供补给，也就是用人工方式对月牙泉进行地表水的渗水。这意味着，天然的月牙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四个蓄水池，虽然也可收集雨水，但因敦煌年均降雨量仅39.9毫米，蓄水池的水主要来自敦煌“母亲河”党河的水库。俞海润遗憾地指出，党河水库目前的蓄水量大部分用于灌溉农田和城市用水，对月牙泉四个蓄水池的水量，并不能保证稳定的供给。
强制节水遇尴尬
月牙泉艰难维持的窘境，只是敦煌水危机的一个缩影。
俞海润今年24岁，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并不太缺水，“10岁左右，家里吃的、浇田的水都是每天或隔天父母去村上的机井压水，从未间断。可是近几年，机井的水常抽不上来，村里人都开始学着省水。”
“我们尽一切可能少打井水。”俞海润说，“只有在春天河水少，需要灌溉时，才被迫多用井水，夏天河水多一些，能有将近半个月不用井水，秋冬河水相对少些，但不用灌溉只有家庭需求，我们也尽量少打井水。”
当地人自发创造省水办法的同时，一些基层政府更用了狠招：封闭农业机井。2004年，敦煌市颁布禁止移民、开荒、打井的“三禁政策”，随之而来的还有2007年的“关井压田”。
严厉措施实出无奈。敦煌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历年来的年供水量中，农业是敦煌用水大户，党河流域年总供水量4.53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就高达4.07亿立方米，占89.7%。敦煌市水务局局长邓巍告诉本刊，截至2011年，当地已关闭318眼农用机井。为了更有效控制地下水开采量，政府还针对党河主灌区仍在正常使用的农业机井统一安装上智能水表，对水资源采取定额管理。“我们给每个机井一个定量指标，超过指标后再想用水费用就得翻倍，这算是通过水权水价制度改革，倒逼农村节约用水。”邓巍说，目前智能水表已覆盖全市现有的2862眼机井。
如此严厉的“倒逼”做法彰显了政府节水决心，却并未实现理想效果。
沿着敦煌314国道沿线，本刊记者走访了覆盖莫高镇、七里镇、月牙泉镇的万亩高效节水园区，这里的每家农户都在自家田里装上了小管出流、滴灌、渠灌等各种节水设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户告诉本刊记者，这些设施其实2000年左右就开始在农户间推广，但一直没多少人感兴趣，都觉得技术不保险，是到了最近两三年才逐渐装上的。“敦煌传统的习惯是每年一亩地要浇上750立方米的水，那是‘安根水’，要浇深、要浇透，节水工程一推行，就要求一亩地不能超过230立方米。我们当时不能接受。”
为建立新的节水习惯，莫高镇成立了灌溉管理小组，对每家农户的用水量，采取定量包干的做法，小组成员一旦发现某家的浇水深度够了，就把水口子封住。然而传统的“大水漫灌”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扭转。
莫高镇副镇长雷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推广节水设施的前几年，政府秋天给农户安装上节水设施后，一过冬，基本上就被农户弄掉，政府再安装，农户再弄掉。
“莫掏一分钱”的补贴效应
农业节水的问题，在政府与基层群众的磨合中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逐渐被一种鼓励加服务的市场化行为所取代。
“棉花是敦煌人最喜欢种的，不过近三四年来，由棉花改种葡萄，成为我们的新风气了。”敦煌莫高镇苏家堡村6队的张克银告诉本刊记者。
今年54岁的张克银，十多岁种田就以棉花为主，直到2009年他从政府那知道，有种叫“红地球”的葡萄品种2008年亩产值可达两万元，而当时自己种的棉花亩产值只有两三千元，他就从家里的8亩地拿出5亩改种了葡萄。
谈起今年的收成，张克银说效益确实挺好。而对于副镇长雷涛这样的基层干部而言，改种的效益不仅仅在经济方面，更关键的是传统习惯种植棉花需水量很大，而葡萄具有天然的植物节水性质，符合当下节水战略需要。“政府对改种葡萄的农民实行补贴，一亩地补助1000多块。因为完全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节水是不可持续的。”雷涛说。
除了传统种植习惯，莫高镇党委副书记告守国认为农民最初抵制节水还出自“成本考虑”，他告诉本刊，“以温室滴灌技术为例，每亩地在节水后，成本平均增加了150到200元左右”。
“当时节水设施全是老百姓自己掏钱，直到2007年，在国家单项节水工程的带动下，从国家、省、市三级都明确了配套资金，政府终于砸重金为节水示范做补贴。在政府对老百姓‘莫掏一分钱’的承诺下，一些农户开始接受节水设备。”告守国说。
“设备全是公家掏钱，老百姓只要出人工。”莫高镇农户王克仁指着自家温室用的滴灌节水设备告诉本刊记者，政府还派来节水公司的技术人员帮着修建。“补贴只是鼓励大家开始节水。”王克仁说，对示范点的农户来说，这几年把节水坚持下来的真正原因是节水后的实际收益。“我们对温室的积极性特别高。节水后，温室单方水的产值由19.9元提高到43.1元，大家都感到意外。”
据统计测算，采用节水技术的农户们，葡萄单方水产值由16.8元提高到29.5元，大枣单方水产值由8.4元提高到29.5元。农户们尝到了真正的甜头，节水设施的推广才有了起色。2009年开始，莫高镇成立了高效节水园区的核心区域，目前已经有100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敦煌市也围绕这个核心区建立起一个万亩高效节水园区。
节水、调水哪个更迫切
敦煌的水危机求解，显然答案不能满足于一万亩节水园区的示范效应。
数据依然严峻：地下水位持续下降，1975年以来敦煌绿洲地下水位累计下降10.77米，近年来更以每年约0.24米的速度下降。水位下降带来敦煌湿地萎缩，多条河流干枯。
“现在需要覆盖整体的节水工程。”邓巍说，敦煌的灌溉面积是44.72万亩，经过多年断断续续地做农业节水，现有节水灌溉面积包含高效节水园区在内仍只有10多万亩。“只有把农业节水范围继续扩大，敦煌水危机才有化解的可能。”
在外围的舆论中，很多人把解决敦煌水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引哈济党”工程，即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哈尔腾河的水引入党河。这一跨流域调水的设想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近年来，呼声尤为强烈，有一种说法是因其耗资巨大，迟迟未获审批。
邓巍坦言，调水工程确是敦煌最需要的，但国家的思路是先节水，再调水，只有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才考虑利用外来水资源。所以，农业节水工程依然是重中之重。
幸运的是，眼下敦煌的节水推广至少“不差钱”。据本刊记者从敦煌水利局拿到的规划书显示，这一规划总投资47.22亿元，将分批投入到水资源配置保障、月牙泉恢复补水工程等八个部分的建设中。其中，敦煌灌区节水工程改造的投资匡算在16.468亿，约占总投资的34%。
这16亿多的投资中，首先将拿出10亿元对断流多年的疏勒河进行节水改造。疏勒河作为敦煌水系的最初源头，曾经水源充沛。1950年代，党河、疏勒河在玉门关汇合。此后，伴随大型水利建设的铺开，疏勒河逐渐断流。眼下通过解决疏勒河干流主灌区的节水改造，将有望在2015年实现疏勒河每年向下游放水7800万立方米的计划。
对敦煌而言，节水工程的终极目标是让敦煌的地下水位逐年恢复。“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月牙泉水位是晴雨表。”邓巍说，节水工程完成后，到2020年，月牙泉的水位将恢复保持在2米以上。届时，月牙泉就不再需要人工渗水措施，人们将观赏到天然的月牙泉。
有了以中央投资为主的47.22亿元作为资金支撑，敦煌水危机的化解前景乐观。然而，在浩大的节水工程完成前，当下敦煌的水资源仍无力支撑现有的发展，只能根据地下水的资源量，谨慎地、适当地开采。
“引哈济党”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将在2011年底上报中央审批。按照最稳妥的规划，调水工程将从2013年开始建设。工程完成后，每年从大哈尔腾河输送给敦煌的水是8350万方。
“调水的目的不是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建设，而是为了恢复我们的生态。”邓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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