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综合科考的前前后后

　　1984年，中国科学工作者首次赴南海最南部的南沙群岛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这就是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项目的开端。

　　史诗般的南沙综合科考前后进行了30多个航次的海上考察，总航程超过19万公里，考察岛礁38座，并在34座岛礁上设立了带有主权标志的考察碑。其高潮期至上世纪90年代末结束，前后持续了3个五年计划。

　　作为中国最早、也是最大规模的南海科学考察项目，南沙综合科考开始就直达南海最南部的曾母暗沙。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项考察，也是南海科学研究以渔业资源为主转向以多学科，综合性为主的开端。

　　这些探索中，如解决了南沙历来的危险区航道问题。在南沙中部及东北部的“死亡海”，中国人终于得以绘制了详细的礁盘信息，乃至“推荐航线”。这样，中国的公务船只可以在非常时刻迅速前往事发地点，维护主权和领海尊严。

　　事实上，在最后完成的50多部相关考察著作和1000多篇论文中，“海洋权益”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

　　作为科考项目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今年80岁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清潮，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南沙科考项目的前后由来。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洋专家，他还回顾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自己参与南海科学研究的经历，这也就是中国科学界由北向南推进南海研究的过程：

　　南海科考的由来

　　我是1957年从厦门大学毕业，然后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那时候，海洋所是中国最好的海洋研究机构，因为它有一艘自己的考察船，几百吨的“金星号”。开始工作时，我在渤海地区。1959年，开始搞全国海洋普查，我第一次与南海结缘。

　　那时还没有国家海洋局，全国海洋普查是由国家科委海洋组牵头。它的目的是对中国近海进行系统全面的综合调查，比如建立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渔情预报系统，为加强国防和海上交通建设等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我这样就到了湛江，在海军的协调领导下开展海洋普查工作。那个时候，出海考察是很艰难的。外国的水上飞机、台湾的飞机就在哪儿飞来飞去，我们出海，它们就跟着。它们向我们俯冲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飞行员。我们都要随身携带冲锋枪，但是规定说，只有它们射击到了甲板上，我们才能还击。1959年海军到过西沙，那里距海南岛大约180海里。但一般情况下海军和公务船只是不去西沙一线往南的，渔民可以去，但不能去北纬12度线以南，从北纬12度到北纬4度就是南沙了。

　　这次海洋普查，都是近海航线，因为条件不允许去更远的地方。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东海区台湾海峡附近和南海的大片海域未能进行调查。南海是我们国家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我是学海洋生物的，上学的时候在书上看到说南沙、西沙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海洋生物。现在到了南海边上，但是没办法去找它们。

　　那时候，比我还老一些的海洋科学工作者，比如曾呈奎、赫崇本，都是这次全国海洋普查的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留美回国的。曾呈奎在1950年8月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就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他后来还提议建立了国家海洋局。还有刘瑞玉、郑执中先生等也是搞海洋生物研究的，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真正研究南海。

　　后来能够去西沙、南沙了，曾呈奎最早去采集标本。

　　那时科学考察都是海军派船，我们也都是军事化生活。回来的时候要检查拖网，损坏了、丢了东西都要严格做检讨。

　　这样一直到60年代，我调到青岛工作，短暂离开了南海。那个时候，我们还和越南一起在北部湾搞调查，有越南的学生到青岛来接受培训。过了两年我又回来了。那时，粮食紧张，号召我们在渔业上多出成果。后来我参与“对虾人工养殖研究”，还获得了国家科技大会奖。

　　我们对南海的研究，开始主要是渔业，搞全国海洋普查，主要就是积累数据。

　　养了猪的考察船

　　1974年，我们开始搞“西沙---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海洋综合调查研究”。这个考察最初是部队提出来的，1974年初爆发了西沙海战，收回了被南越侵占的三个岛。我那时正好在永兴岛，看到部队的调动，在那里集结了很多舰艇。本来部队是计划继续向南去南沙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第三方知道了情况，把南沙岛屿都给占了。

　　当时我们的考察船叫“实验号”，是一艘货船改装的，吨位小。遇到特别大的风浪，从前面舱都不能走到后面。必须要风浪平稳点才能过去。后舱还养了两头猪，因为我们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陆地上也没地方，就在这里养猪。再早，在南海海洋研究所还有一艘叫“珊瑚号”，也是小船，只能近海。

　　那时船不行，连登岛礁都不敢。这个项目是海洋所牵头做的，人员都是从青岛那边过来到南海做研究的。资金有几万元，回来连码头都没有，停靠别人的码头都要交钱。

　　这些海域以南，对新中国来讲都是比较陌生的。过去国民党去接收南沙的专员、军舰的舰长当时还在广州的，我们出发前都和他们了解情况。

　　到1977年我们搞南海中部调查的时候，还是用我们过去老调查船，开往黄岩岛。我记得那是冬天，风特别大，我们都穿了很多衣服。第二年夏天我们再到黄岩岛做了三天的调查。

　　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看到有外国渔民。他们看见我们佩带枪支都很紧张，我们就解释是来考察的。问了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偷偷来这里采一种海螺，回去卖给工厂。南海的资源是很多很多的。

　　西沙、中沙，南海中部和东北部这些考察都完成以后，我们所开会的时候，所里领导就提出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南沙做科学考察。

　　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实验3号”，是一艘3400吨的综合科学考察船，可以做水文、地质等很多综合性的研究。我们通宵讨论这些问题，最后终于决定要提出南沙科考。

　　这个项目在1983年报上去由北京决策。本来是打算1984年初夏就出发的，结果一直没有消息。我们等不及了，就先把船开到巴士海峡以东那边做科研。出去没多久就收到电报，说中央批准了。后来我了解，这是叶剑英同志批准的。1983年，南海舰队第一次到了南沙最南面的曾母暗沙。

　　我们特别高兴，赶快回基地补充给养。这年7月，我们也到了曾母暗沙。那时候，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和部队联络一次。我们是看不见他们的，但是知道他们肯定就在附近，一旦有事就可以过来。我们“实验2号”、“实验3号”两艘船，加上水产所的一艘，这三艘为主。

　　1986年12月，中科院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南沙学术讨论会，提出把“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列入国家“七五”计划的科技专项，组成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考察队。考察队下面分4个课题组，从1987年开始对南沙正式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从1974年开始西沙、中沙考察，到1984年去南沙，用了10年时间。

　　被捞走的考察碑

　　我们在最后的南沙综合科考报告中，第一部分就是航道和环礁。

　　从1987年4月下旬到5月初，我们先后考察了南华水道东北侧的10座珊瑚环礁，包括蓬勃暗沙、美济礁、舰长礁等等，在其中9个设立了考察标志。我们乘坐的“实验3号”在这里一次就了航行520公里。

　　这个地方在南海中部和东北部海区，暗礁和险礁星罗棋布，海底地貌十分复杂，历史上从未被详细勘测过，可能存在未知的水下碍航礁滩，海图上标出的一些礁盘也不够准确。后来经过勘测，海图上有7座的位置坐标与实际上存在系统性偏差。还有3座与海图、《航路指南》上标记的形状有较大出入。

　　所以，这里一直被视为“危险地带”，《航路指南》上警告船舶不要入内。传统上有一条航道从东面靠菲律宾的海域走，另一条从西面靠近越南的地方走马六甲海峡。这条中间的航道就很重要。

　　这些礁石涨潮则没，落潮则现。在珊瑚岛礁附近，礁外缘陡峭，水深剧烈变化，船舶都很难找到抛锚的地方。我们的考察船根据《航道指南》等资料寻找抛锚地，都未能如愿。晚上船只没法抛锚，被浪退出几百米，白天再开回来。

　　我们进入这个海域后，发现岛礁濒临深海一侧是浅水区与深水区的截然分界处，海水颜色完全不同，经常受海浪拍击沿着礁缘形成一条白浪带，成为识别海水深浅的一个标志。礁缘水深不同，水色也不同。浅于两米礁底是棕色，3到6米是碧绿色，水越深颜色越深，深于20米就是深蓝色。这样，船舶航行只要不进入变色海水就行。

　　船舶接近岛礁的航向尽可能背向阳光或和阳光成较大角度，缓速航行。这样容易辨别水色，分清礁缘。如果要靠近的岛礁刚好在对光航线上，宁可先向其他方向航行，然后折转与阳光构成较大角度，再接近岛礁。还要考虑风流对船舶漂压的影响。

　　在这10座岛礁上，7座有异物，比如沉船骸体、残航标、旧浮筒、枯大树等等。除了4艘沉船可能是触礁于此，其他都是随风漂流到岛礁上，或者渔民在此故意保留的，但它们都成为了岛礁的标记，并且在《航路指南》等上面都没有说明。

　　我们把这些岛礁露出物的位置、方向，雷达、望远镜、目测距离以及特征都做了详细记录。现在，通过这条航道的危险性已经大大降低了，很多船都从这里走。

　　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我们立了考察纪念碑。没有露出水面的礁坪，我们就把考察碑平放在礁坪的凹处。开始这些考察碑都是500号水泥制的，方方的，中心部位镶一个铜质测量标志。在水泥块未完全干之前，用事前刻好的木字模打上“中国科学院南沙考察队立”和“1987年4月”。水泥凝固后，再用油漆把字体刷红。

　　后来，我们发现放在凹处的考察碑都被捞走了。外国政府鼓励渔民捞我们的考察碑，有奖金。我们和就广东测绘局商量，做成了圆形，射到礁石下面的缝隙里。

　　梦想海洋

　　那些岛礁，都特别美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围绕一个礁盘航行，好多海豚跟着我们，不断地跃出海面。

　　其实这次考察难度是非常大的。比如最近的两座礁也有26公里，远的有65公里，而且都比较低，受到地球弯曲影响，任何测角仪器都无法实现两个岛礁的联合测量。这样，每个岛礁的坐标都是独立的，然后需要再换算到同一个直角坐标系，即北京坐标系里。

　　对南沙岛礁的考察，可以为战略提供基础和依据。比如我们在东边外围的岛礁没有支撑点，从北面下来没有依靠。但是经过考察发现，像美济礁是有天然优势的，它有两个通道，中间的岩石炸开后就可以通行。后来大家都知道，海军为夺回这些岛礁的实际控制权做了努力，还发生了军事对峙。

　　这个科学考察影响比较大，我们发布了一些成果后南海周边国家都非常关注。根据这些实地考察，能够在南沙的岛礁上建立海洋观测站。海军也开始进驻南沙群岛南端伊庆群礁的华阳礁，以及中部九章群礁边缘的赤瓜礁和东门礁，郑和群礁、中业群礁等等这些地方。因此爆发了赤瓜礁之战。当时我们正在两次考察的间歇，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了解这些岛礁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再没有对南沙岛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实地考察，目前所用的资料都来自于这次综合科考。

　　在海洋权益方面，通过综合科考，我们提出了四个划界优选方案，还提供了水道、锚地与港口选址及工程环境等方面的数据，为我国关于南沙海区的外交决策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在曾母暗沙这边，我们对曾母盆地的油气情况进行了勘测分析。当时外国公司为了勘探油气资源在盆地里钻了大量探井，但是公开资料非常少。我们在这里的成果，是对曾母盆地的沉降历史进行了了解。发现在它的第二个沉降期，也就是19百万年至10百万年之间开始大量生成原油。然后随着埋深的增加，温度增加，除了已经通过地壳变动转移的，原油都裂变成为天然气。根据勘测，曾母盆地的东部天然气含量高、原油少，而西部原油多。

　　南沙是整个南海地区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方。通过南沙综合科考以及其他考察，我们第一次全面了南海中的油气分布情况。初步查明石油总储量350亿吨、天然气10万亿立方米，是全球少有的海上油气富集区之一。在西面靠近菲律宾的地方天然气多，而偏东南的地方原油多。

　　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就是水文气象。没有这些资料，我们的军舰和船舶在南沙航行就有很大危险。而且，这样就可以了解它的运动情况，为其他更深层次的研究打基础。

　　我们还发现海洋生物新种61种，我国新记录347种，发现5处高生物量海区和底拖网4个渔场，相当于南海北部渔获量的2至4倍。仅西南部陆架海区就有两个高产渔场和两个优质渔场。

　　我们到那里，看到香港的渔民捕鱼。那种很大很大的鱼一看见人下水来，就像鸵鸟一样一头扎到水里。渔民很从容地用药品喷到鱼鳃里，就可以把麻醉的鱼抱上船。一条小船可以装四五条，一条大船可以装200多条。运回香港后，一条就可以换一台电视机。

　　南沙真是一个大宝库！

　　我们这个南沙综合科考，在从“七五”到“八五”、“九五”、“十五”一直得到立项，有40多个单位的600多位同志参与。资料拿回来后，各个部门都抢着要。我们要求每次考察回来，考察人员必须上交考察记录，因为好多同志有习惯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成果。不同领域都开会进行讨论、分析。油气资源就是我们把地质探测数据拿回来，经过分析得到结论。即使回到陆地，工作仍然是很严肃、艰苦的。

　　后来向中央汇报，我记得，当时部队的同志问得特别细致，包括资源有多少，岛礁都是什么样的。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这个项目，后来仍然在继续。南沙、西沙的这些科学考察，艰苦和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科学工作者为了这片海洋付出了能够付出的全部努力！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浩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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