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华派”3.0一代渐崛起

　　2011年10月，美国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在81岁高龄推出倾十年心力之作《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香港译本译作《邓小平时代》），成为被西方精英热议的中国研究巨著。其繁体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

　　这本书的推出，也是美国“知华派”对中国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代表着老一代“知华派”的高峰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到傅高义，再到今天在中美外交和学术界扮演重要角色的新生代“知华派”，折射出了一部曲折前进的中美关系史。

　　“老一代的美国‘知华派’，缘于与中国的特殊历史渊源，加之冷战两大阵营对华打压的大环境，对中国普遍持同情怜悯的态度，呼吁美国对华友善并给与战略援助。但在新一代‘知华派’眼中，中国已经成长为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新兴经济大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构成直接的挑战和威胁。这是一个研究心态上的根本不同。”南京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知华派”1.0一代：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

　　大概没有人会质疑，费正清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他一手创立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后改名为“费正清中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掀起了一股“谁抛弃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批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官和学者受到隔离审查，甚至被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在这种形势下，与中国高层和知识精英颇有交往、预言新中国即将到来的费正清，能顶住压力在哈佛成立研究机构，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勇气的创举。他创建中心的主旨就是把真正的中国和对其的客观研究呈现在美国主流公众的视野中---“正在积累实力成为国际秩序领导者的美国，必然要了解另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历史。”

　　他于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向当时对中国知之甚少的美国民众介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在数十年中重印数十次。尼克松在做访华准备时，《美国与中国》即是他案头名列第一的首要读物。与此同时，费正清也是煌煌十五卷《剑桥中国史》的两位主编之一。

　　而除了具有政治远见和研究功力，费正清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在未来发挥核心作用的下一代“知华派”。他善于从对亚洲有兴趣又天资聪慧的学生中发现可塑之才，给予他们最好的研究资料和硬件环境。经他栽培的学者如列文森、杜维明、孔飞力、柯文、入江昭、李欧梵、余英时等人，日后都成为美国一流大学中国研究领域的翘楚，不少人还进入政界，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层的重要智囊。

　　与费正清相比，鲍大可（A.Doak Barnett）的名字并不为一般人所知，但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做出的杰出贡献却值得铭记。

　　鲍大可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他的父亲鲍乃德1910年来华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从此全家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鲍大可在家中排行最小，其兄长罗伯特·巴奈特在约翰逊政府时期曾任助理国务卿，对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起过积极作用。鲍大可的其他兄弟姊妹也均从事教育和对华民间交流事业，可谓地地道道的“知华派”家族。

　　二战期间鲍大可在耶鲁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并随后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复员后重回耶鲁研习东亚语言，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年的中国研究之旅。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47~1950年间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报道中国和东南亚事务。记者生涯让鲍大可亲身目睹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并用客观但不失感性的笔触记载了大转折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民众百态，其报道不少为当时的美国报刊所转载。正是源于对中国社会的感性认识，鲍大可在其日后的研究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对华积极友善的态度。当时，他在关键时刻总能比美国公众和华盛顿精英更能持一种客观全面的立场，即使在遭遇各种风波和挫折后依然保持乐观。

　　鲍大可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在约翰逊政府时代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在1966年的富布莱特美国对华政策听证会上，鲍大可提出了著名的对华“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指出“以往孤立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合理且失败的”，进而主张在恢复进行大使级谈判的基础上与中国寻求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他的观点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客观上激活了华盛顿对华政策的新选项。

　　1968年，鲍大可又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一道，通过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美国走出越战困境和改善对华关系的具体建议。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鲍大可起到了舆论和政策双助推的重要作用。与鲍大可素有往来的中国学者资中筠曾撰文称赞他：“在每一个（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关头，都留下他锲而不舍的印记。”

　　除了在“术”方面积极推动中美关系，鲍大可在“学”方面同样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著名高校开设了中国研究课程，其培养的学生包括奥克森伯格、李侃如等人，后者至今仍在中美关系领域发挥作用。他在上世纪80年代访问中国西北地区留下的著作《中国西部四十年》，对西部民族和生态问题都有独到见解，被资中筠称为“在今天的美国恐怕没有第二人写得出”。

　　1999年3月，在他身患癌症去世前几天，学生李侃如去医院探望他。当时正逢美国媒体炒作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中美关系又陷低潮。弥留之际鲍大可想谈的话题仍然只有中国，他对李侃如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告诉你，我（对中美关系）还是抱审慎的乐观态度。”

　　比费正清和鲍大可略年轻一些的傅高义，可谓处在1.0与2.0代之间的一位重量级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是极少的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事务的专家。与费和鲍的共同点是，傅高义也曾在中美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社会化解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此时傅高义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此进行了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87年，傅高义曾深入广东各地进行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写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从广东的经验折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学术兴趣从此不断延伸深入，直至写出更为恢弘的《邓小平时代》。

　　“知华派”2.0一代：奥克森伯格、李侃如、蓝普顿

　　随着上世纪90年代费正清与鲍大可的离世，美国的中国学界也告别了传教士后代与汉学家双星闪耀的时代，进入专门化研究的新阶段。美国大学中的东亚和中国研究项目继续为政府和智库培各类人才，而政府与智库反过来聘任研究成绩斐然的学者担任高官，一支学者与官员相互融合的“知华派”队伍正在美国政学两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其中，首先要提及的是已经去世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他直接参与和负责联系了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多项中美事务。1977至1980年间，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主管亚洲事务。其间，他与总统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美国驻华代表伍德科克密切合作，直接经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事宜。

　　和他的老师鲍大可一样，奥克森伯格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注重培养新一代的“中国通”。他认为，中国的不断崛起是当今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得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必不可少。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他主张中美在缩小分歧的同时尽力扩大合作的领域。他去世后，中美两国专门设立了“奥克森伯格-鲍大可”中美关系讲座，以纪念这位杰出学者型官员的贡献。

　　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侃如（Ken Lieberthal）可以说是第二代中国通当中最具政策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曾长期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中国问题，并在第二任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主任。2008年他又成为奥巴马的对华智囊团成员，是奥巴马政府对华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

　　今年4月，李侃如和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共同撰写的长篇战略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在中美两国政学界引起强烈关注。报告对中美关系现状和症结的描述，语气之坦诚，用词之犀利，堪称近年来两国学界所少有。

　　私下里，李侃如和众多中国官员和学者也是要好的朋友。在李侃如《治理中国》一书中译本的序言中，王缉思曾诙谐地谈到这两位生活中的好友是如何在穿梭于中美间的万里高空商榷、交流乃至争辩的生动场景。对待中国和中国朋友和而不同、坦诚相见、斗而不破、紧密合作，也是这一代美国“知华派”们普遍持有的态度。

　　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的大卫·蓝普顿(David Lampton)是另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通”，曾长期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蓝普顿特别注重田野调查，每年都会带自己的助理和学生来中国“踩点”，进行数量可观的人物访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状特别了解。他2008年出版的《中国力量的三面》是一本分析中国崛起的近著，把“中国力量”分解为军力、财力和智力，非常冷静客观。据悉他目前正在撰写一部全新的中美关系专著，光历年采访录音记录就超过五百份。

　　蔡佳禾教授告诉本刊记者，“2.0”一代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前后，大多在美国大学的政治学和东亚研究领域获得博士学位，一些曾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或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任职，离开政坛多加入知名智库或高校。

　　“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这一代学者更为全面了解中国的整体发展状况，普遍有在华学习研究的经历，能用汉语与中国政学界交流。从研究领域来看，他们的兴趣更为开放和多元，早已走出传统的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研究，对经济金融、文化传媒、社会阶层、环境资源、少数民族等议题也多有涉猎。在研究方法和思维上，他们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探索兴趣，使得他们往往能够发掘一些中国学者所未曾留意和关心的话题，”蔡佳禾说。

　　而从研究中国的心态上来看，“这一代中国通所倡导的缓和对抗、增进合作、利益均沾和增强互信，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和潜力的充分评估后展现的客观和现实主义态度。”

　　知华派“3.0”一代：女性和华裔面孔增多

　　更值得中国读者关注的是，已有一批更为年轻的“知华派”在美国中国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与前两代前辈相比，这其中增加了不少女性面孔和华裔背景。

　　随着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林顿先后掌舵美国外交，一批女性学者加入了中国研究和对华决策的一线。

　　曾担任克林顿时期助理国务卿帮办的谢淑丽（Susan Shirk）是代表性人物之一，现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全球治理中心主任，也是多家智库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政府任期内，谢淑丽与中美两国官员互动密切，亲历过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幕后斡旋。2007年她的《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以学者和前官员的身份，具体描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崛起的同时所面临的国内社会压力和政治挑战。

　　来自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女性学者，以研究中国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著称。她于2005年出版的专著《一江黑水》，描述了淮河流域的环境治理和相应的政府治理决策演变，提出了诸多改进和协调政策的倡议。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被剑桥大学推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50本最佳著作”之一。其观点也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大西洋周刊》等精英舆论刊物上。

　　此外，与中国事务有密切关联的还包括前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安·斯劳特（Ann Slaughter）。她曾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认为中美可以在全球治理方面达成谅解与合作。

　　此外，改革开放前后赴美求学的一批中国学者中，也出现了一些既来自中国、又有能力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特殊“知华派”。

　　其中比较知名的如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成。来自上海的李成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学习，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加盟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之前，他是汉密尔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在有关中国省级政治和城市化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

　　他曾与中央党校等国内著名研究机构召开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俞可平等著名学者赴美发言，俞的著作《民主是个好东西》亦通过桑顿中心的协助翻译成英文发表，使之通过一种积极正面的方式在美传播。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贾敏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