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综合科考的前前后后

  1984年,中国科学工作者首次赴南海最南部的南沙群岛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这就是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项目的开端。

  史诗般的南沙综合科考前后进行了30多个航次的海上考察,总航程超过19万公里,考察岛礁38座,并在34座岛礁上设立了带有主权标志的考察碑。其高潮期至上世纪90年代末结束,前后持续了3个五年计划。

  作为中国最早、也是最大规模的南海科学考察项目,南沙综合科考开始就直达南海最南部的曾母暗沙。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项考察,也是南海科学研究以渔业资源为主转向以多学科,综合性为主的开端。

  这些探索中,如解决了南沙历来的危险区航道问题。在南沙中部及东北部的“死亡海”,中国人终于得以绘制了详细的礁盘信息,乃至“推荐航线”。这样,中国的公务船只可以在非常时刻迅速前往事发地点,维护主权和领海尊严。

  事实上,在最后完成的50多部相关考察著作和1000多篇论文中,“海洋权益”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

  作为科考项目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今年80岁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清潮,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南沙科考项目的前后由来。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洋专家,他还回顾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自己参与南海科学研究的经历,这也就是中国科学界由北向南推进南海研究的过程:

  南海科考的由来

  我是1957年从厦门大学毕业,然后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那时候,海洋所是中国最好的海洋研究机构,因为它有一艘自己的考察船,几百吨的“金星号”。开始工作时,我在渤海地区。1959年,开始搞全国海洋普查,我第一次与南海结缘。

  那时还没有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普查是由国家科委海洋组牵头。它的目的是对中国近海进行系统全面的综合调查,比如建立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渔情预报系统,为加强国防和海上交通建设等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我这样就到了湛江,在海军的协调领导下开展海洋普查工作。那个时候,出海考察是很艰难的。外国的水上飞机、台湾的飞机就在哪儿飞来飞去,我们出海,它们就跟着。它们向我们俯冲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飞行员。我们都要随身携带冲锋枪,但是规定说,只有它们射击到了甲板上,我们才能还击。1959年海军到过西沙,那里距海南岛大约180海里。但一般情况下海军和公务船只是不去西沙一线往南的,渔民可以去,但不能去北纬12度线以南,从北纬12度到北纬4度就是南沙了。

  这次海洋普查,都是近海航线,因为条件不允许去更远的地方。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东海区台湾海峡附近和南海的大片海域未能进行调查。南海是我们国家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我是学海洋生物的,上学的时候在书上看到说南沙、西沙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海洋生物。现在到了南海边上,但是没办法去找它们。

  那时候,比我还老一些的海洋科学工作者,比如曾呈奎、赫崇本,都是这次全国海洋普查的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留美回国的。曾呈奎在1950年8月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就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他后来还提议建立了国家海洋局。还有刘瑞玉、郑执中先生等也是搞海洋生物研究的,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真正研究南海。

  后来能够去西沙、南沙了,曾呈奎最早去采集标本。

  那时科学考察都是海军派船,我们也都是军事化生活。回来的时候要检查拖网,损坏了、丢了东西都要严格做检讨。

  这样一直到60年代,我调到青岛工作,短暂离开了南海。那个时候,我们还和越南一起在北部湾搞调查,有越南的学生到青岛来接受培训。过了两年我又回来了。那时,粮食紧张,号召我们在渔业上多出成果。后来我参与“对虾人工养殖研究”,还获得了国家科技大会奖。

  我们对南海的研究,开始主要是渔业,搞全国海洋普查,主要就是积累数据。

  养了猪的考察船

  1974年,我们开始搞“西沙---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海洋综合调查研究”。这个考察最初是部队提出来的,1974年初爆发了西沙海战,收回了被南越侵占的三个岛。我那时正好在永兴岛,看到部队的调动,在那里集结了很多舰艇。本来部队是计划继续向南去南沙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第三方知道了情况,把南沙岛屿都给占了。

  当时我们的考察船叫“实验号”,是一艘货船改装的,吨位小。遇到特别大的风浪,从前面舱都不能走到后面。必须要风浪平稳点才能过去。后舱还养了两头猪,因为我们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陆地上也没地方,就在这里养猪。再早,在南海海洋研究所还有一艘叫“珊瑚号”,也是小船,只能近海。

  那时船不行,连登岛礁都不敢。这个项目是海洋所牵头做的,人员都是从青岛那边过来到南海做研究的。资金有几万元,回来连码头都没有,停靠别人的码头都要交钱。

  这些海域以南,对新中国来讲都是比较陌生的。过去国民党去接收南沙的专员、军舰的舰长当时还在广州的,我们出发前都和他们了解情况。

  到1977年我们搞南海中部调查的时候,还是用我们过去老调查船,开往黄岩岛。我记得那是冬天,风特别大,我们都穿了很多衣服。第二年夏天我们再到黄岩岛做了三天的调查。

  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看到有外国渔民。他们看见我们佩带枪支都很紧张,我们就解释是来考察的。问了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偷偷来这里采一种海螺,回去卖给工厂。南海的资源是很多很多的。

  西沙、中沙,南海中部和东北部这些考察都完成以后,我们所开会的时候,所里领导就提出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南沙做科学考察。

  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实验3号”,是一艘3400吨的综合科学考察船,可以做水文、地质等很多综合性的研究。我们通宵讨论这些问题,最后终于决定要提出南沙科考。

  这个项目在1983年报上去由北京决策。本来是打算1984年初夏就出发的,结果一直没有消息。我们等不及了,就先把船开到巴士海峡以东那边做科研。出去没多久就收到电报,说中央批准了。后来我了解,这是叶剑英同志批准的。1983年,南海舰队第一次到了南沙最南面的曾母暗沙。

  我们特别高兴,赶快回基地补充给养。这年7月,我们也到了曾母暗沙。那时候,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和部队联络一次。我们是看不见他们的,但是知道他们肯定就在附近,一旦有事就可以过来。我们“实验2号”、“实验3号”两艘船,加上水产所的一艘,这三艘为主。

  1986年12月,中科院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南沙学术讨论会,提出把“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列入国家“七五”计划的科技专项,组成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考察队。考察队下面分4个课题组,从1987年开始对南沙正式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从1974年开始西沙、中沙考察,到1984年去南沙,用了10年时间。

  被捞走的考察碑

  我们在最后的南沙综合科考报告中,第一部分就是航道和环礁。

  从1987年4月下旬到5月初,我们先后考察了南华水道东北侧的10座珊瑚环礁,包括蓬勃暗沙、美济礁、舰长礁等等,在其中9个设立了考察标志。我们乘坐的“实验3号”在这里一次就了航行520公里。

  这个地方在南海中部和东北部海区,暗礁和险礁星罗棋布,海底地貌十分复杂,历史上从未被详细勘测过,可能存在未知的水下碍航礁滩,海图上标出的一些礁盘也不够准确。后来经过勘测,海图上有7座的位置坐标与实际上存在系统性偏差。还有3座与海图、《航路指南》上标记的形状有较大出入。

  所以,这里一直被视为“危险地带”,《航路指南》上警告船舶不要入内。传统上有一条航道从东面靠菲律宾的海域走,另一条从西面靠近越南的地方走马六甲海峡。这条中间的航道就很重要。

  这些礁石涨潮则没,落潮则现。在珊瑚岛礁附近,礁外缘陡峭,水深剧烈变化,船舶都很难找到抛锚的地方。我们的考察船根据《航道指南》等资料寻找抛锚地,都未能如愿。晚上船只没法抛锚,被浪退出几百米,白天再开回来。

  我们进入这个海域后,发现岛礁濒临深海一侧是浅水区与深水区的截然分界处,海水颜色完全不同,经常受海浪拍击沿着礁缘形成一条白浪带,成为识别海水深浅的一个标志。礁缘水深不同,水色也不同。浅于两米礁底是棕色,3到6米是碧绿色,水越深颜色越深,深于20米就是深蓝色。这样,船舶航行只要不进入变色海水就行。

  船舶接近岛礁的航向尽可能背向阳光或和阳光成较大角度,缓速航行。这样容易辨别水色,分清礁缘。如果要靠近的岛礁刚好在对光航线上,宁可先向其他方向航行,然后折转与阳光构成较大角度,再接近岛礁。还要考虑风流对船舶漂压的影响。

  在这10座岛礁上,7座有异物,比如沉船骸体、残航标、旧浮筒、枯大树等等。除了4艘沉船可能是触礁于此,其他都是随风漂流到岛礁上,或者渔民在此故意保留的,但它们都成为了岛礁的标记,并且在《航路指南》等上面都没有说明。

  我们把这些岛礁露出物的位置、方向,雷达、望远镜、目测距离以及特征都做了详细记录。现在,通过这条航道的危险性已经大大降低了,很多船都从这里走。

  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我们立了考察纪念碑。没有露出水面的礁坪,我们就把考察碑平放在礁坪的凹处。开始这些考察碑都是500号水泥制的,方方的,中心部位镶一个铜质测量标志。在水泥块未完全干之前,用事前刻好的木字模打上“中国科学院南沙考察队立”和“1987年4月”。水泥凝固后,再用油漆把字体刷红。

  后来,我们发现放在凹处的考察碑都被捞走了。外国政府鼓励渔民捞我们的考察碑,有奖金。我们和就广东测绘局商量,做成了圆形,射到礁石下面的缝隙里。

  梦想海洋

  那些岛礁,都特别美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围绕一个礁盘航行,好多海豚跟着我们,不断地跃出海面。

  其实这次考察难度是非常大的。比如最近的两座礁也有26公里,远的有65公里,而且都比较低,受到地球弯曲影响,任何测角仪器都无法实现两个岛礁的联合测量。这样,每个岛礁的坐标都是独立的,然后需要再换算到同一个直角坐标系,即北京坐标系里。

  对南沙岛礁的考察,可以为战略提供基础和依据。比如我们在东边外围的岛礁没有支撑点,从北面下来没有依靠。但是经过考察发现,像美济礁是有天然优势的,它有两个通道,中间的岩石炸开后就可以通行。后来大家都知道,海军为夺回这些岛礁的实际控制权做了努力,还发生了军事对峙。

  这个科学考察影响比较大,我们发布了一些成果后南海周边国家都非常关注。根据这些实地考察,能够在南沙的岛礁上建立海洋观测站。海军也开始进驻南沙群岛南端伊庆群礁的华阳礁,以及中部九章群礁边缘的赤瓜礁和东门礁,郑和群礁、中业群礁等等这些地方。因此爆发了赤瓜礁之战。当时我们正在两次考察的间歇,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了解这些岛礁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再没有对南沙岛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实地考察,目前所用的资料都来自于这次综合科考。

  在海洋权益方面,通过综合科考,我们提出了四个划界优选方案,还提供了水道、锚地与港口选址及工程环境等方面的数据,为我国关于南沙海区的外交决策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在曾母暗沙这边,我们对曾母盆地的油气情况进行了勘测分析。当时外国公司为了勘探油气资源在盆地里钻了大量探井,但是公开资料非常少。我们在这里的成果,是对曾母盆地的沉降历史进行了了解。发现在它的第二个沉降期,也就是19百万年至10百万年之间开始大量生成原油。然后随着埋深的增加,温度增加,除了已经通过地壳变动转移的,原油都裂变成为天然气。根据勘测,曾母盆地的东部天然气含量高、原油少,而西部原油多。

  南沙是整个南海地区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方。通过南沙综合科考以及其他考察,我们第一次全面了南海中的油气分布情况。初步查明石油总储量350亿吨、天然气10万亿立方米,是全球少有的海上油气富集区之一。在西面靠近菲律宾的地方天然气多,而偏东南的地方原油多。

  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就是水文气象。没有这些资料,我们的军舰和船舶在南沙航行就有很大危险。而且,这样就可以了解它的运动情况,为其他更深层次的研究打基础。

  我们还发现海洋生物新种61种,我国新记录347种,发现5处高生物量海区和底拖网4个渔场,相当于南海北部渔获量的2至4倍。仅西南部陆架海区就有两个高产渔场和两个优质渔场。

  我们到那里,看到香港的渔民捕鱼。那种很大很大的鱼一看见人下水来,就像鸵鸟一样一头扎到水里。渔民很从容地用药品喷到鱼鳃里,就可以把麻醉的鱼抱上船。一条小船可以装四五条,一条大船可以装200多条。运回香港后,一条就可以换一台电视机。

  南沙真是一个大宝库!

  我们这个南沙综合科考,在从“七五”到“八五”、“九五”、“十五”一直得到立项,有40多个单位的600多位同志参与。资料拿回来后,各个部门都抢着要。我们要求每次考察回来,考察人员必须上交考察记录,因为好多同志有习惯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成果。不同领域都开会进行讨论、分析。油气资源就是我们把地质探测数据拿回来,经过分析得到结论。即使回到陆地,工作仍然是很严肃、艰苦的。

  后来向中央汇报,我记得,当时部队的同志问得特别细致,包括资源有多少,岛礁都是什么样的。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这个项目,后来仍然在继续。南沙、西沙的这些科学考察,艰苦和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科学工作者为了这片海洋付出了能够付出的全部努力!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浩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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