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分子”的生活方式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劳动力,餐饮,食品
- 发布时间:2012-01-10 16:17
远超恩格尔系数及格线的城市新兴阶层，现在又流行把食品支出的比重拉高。被劳动力成本上升、地价上升带动的餐饮业价格上升，为全民有机生活提供了倒逼效应。
食品成为商品，农业就变成了工业。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添加越来越多。
被劳动力成本上升、地价上升带动的餐饮业价格上升，为全民有机生活提供了倒逼效应——订一年有机农庄的菜篮，相当于一桌婚宴的钱。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有机合算，压缩两三次酒席社交就省出来了，或还省了潜在的医疗费。
本刊这一组“有机分子”的侧写，涵盖各个阶层。
现实版“开心农场”
2009年，白领中流行上好闹钟半夜起来“偷菜”。这年，有30多家现实版“开心农场”在上海悄然开花，“响水湾”是其中一家，也是第一家，或许还是最后一家——1年之后，绝大部分农场都悄悄地随着这款社交游戏的热度一同散去，正如悄悄地来。
与其他跟风的农场不同，响水湾只是碰巧与开心农场“撞衫”，现实版开心农场的历史至少提前9年。
世纪之交，“都市农业”的概念流行起来。中央歌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姜庆林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把农田分成小块，租给都市人种。2000年4月，他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七村租来350亩地，分成每份66平方米的小块(也就是1分田)，每块年租金1500元，招有田园梦的都市人来种，也可以由农庄帮助打理，种子、肥料概由农庄提供，每年8个月种植期，完全可以满足一个家庭全年的蔬菜需求。蓝天野、葛优、陈道明等圈内人都成了他的会员。
2007年，现实版开心农场在上海开了兄弟店。仍是1分田1份，每份每年3580元，包括地租、种植人工、种子、肥料、采摘、免费配送到家。一亩地的年收入3.58万元，这相当于农民一亩地年收入的十几倍至几十倍。
看起来似乎很暴利，经理王敏算了笔账：一亩地需要配一名“阿姨”照看，每年的人工费就是1.8万元，种子每粒6？7毛钱，还有每年40次物流配送，实际只能勉强打平。目前300多名会员，每年一两百万元收入，维系着这片518亩的庄园运营。
他们未作有机认证，因为做一个品种的认证至少要几万元费用，而且仅靠中介机构在做，政府管的是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
打开纸箱，菜叶上昂扬的虫子是活生生的有机认证。响水湾出产的蔬菜，玉米像没戴牙箍的龋齿，七扭八歪；茄子细长且像高迪的作品一样扭曲。因相貌太丑，还引起了会员投诉。“工业化生产让消费者都不知道蔬菜实际上长什么样了。”王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王敏之前是做添加剂的，知道利害。“花生很容易被白土蚕啃，有种黄色的小药片只要撒上去，地下五十米的虫害都被杀死了，就被广泛使用。花生产量是上去了，20年前不孕不育比例是1.5%现在是15%，元凶之一就是这个小药片。”
所以，他坚决反对用化学方法除虫，而是用黄板粘虫或大蒜水、辣椒水驱虫，有时人工捉虫。捉是捉不完的，只要蝴蝶飞过，很快就会有很多毛毛虫，味甜的卷心菜夏天根本就不敢种。
周末通常会出现大生产的热火朝天场面，会员拖家带口从市区驱车而来，搭扁豆架子、垒鸡窝，拔出植株，向小朋友讲解花生是长在地里的。一分田是五垅，垅间插着木牌：“麦克地”、“台湾主妇联盟”、“白杨菜园”等等。管理员们如数家珍：麦克地的主人有两分地，是和朋友一起种的，名字来由是他家有一只叫麦克的中华田园犬；白杨菜园主人信佛，吃素，又不杀生，便给菜地播放佛经录音，期望虫子受到感化？？
每当出现一则新的食品安全问题报道，打电话来咨询的就多，扩大种植面积势在必然。
动手动脚找食材
“有机”不仅是个适用于食品的概念，也应用至中药。
杨其根种植了20亩铁皮石斛，以有机的方式培养。云南的石斛长在树上，江南的石斛长在砖块里，嘉兴中医种石斛是在倒掉的老房子的瓦砾堆里，杨其根就在大棚里模拟这种遍地砖头的环境。云南种石斛施牛粪羊粪，肥力巨大，但容易腐败，苗易得病，一旦用药，就非有机；杨其根以沼液薄肥多施，被蜗牛咬过的石斛就拿到隔壁的大棚里隔离，晚上打着手电来捉蜗牛。
巴掌可托起的一小花盆石斛售价100多元，烘干成铁皮枫斗后卖68万元1公斤。杨其根从云南引进的良种，每亩投入30万元，3年才有产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杨其根的财力——家住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古塘村的杨其根被称“首富”，但是，他也不知是村、镇、区、市的哪级首富。
杨其根是上世纪80年代末被市场经济初潮送上财富彼岸的浙商，靠着节约肯干白手起家，从家庭织布作坊到纺织厂到印染厂。如今才40出头，“寻找小时候的味道”已成了人生追求。“小时候的味道是指肉有肉味，蛋有蛋味，菜有菜味——
不被化学干扰的天然味，营养液栽培出来的蔬菜干脆连地气都不接了。”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品尝野猪，杨其根蹲守在安徽宁国的山林里打猎，走的时候，觉得脚被拖住了，登山靴上留下蛇的齿痕；听说西双版纳一带有鸣声似“茶花朵朵”的茶花鸡，他花了8000元路费去缅甸找鸡，3000多元一只，买了33只，禽流感后只剩一只，吃这只鸡的成本就成了十几万。
找吃找喝，很难找得到满意的，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有事做，又有食吃。2007年，杨其根接手了这座312亩的农庄，种石斛、种食材。
重点是造一条合理的生态链。保留大面积的生态湿地，水草浓密到看不见水面。菜地上撒草籽，放养牛羊，搭小木屋放牧，不急功近利地向土地索取。枯草落叶不去收拾，好让其归于土。漂亮的石斛叶子请龙井师傅炒好，不好看的喂芦花鸡。在那些悲催的茶花鸡之后，这里的鸡避过了每次禽流感，两米高的网，都拦不住飞翔的鸡。
一大块方正的草地分成14小块，牛在其中一小块上吃草，每天换一块地，牛正好把面上的草吃完，又不至于伤到草根，吃完一圈，再从第一块开始吃。
每只甲鱼的生活空间则有5？6平方米，水深3米，利于沉淀，水质澄清。喂食时辰，叫来几船螺狮，行于水面，沿着船舷流入水中。农户捕到岁长甲鱼，都会送来这里。
厨房直接悬空在水面上。瓦上一套喷淋系统，降温、增负离子。食材全部取自园中，可以吃一个星期不重样。松花蛋、鱼干自己腌制，杨梅酒、石斛酒自家酿造；用二两虫草去炖一只三年的老鸭，而饭店通常是用两根；炒红薯茎，是从“知味观”学的烹法。
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既饱口福，又饱眼福。紫荆花径，紫薇花径，夹道相迎，茑萝很亮，像通电的LED灯一样。百果园里，全是野生核桃、野生毛栗、白杨梅等稀有品种。白鹭停在牛背上啄食小虫，头鹅带领群鹅在水塘里折返跑。来自各地的游客兴奋地说：“灰天鹅在‘灰’来‘灰’去。”
新树被有设计地栽种，树冠撑开之后，就变成了生态停车场，届时石斛也会上树。杨其根站在树下规划着远景——这是一个好的远景，也是一个坏的远景。谓之“坏”，因为杨其根承认“农庄是否能赚钱，还要打个问号。十家农庄九家亏，还有一家在维持”。像他这样有雄厚的基础，有可以反哺农业的工业，又不计较得失，所以玩得起有机庄园。
菜田里的守望者
杨宗强在上海浦东高档社区碧云开了一爿小蔬果店，只有十来平方米，还装不满。每周有固定一天是满的——火车发运来的几百公斤各色瓜果叶菜和腊肉、蜂蜜堆得无处下脚，但很快就被闻讯而来的居民领购一空。湘西山野间的有机食物，当晚摆上了都市中的许多张餐桌。
从产地到销售终端，杨宗强“两点一线”一肩挑。之前，他是在另一条两点一线间循规蹈矩的白领。
2008年，进城走了18年的杨宗强蓦然回首，看到了生命历程中的两道等分线：在乡下成长的18年和进城的18年。给了他这个审视视角的是当年年头的雪灾，杨宗强被困于作为重灾区的湖南中方县丁家乡。在万籁俱寂中，心沉静下来，胃的记忆也被唤醒，对于家乡，它比脑的记忆更好。杨宗强决定将大山里的有机食品运到上海自享与分享。
“每天面对的食物不一样，思考的方式不一样。”杨宗强说。他在上海有两年时间不吃肉，菜市场里只吃两样东西：南瓜、冬瓜，其余都是去菜园里亲自采摘。
杨宗强没有像其他有机作物生产者一样选择在上海本地种植，反而舍近求远，每斤多付3元运费。因为在他看来，有机不仅是化肥、农药无添加的概念，生态环境也是“有机”的要素，水和空气也会参与植物生长并固着在植物中。
人像作物一样，也需要在一个澄清的环境中定期荡涤心灵。每年，他有1/3的时间呆在大山里，思考人生，指挥生产。
香菇是主要作物，以此可以拎起一条生态链——
养菇残渣用作肥料，种植稻蔬，当年种一亩菇，次年就能种一亩水稻和一亩蔬菜，养些鸡鸭。这样，一户农家可以供应上海的两三户人家，年收入可达两三万元。
通常搞有机农场都有雄厚的资本后盾，走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杨宗强是“裸泳”的少数派。300万元的投入已使白领出身的杨宗强生活窘迫，目前稍微能缓解的就是种植香菇。他却说，“信心越来越足，我很佩服梁稳根、李嘉诚。梁稳根创业的地方，离我的家很近，几百公里。”这是他能找到的最近的励志故事。
他觉得这番创业艰难最值得欣慰的是，出生30个月的孩子一直在吃自己种的菜，甚至喝的水也是有机的——
每次运菜都用冰块，他把这些来自家乡的冰化掉，制作成有机水。
社区支持有机农业
每个周六，上海仁恒河滨城的居民都到楼下赶集。百欧欢农场在这里举办有机农夫市集已近5年，成了邻居聚会的地方。妈妈们聚成一堆挑菜、交换菜谱，孩子们穿着滑轮鞋穿梭。菜色琳琅满目，仅指形胡萝卜就有黄、紫、红、橙4色，还有光秃无刺的“一休黄瓜”，“植物大战僵尸”里的火爆辣椒。
几张老面孔还帮忙摆放蔬菜、整理纸箱，曹乃真对这些老朋友也不吝啬“谢谢”。2007年，正是曹乃真将市集引入这个小区。
那一年，曹乃真随老公从台湾迁居上海，第一件事是把食物搞定。“在大陆外生活的人，初来大陆，对待食品的态度是明显的两极化，有些所有食品都要进口，有些就什么都不管了，我是前者。”
这个超级食客，先是在农场里帮忙，后来成了农场员工，并力推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CSA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拒绝中间商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变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话的一个方式。
“消费者想吃什么菜，一次给我们3个月菜篮子的钱，我们再拿这笔钱去安排生产，类似订单生产。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给会员送一个菜篮子，5到7个品种，分69元、99元、129元三种，选择余地很大，每个季节100多种蔬菜，全年300多种。”曹乃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还会定点、定时到市集卖菜，不用冰箱、空调和收银台，也不占用都市土地，时间一到就把垃圾、剩菜全都带走，是一种绿色的购物方式。
生产基地位于浦东新区川沙镇，一派和谐，小洋房，狗，田野，池塘，睡莲，牛羊和兔子，空气中还有羊粪的味道。曹乃真最近在学习堆肥，牛粪是其教学耗材。葡萄架上悬挂着CD光盘，用来吓唬呆鸟，因为鸟儿害怕反光。每个月只有一天将农场对外开放，人流进进出出、汽车尾气排放不利生产环境。
这个趋于半封闭特性的圈子，2011年仍吸纳了400多名新会员。2007年，70%的会员是老外，现在老外与中国人三七开。“早期上海人关注房子、衣服、包、车子，食品永远排在后边，近两年对食品的关切越来越多。”场内的大师级农夫李国华说。
有机分子小散户
上海中医药大学未迁离零陵路的时候，校工辟出一小块地种菜，南瓜、毛豆、丝瓜、鸡毛菜等，全是日常小菜，引来一干教授和老中医尝鲜，也意外地将一部分人带上了有机菜之路。徐俊就是其中一位。
徐俊将有机消费者分为三类：要买最好的有钱人；靠“有机”产业生活的人；随机性的有机分子，碰到有机就吃一口，平时过着无机生活。
徐俊是有机消费者中的小散户，小散户的心态是不相信机构，所以，他尽可能多地向生产链上游攀附。比如翻土，“中医讲求经络疏通，果树蔬菜长得不好也要经常松土，灌水，气血通了就有果实，一定要花血本去耕地、翻地，地耕得有多细，菜就有多好吃。”
他在有机农场包了二分地，为了检查农民是不是偷偷使用了除草剂，经常早晨4点驱车去农场做“飞行检查”。“农民为了追求产量、漂亮，你一松懈，他就偷施农药。”
自己种菜之外，徐俊还在上海崇明岛上包了一块稻田，年产粮500斤；又在安徽农户家里寄养了一头猪，一年长到170斤左右，年底付给农户3000元，运回上海分给亲朋过年。这种自然生长的猪，肥肉占了大约七成，收到的人都说太肥，或许这才是猪的本来面目。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林歆|上海、浙江嘉兴报道
……
食品成为商品，农业就变成了工业。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添加越来越多。
被劳动力成本上升、地价上升带动的餐饮业价格上升，为全民有机生活提供了倒逼效应——订一年有机农庄的菜篮，相当于一桌婚宴的钱。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有机合算，压缩两三次酒席社交就省出来了，或还省了潜在的医疗费。
本刊这一组“有机分子”的侧写，涵盖各个阶层。
现实版“开心农场”
2009年，白领中流行上好闹钟半夜起来“偷菜”。这年，有30多家现实版“开心农场”在上海悄然开花，“响水湾”是其中一家，也是第一家，或许还是最后一家——1年之后，绝大部分农场都悄悄地随着这款社交游戏的热度一同散去，正如悄悄地来。
与其他跟风的农场不同，响水湾只是碰巧与开心农场“撞衫”，现实版开心农场的历史至少提前9年。
世纪之交，“都市农业”的概念流行起来。中央歌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姜庆林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把农田分成小块，租给都市人种。2000年4月，他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七村租来350亩地，分成每份66平方米的小块(也就是1分田)，每块年租金1500元，招有田园梦的都市人来种，也可以由农庄帮助打理，种子、肥料概由农庄提供，每年8个月种植期，完全可以满足一个家庭全年的蔬菜需求。蓝天野、葛优、陈道明等圈内人都成了他的会员。
2007年，现实版开心农场在上海开了兄弟店。仍是1分田1份，每份每年3580元，包括地租、种植人工、种子、肥料、采摘、免费配送到家。一亩地的年收入3.58万元，这相当于农民一亩地年收入的十几倍至几十倍。
看起来似乎很暴利，经理王敏算了笔账：一亩地需要配一名“阿姨”照看，每年的人工费就是1.8万元，种子每粒6？7毛钱，还有每年40次物流配送，实际只能勉强打平。目前300多名会员，每年一两百万元收入，维系着这片518亩的庄园运营。
他们未作有机认证，因为做一个品种的认证至少要几万元费用，而且仅靠中介机构在做，政府管的是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
打开纸箱，菜叶上昂扬的虫子是活生生的有机认证。响水湾出产的蔬菜，玉米像没戴牙箍的龋齿，七扭八歪；茄子细长且像高迪的作品一样扭曲。因相貌太丑，还引起了会员投诉。“工业化生产让消费者都不知道蔬菜实际上长什么样了。”王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王敏之前是做添加剂的，知道利害。“花生很容易被白土蚕啃，有种黄色的小药片只要撒上去，地下五十米的虫害都被杀死了，就被广泛使用。花生产量是上去了，20年前不孕不育比例是1.5%现在是15%，元凶之一就是这个小药片。”
所以，他坚决反对用化学方法除虫，而是用黄板粘虫或大蒜水、辣椒水驱虫，有时人工捉虫。捉是捉不完的，只要蝴蝶飞过，很快就会有很多毛毛虫，味甜的卷心菜夏天根本就不敢种。
周末通常会出现大生产的热火朝天场面，会员拖家带口从市区驱车而来，搭扁豆架子、垒鸡窝，拔出植株，向小朋友讲解花生是长在地里的。一分田是五垅，垅间插着木牌：“麦克地”、“台湾主妇联盟”、“白杨菜园”等等。管理员们如数家珍：麦克地的主人有两分地，是和朋友一起种的，名字来由是他家有一只叫麦克的中华田园犬；白杨菜园主人信佛，吃素，又不杀生，便给菜地播放佛经录音，期望虫子受到感化？？
每当出现一则新的食品安全问题报道，打电话来咨询的就多，扩大种植面积势在必然。
动手动脚找食材
“有机”不仅是个适用于食品的概念，也应用至中药。
杨其根种植了20亩铁皮石斛，以有机的方式培养。云南的石斛长在树上，江南的石斛长在砖块里，嘉兴中医种石斛是在倒掉的老房子的瓦砾堆里，杨其根就在大棚里模拟这种遍地砖头的环境。云南种石斛施牛粪羊粪，肥力巨大，但容易腐败，苗易得病，一旦用药，就非有机；杨其根以沼液薄肥多施，被蜗牛咬过的石斛就拿到隔壁的大棚里隔离，晚上打着手电来捉蜗牛。
巴掌可托起的一小花盆石斛售价100多元，烘干成铁皮枫斗后卖68万元1公斤。杨其根从云南引进的良种，每亩投入30万元，3年才有产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杨其根的财力——家住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古塘村的杨其根被称“首富”，但是，他也不知是村、镇、区、市的哪级首富。
杨其根是上世纪80年代末被市场经济初潮送上财富彼岸的浙商，靠着节约肯干白手起家，从家庭织布作坊到纺织厂到印染厂。如今才40出头，“寻找小时候的味道”已成了人生追求。“小时候的味道是指肉有肉味，蛋有蛋味，菜有菜味——
不被化学干扰的天然味，营养液栽培出来的蔬菜干脆连地气都不接了。”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品尝野猪，杨其根蹲守在安徽宁国的山林里打猎，走的时候，觉得脚被拖住了，登山靴上留下蛇的齿痕；听说西双版纳一带有鸣声似“茶花朵朵”的茶花鸡，他花了8000元路费去缅甸找鸡，3000多元一只，买了33只，禽流感后只剩一只，吃这只鸡的成本就成了十几万。
找吃找喝，很难找得到满意的，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有事做，又有食吃。2007年，杨其根接手了这座312亩的农庄，种石斛、种食材。
重点是造一条合理的生态链。保留大面积的生态湿地，水草浓密到看不见水面。菜地上撒草籽，放养牛羊，搭小木屋放牧，不急功近利地向土地索取。枯草落叶不去收拾，好让其归于土。漂亮的石斛叶子请龙井师傅炒好，不好看的喂芦花鸡。在那些悲催的茶花鸡之后，这里的鸡避过了每次禽流感，两米高的网，都拦不住飞翔的鸡。
一大块方正的草地分成14小块，牛在其中一小块上吃草，每天换一块地，牛正好把面上的草吃完，又不至于伤到草根，吃完一圈，再从第一块开始吃。
每只甲鱼的生活空间则有5？6平方米，水深3米，利于沉淀，水质澄清。喂食时辰，叫来几船螺狮，行于水面，沿着船舷流入水中。农户捕到岁长甲鱼，都会送来这里。
厨房直接悬空在水面上。瓦上一套喷淋系统，降温、增负离子。食材全部取自园中，可以吃一个星期不重样。松花蛋、鱼干自己腌制，杨梅酒、石斛酒自家酿造；用二两虫草去炖一只三年的老鸭，而饭店通常是用两根；炒红薯茎，是从“知味观”学的烹法。
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既饱口福，又饱眼福。紫荆花径，紫薇花径，夹道相迎，茑萝很亮，像通电的LED灯一样。百果园里，全是野生核桃、野生毛栗、白杨梅等稀有品种。白鹭停在牛背上啄食小虫，头鹅带领群鹅在水塘里折返跑。来自各地的游客兴奋地说：“灰天鹅在‘灰’来‘灰’去。”
新树被有设计地栽种，树冠撑开之后，就变成了生态停车场，届时石斛也会上树。杨其根站在树下规划着远景——这是一个好的远景，也是一个坏的远景。谓之“坏”，因为杨其根承认“农庄是否能赚钱，还要打个问号。十家农庄九家亏，还有一家在维持”。像他这样有雄厚的基础，有可以反哺农业的工业，又不计较得失，所以玩得起有机庄园。
菜田里的守望者
杨宗强在上海浦东高档社区碧云开了一爿小蔬果店，只有十来平方米，还装不满。每周有固定一天是满的——火车发运来的几百公斤各色瓜果叶菜和腊肉、蜂蜜堆得无处下脚，但很快就被闻讯而来的居民领购一空。湘西山野间的有机食物，当晚摆上了都市中的许多张餐桌。
从产地到销售终端，杨宗强“两点一线”一肩挑。之前，他是在另一条两点一线间循规蹈矩的白领。
2008年，进城走了18年的杨宗强蓦然回首，看到了生命历程中的两道等分线：在乡下成长的18年和进城的18年。给了他这个审视视角的是当年年头的雪灾，杨宗强被困于作为重灾区的湖南中方县丁家乡。在万籁俱寂中，心沉静下来，胃的记忆也被唤醒，对于家乡，它比脑的记忆更好。杨宗强决定将大山里的有机食品运到上海自享与分享。
“每天面对的食物不一样，思考的方式不一样。”杨宗强说。他在上海有两年时间不吃肉，菜市场里只吃两样东西：南瓜、冬瓜，其余都是去菜园里亲自采摘。
杨宗强没有像其他有机作物生产者一样选择在上海本地种植，反而舍近求远，每斤多付3元运费。因为在他看来，有机不仅是化肥、农药无添加的概念，生态环境也是“有机”的要素，水和空气也会参与植物生长并固着在植物中。
人像作物一样，也需要在一个澄清的环境中定期荡涤心灵。每年，他有1/3的时间呆在大山里，思考人生，指挥生产。
香菇是主要作物，以此可以拎起一条生态链——
养菇残渣用作肥料，种植稻蔬，当年种一亩菇，次年就能种一亩水稻和一亩蔬菜，养些鸡鸭。这样，一户农家可以供应上海的两三户人家，年收入可达两三万元。
通常搞有机农场都有雄厚的资本后盾，走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杨宗强是“裸泳”的少数派。300万元的投入已使白领出身的杨宗强生活窘迫，目前稍微能缓解的就是种植香菇。他却说，“信心越来越足，我很佩服梁稳根、李嘉诚。梁稳根创业的地方，离我的家很近，几百公里。”这是他能找到的最近的励志故事。
他觉得这番创业艰难最值得欣慰的是，出生30个月的孩子一直在吃自己种的菜，甚至喝的水也是有机的——
每次运菜都用冰块，他把这些来自家乡的冰化掉，制作成有机水。
社区支持有机农业
每个周六，上海仁恒河滨城的居民都到楼下赶集。百欧欢农场在这里举办有机农夫市集已近5年，成了邻居聚会的地方。妈妈们聚成一堆挑菜、交换菜谱，孩子们穿着滑轮鞋穿梭。菜色琳琅满目，仅指形胡萝卜就有黄、紫、红、橙4色，还有光秃无刺的“一休黄瓜”，“植物大战僵尸”里的火爆辣椒。
几张老面孔还帮忙摆放蔬菜、整理纸箱，曹乃真对这些老朋友也不吝啬“谢谢”。2007年，正是曹乃真将市集引入这个小区。
那一年，曹乃真随老公从台湾迁居上海，第一件事是把食物搞定。“在大陆外生活的人，初来大陆，对待食品的态度是明显的两极化，有些所有食品都要进口，有些就什么都不管了，我是前者。”
这个超级食客，先是在农场里帮忙，后来成了农场员工，并力推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CSA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拒绝中间商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变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话的一个方式。
“消费者想吃什么菜，一次给我们3个月菜篮子的钱，我们再拿这笔钱去安排生产，类似订单生产。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给会员送一个菜篮子，5到7个品种，分69元、99元、129元三种，选择余地很大，每个季节100多种蔬菜，全年300多种。”曹乃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还会定点、定时到市集卖菜，不用冰箱、空调和收银台，也不占用都市土地，时间一到就把垃圾、剩菜全都带走，是一种绿色的购物方式。
生产基地位于浦东新区川沙镇，一派和谐，小洋房，狗，田野，池塘，睡莲，牛羊和兔子，空气中还有羊粪的味道。曹乃真最近在学习堆肥，牛粪是其教学耗材。葡萄架上悬挂着CD光盘，用来吓唬呆鸟，因为鸟儿害怕反光。每个月只有一天将农场对外开放，人流进进出出、汽车尾气排放不利生产环境。
这个趋于半封闭特性的圈子，2011年仍吸纳了400多名新会员。2007年，70%的会员是老外，现在老外与中国人三七开。“早期上海人关注房子、衣服、包、车子，食品永远排在后边，近两年对食品的关切越来越多。”场内的大师级农夫李国华说。
有机分子小散户
上海中医药大学未迁离零陵路的时候，校工辟出一小块地种菜，南瓜、毛豆、丝瓜、鸡毛菜等，全是日常小菜，引来一干教授和老中医尝鲜，也意外地将一部分人带上了有机菜之路。徐俊就是其中一位。
徐俊将有机消费者分为三类：要买最好的有钱人；靠“有机”产业生活的人；随机性的有机分子，碰到有机就吃一口，平时过着无机生活。
徐俊是有机消费者中的小散户，小散户的心态是不相信机构，所以，他尽可能多地向生产链上游攀附。比如翻土，“中医讲求经络疏通，果树蔬菜长得不好也要经常松土，灌水，气血通了就有果实，一定要花血本去耕地、翻地，地耕得有多细，菜就有多好吃。”
他在有机农场包了二分地，为了检查农民是不是偷偷使用了除草剂，经常早晨4点驱车去农场做“飞行检查”。“农民为了追求产量、漂亮，你一松懈，他就偷施农药。”
自己种菜之外，徐俊还在上海崇明岛上包了一块稻田，年产粮500斤；又在安徽农户家里寄养了一头猪，一年长到170斤左右，年底付给农户3000元，运回上海分给亲朋过年。这种自然生长的猪，肥肉占了大约七成，收到的人都说太肥，或许这才是猪的本来面目。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林歆|上海、浙江嘉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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