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末梢的“三湾改编”

　　评委依次入席，候选人登场面试，全程欢迎群众“围观”。

　　这不是达人秀的现场，而是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党工委试点中的“公开竞争选拔入党积极分子”（以下称“公选”）。

　　以民营经济发达著称的广东南海，农村集体经济亦十分丰厚。在南海的279个村（居）中，经济总收入超过亿元的村有197个，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有53个。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南海区村组两级经营性资产接近260亿元，村组两级可支配收入达到50亿元。

　　在经济总量放出“巨量”之后，农村基层组织如何面对多元化的利益格局？

　　南海用 “政经分离”的方式作答：在基层农村将负责经济建设的经联社从原来的村（居）委中剥离出来，构建以党组织为统领，经济组织、自治组织各司其职的新架构。（2010年11月，本刊曾以《南海农村政改掘进“深水区”》为题进行报道）。

　　“南海农村的经济总量大，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捆绑在一起，一旦出现问题，这三个组织将会因过度一体化而同时受到冲击，这样一来不仅不利于党组织核心领导地位的巩固，还可能会使农村基层组织运作瘫痪。”

　　佛山市南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汤建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转型期，像珠三角这样的先发地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日渐明显，顺应这种趋势，选择在执政末梢实行‘政经分离’是一种大胆和理性的探索。”

　　谢绝“近亲繁殖”

　　一份入党申请书，可能在箱底沉睡十年之久。这曾经是基层党员发展工作的弊端之一。

　　由于掌握了发展党员的“大权”，作为村（居）党支部“灵魂”人物的支部书记就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有的人为了确保各自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在发展党员的时候可能会任人唯亲，党员发展的“近亲繁殖”现象不是不存在。

　　更有甚者还会把那些与自己政见相左的申请人的申请压在柜底，“十几年来不闻不问，也不给答复”。罗村街道党工委委员周月嫦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在开始执行新的发展模式之前，他们对各村（居）党支部积压的入党申请进行了清理，发现最早的申请是1999年的。

　　这种情况对党组织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无疑是一个威胁。汤建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之所以要对党员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正是为了“保证党员发展的纯洁性”。

　　变革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罗村街道发展党员，所有的入党申请都被收集到街道党工委统一处理。

　　罗村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杨大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痛苦的，毕竟原来主要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而他也承认，两年实践下来，从有效性和持久性来讲，“公选”的模式更好。

　　在“公选”的模式中，申请人可以选择以个人名义直接向镇街党委递交入党申请，也可以选择通过村（居）党支部向上报送。在规定的名额之外，村民或党员可联名推荐优秀人才入党。

　　联港皮革有限公司的厂长蒙慕琼和华兴玻璃的黄宇霞就通过“公选”模式，加入了党组织。

　　由于都是外来工，她们与所在村（居）党支部并没有什么来往，因此在原有的党员发展模式下她们在罗村入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上述改革之后，她们以个人名义向罗村街道党工委提交了申请，审核各项条件之后，又经过了一道面试程序，通过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在圆多年的党员梦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公选入党积极分子要面对面地交谈，比较公平公正。”蒙慕琼说。黄宇霞则谈道，“公选入党积极分子的形式很庄重，而且经过了考官的严格审查，不是随随便便的”。

　　在新的模式下，入党积极分子在培养考察期内有一项工作必须完成，即至少参加50个小时的志愿者服务活动，且全程接受群众监督。

　　“整个党员发展过程全部公开，一旦有群众对某个入党积极分子候选人有质疑，我们就会暂停他的发展程序，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做出决定，”周月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0年，罗村街道党工委用公开竞争选拔的方式从362名入党申请人中选拔出36名入党积极分子；2011年南海全区通过联名推荐的方式发展了856名优秀人才加入党组织；2012年，在罗村街道试点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南海将公选入党积极分子在全区推广。

　　神经末梢再发育

　　南海区里水镇的河村下辖6个村小组，2011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村组两级收入达到5500多万元。平均算下来，每个村小组拥有3亿多元的产值和900多万元小组收入。而该村党支部书记黄伟洪却表示：“在里水镇我们名列前茅，可在南海区，我们排不上号。”

　　村小组（经济社）是南海最具活力的经济实体之一。

　　在以往的设置中，代表村民自治的有小组委，代表小组经济的有经济社，党组织建设在村小组这一级缺位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发育不全，”周月嫦说。

　　党组织在最基层的村小组里缺位，造成了党员与村民的接触不够，做群众工作的实际作用难以到位。同时由于村小组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许多情况不能及时向上级组织反映，有的甚至因此让一些事情演变成了群体性事件。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南海区实施了“村改居”和“村居合并”的改革，将规模较小的村小组进行合并。这样一来，村小组里的党员人数多了，也可以建立党支部了，而原来的村党支部则被升格为党总支部。得益于党组织的下沉，党员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群众，工作更实了，村民们对党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对于党支部下沉到村小组，大沥镇凤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曹应均认为，“这是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挥出来了。当年三湾改编的时候，就提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三个党员都建支部。”

　　在实施了“政经分离”之后，为了保证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南海也利用各级党组织召集同级的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对所在村（居）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决定。这样一来，也使党员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村（居）的日常管理当中。

　　除了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之外，党组织还牵头成立了社区共建理事会来加强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服务。

　　罗村街道党工委委员梁庆昭介绍说，社区共建理事会最早是从2010年6月开始试点，现在罗村街道14个村（居）都建立起来了。理事会成员包含村（居）“两委”干部，村民、党员、企业和外来工代表以及专门聘请作为顾问的部门负责人和法律、医药行业的个人等，其目的就是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搞好社区的经济发展并推动社区的和谐发展。

　　对于这一做法，周月嫦解释为“把辖区内的精英人群集中起来，对这一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事务管理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相当于把政协也下沉到村（居）基层”。

　　相应于罗村街道的社区共建理事会，里水镇则建立了“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制度。

　　里水镇委将辖区内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织起来，固定时间、地点接受群众来访。“代表委员们有法定的履职责任和义务，我们给他们搭建了一个跟群众沟通联系的平台，”里水镇政协联络处主任李钜鸿说。

　　同行、同乡与同学

　　数据显示，在南海的260万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120万，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为外来务工人员。南海作为广东经济发展的“四小龙”之一，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也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面临的管理难题。

　　通过对外来流动党员的管理为抓手，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和影响力，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管理就有了切入点。

　　为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南海在符合条件的非公企业和党员较为集中的村（居）设立了流动党支部。而现实中，设立党支部的非公企业毕竟有限，相对固定的村（居）流动党支部也不能覆盖所有的流动党员，因此仍然有许多流动党员没能得到有效的管理。

　　问题就是推动改革创新的动力。在外来务工人员最为集中的大沥镇，镇党委从本地区专业市场发达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对流动党员按所属行业或专业市场进行管理的“党员分类管理模式”。

　　大沥镇委员会组织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邝炎桥介绍说，2009年，农产品专业市场建立了第一个专业市场流动党支部。“支部成员主要是市场的管理人员、保安以及商户等流动党员”。由于试点效果理想，大沥镇正考虑在所有成规模的专业市场建立党支部。

　　在党员分类管理模式的启发下，大沥镇党委的工作人员发现，在大沥从事同一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往往有着相对统一的籍贯。因此，在同乡商会里建立党支部的想法也进入了大沥镇党委的考虑范围。

　　由于大学生党员和退伍军人党员与辖区内党员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差距较大，因此存在着“难管理”、“难联系”和“难组织活动”的问题。为应对这一问题，各镇街党委在征求村（居）支部意见后对他们实施了分类管理。

　　据里水镇大学生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李溢威介绍，目前该支部共下设三个党小组，除了安排组织活动之外，更多的是通过电子平台与他们保持联系。专门的党支部并不是要把年轻党员“圈养”起来，而是“通过党性教育和乡土乡情教育之后，再让他们返回到户籍地党组织，为所在辖区建设服务”。

　　“政经分离”不会弱化基层党组织

　　“党的能力还是要通过党员来体现。”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执政末梢延伸不是目的，关键是在末梢延伸和重构中党员和干部真正做到眼睛向下、服务群众，在基层民主选举、村民自治等事务中通过实实在在的“竞争服务”树立党的威信。

　　日前，南海出台的《关于新时期加强和创新村（居）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决定》和《关于优化村（居）党组织设置的实施意见》，全面实施“村（居）组织优化计划”、“大学生村（居）官成长计划”、“村（居）干部队伍活化计划”、“党员服务行动计划”、“党员形象提升计划”、“‘百千万’培训计划”六大计划。

　　与此相匹配，南海已经搭建了三大党员服务平台。

　　“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个平台是党员志愿服务平台，”南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梁柱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制度已经运行了三四年，效果很好。在这一制度下，所有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每年都需要至少做5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而且在服务中还要亮出党员身份，接受群众的监督。“主要想法就是把党员推出家门，让党员走到群众中去，传播党的声音，执行党的决策，”梁柱华说。

　　对南海所探索试行的党员（代表）工作室制度，梁柱华认为，“初衷就是让党员骨干、党员代表去听取群众意见、汇集民智，架起党组织、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第三个平台是党员（干部）民情日志制度”，就是让党员和村“两委”干部去家访，联系重点群众。而这三个制度的核心要义就是“把党员推出去，让他们眼睛向下，走向基层，服务群众”，梁柱华说。

　　“‘政经分离’这四个字，不仅是社会管理主体的回归问题，还是党的执政基础再夯实的问题。”邓伟根说，“政经分离”绝不会动摇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政经分离”后南海在全区经联社设立党支部，隶属村（居）党组织管理，纳入“两新”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组织管理范畴。

　　“‘政经分离’之后，我们把经济组织和自治组织纳入‘两新’组织的管理平台，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不仅不会弱化，还会得到强化。”汤建军说，相比“政经分离”前，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更多体现在“竞争服务”中完成对“两新”组织的宏观统领。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智亮 | 广东佛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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