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详解对日经济制裁

　　9月10日中国政府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提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9月14日中国海监船编队在钓鱼岛巡航期间向日方喊话；9月16日中国决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面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步步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合法、理性、有节奏、有章法地宣示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相比五六年前，中国反制日本‘购岛’的配套措施已经相对完善。各个部门配合都很默契，中国逐步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姜跃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其中，通过经济制裁方式反制日本，被认为是诸多配套措施中极为可行的一种。针对极速激化的钓鱼岛问题，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9月12日向媒体直言：“不排除进行经济制裁的可能。”

　　9月13日，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公开表示，日方“购岛”行为难以避免地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他同时表示，针对日方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中国消费者以理性方式表达立场和想法是他们的权利，对此表示理解。

　　鉴于中日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国内也有舆论认为，一旦拔出经济制裁这柄“双刃剑”，要充分考虑对中国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姜跃春强调，“经济牌”对双方都有痛点，需要谨慎把握尺度。

　　虽然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中国官方在日本“购岛”闹剧后正式动用经济手段，但是，采取经济制裁行动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一旦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应以多大的规模实施？如何把握节奏？

　　中日贸易战可能导致日本永久失去中国市场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济合作在竞争与摩擦中不断加深。截止到2011年，中日贸易额接近3500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第一贸易国，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0%以上。中国成为日本经济复苏和前进的最主要动力。

　　1972年，中日贸易总额10亿美元，到1978年也仅仅66亿美元。20多年后的2000年，两国贸易量700多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贸易强劲发展，2006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73.6亿美元，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年的28年间，中日贸易量每年以十亿或数十亿美元的增幅递升；2001年到2006年，两国贸易量每年以百亿或数百亿美元的增幅递升，这样高的双边贸易增长幅度在国际上是罕见的。

　　日本大量的商品卖往中国，到2006年底，中国一度仅次于美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中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0.2个百分点。

　　据统计，1972年至1991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对华进出口贸易额/总进出口额）始终低于5%，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始终高于16%，这表明邦交恢复后的前20年，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即日方居于主动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

　　2002年中日贸易的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为15.5%后一路逆转，2010年已变成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为20%，中国对日贸易依存率为11%。这意味着中国在中日经贸关系中长期被动的地位已经改观，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较深。

　　从2002年开始，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的第一贸易国。而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国，中日贸易额已经超过日本贸易总额的20%。

　　日本“购岛”影响了两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问题专家时永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贸易关系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合作，贸易战会导致地区产业链的重组和中国发展路径的局部调整。长远看，则意味着日本永久性失去中国市场。”

　　市场和民间自发的抵制正在形成经济制裁效应

　　从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到2002年的30年里，在双边贸易中日本处于出超地位，各种商品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份额。

　　近年来，中日的角色在逐步发生改变，中国开始对日本加大投资额度，并购日本企业的速度也在加快。尤其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以后，中国有更多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在近十年来的中日贸易中，日本开始处于入超地位。

　　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2012年1~7月中国对日本出口863.0亿美元，增长6.7%，占我国对外出口总额的7.6%。同期我国从日本进口1045.9亿美元，下降5.2%，占我国进口总额10.1%。“说明我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依赖度总体较低，且低于日本对我国出口依赖度。”金柏松分析。

　　从日本海关的统计分析可得出同样的结论，2012年1~6月日本对中国出口737.2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8.0%，同期日本从中国进口913.4亿美元，占日本进口总额20.5%。“说明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度无论进口还是出口均高，且大幅超过中国对日本依赖度。”金柏松说。

　　而日本利用“东亚分工体系”，与亚洲四小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基本上相当于日本对中国内陆的迂回出口。从日本财务省发表的贸易数据可知，2011年日本对亚洲四小贸易顺差1134.9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13.8%。根据经验估计，其中基本上为对中国迂回出口，加上日本对中国直接出口，则日本对中国出口依赖度在30%以上。

　　2012年6月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839.7亿美元，中国对日投资累计10.3亿美元。据金柏松的经验估计，日本在华企业进行加工、组装出口的产品占我国对日出口总额应该更高，大约占55%~60%之间。

　　“我国对日本出口产品无论是日资企业还是中资企业，基本都是低加工度、低附加价值产品。因为其中是大量使用日本零部件、技术，商品价值主要份额早已经在日本生成。换句话说，日本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比我国企业赚取多得多的利润。也即从宏观角度分析，日本经济对中国依赖远高于中国对日本依赖。”金柏松这样算账。

　　日本从2003年经济危机开始，整个复苏和增长过程也没有离开中国因素。经估算，2011年日本经济名义GDP下降2.77%，如没有中国因素，应该降低4.45%。2011年度日本全国税收42.83万亿日元，其中中国因素贡献占18.34%。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平公开表示，市场和民间自发的抵制正在形成经济制裁效应。

　　除了日本旅游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购岛”事件升温以来，淘宝网内的一系列日本品牌最近7天的销售量也明显下滑，如索尼电视机成交指数下降了81.7%。另据一家大型电商企业近期内部数据表示，北上广三地日系彩电8月各品牌销售额与上月相比均出现了大幅下跌，其中东芝降低40.31%；三洋下降44.32%；松下降低23.41%；夏普下降21.06%。苏宁电器8月的数据显示，日资彩电市场已经被三星、LG等韩资品牌以及TCL、创维为代表的国产彩电企业蚕食，松下、东芝等品牌被挤出了前十名。

　　要打市场这张牌

　　综观中日之间的经济数据，姜跃春分析，如果对日进行经济制裁，首先就要从市场切入。“日本国内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产品主要靠外销，美国市场由于次贷危机导致不景气，欧洲还未度过欧债危机，日本现在主要依存的就是亚太市场，而亚太市场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国，所以一旦实行经济制裁，就要打市场这张牌。”

　　2012年9月中旬以来，全国多地爆发抵制日货行动。“抵制‘日货’，应该选择对中国负面影响小，对日打击、损失大的领域和产品。做到精确打击，适可而止，切忌打击面过大，引发全面经济摩擦。”金柏松建议。

　　在金柏松看来，我国已具备经济制裁日本的实力，并且时机已经成熟。

　　日本经济从1992年至今，除了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基本处于低迷和衰退状态。日本政局的频繁更迭，执政理念不断变化，日本经济也跟着失去了方向。受美国主导，日元升值，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曾多次反复投入巨额财力，结果导致背负一身债务，国债余额已经达到其经济规模的两倍，处于危机边缘。日本企业竞争力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根据瑞士国际洛桑学院评价，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竞争力曾多次位居世界第一，而2012年6月1日，瑞士洛桑国际学院公布《2012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在被调查的59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的排名降至第27位。

　　“日本经济已显得疲惫不堪，在此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抵制日货，极有可能诱发日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及日元危机。”金柏松在其博客中直言。

　　除了对中国经济高依赖度以外，日本经济本身就存在薄弱环节。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正在国会紧锣密鼓推销的‘增税方案’存在明显漏洞，很可能落空。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严重，日本家庭储蓄将归零，财政发债购买力不足等问题将浮出水面。”金柏松说。

　　日本国债还在大幅增加，据日本共同网2011年11月8日报道，截至2011年度末，日本国家借款将再度刷新纪录，总金额首次突破10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1万亿元），达到1024.1万亿日元，为日本国家经济规模的2.2倍，债务规模远超欧债、美债水平。中国在过去两年中对日本国债持有增加了4.2倍，在2010年超过美国和英国，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者。金柏松直言：“日本经济‘命门’在于国债危如累卵，而中国掌握‘一根可以压倒骆驼的稻草’。”

　　建立制裁黑名单

　　在国际上，最常对外实施经济制裁的是美国，依据的是世贸组织安全例外条款。它规定当成员国受到安全威胁时可以采取经济、贸易措施制裁对手。对手可以是企业、金融机构、团体组织、进出口商品、甚至包括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等等。一经列入“黑名单”，发布制裁措施，就可以制裁威胁国家安全的目标。

　　最近的案例就是美国以安全为由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发现中国某家银行还在与伊朗开展业务，于是调查、取证，最后宣布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国土所有企业、金融机构与我国这家银行机构的一切业务往来。

　　借鉴美国经验，金柏松建议中国政府也可引用安全例外条款，建立我国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建立制裁黑名单等对外经济制度。

　　金柏松建议颁布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企业捐款必须做到透明公开，什么性质的团体把钱捐赠给什么政治主张的政府机构或个人，都要明细公开。

　　“按照这个思路，在抵制日货方面，我国消费者可以考虑拒绝购买日本原装汽车等产自日本的高档消费品。其次可以建立黑名单，凡是主张对华强硬的国会议员，其当选背后均有财界支持，只要找到日本国会议员的具体财源予以打击，可以收到显著效果。”金柏松说。

　　有了法律做支撑，在国际上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也能做到依法行政。而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里，目前还没有经济制裁制度。

　　可先从战略资源下手

　　金柏松2000年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期间，曾参与了中国反制日本对中国发动的经济制裁。当年12月末，日本经产省通知中国驻日大使馆经商处，要对中国三项农产品进口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在未来四年内禁止进口中国的农产品。理由是某些中国农产品对日方造成了“巨大伤害”。金柏松翻开调查结果一看，利润从30%下降到28%，这就是日方所谓的“巨大伤害”，中方自然不承认这样的结果。

　　2001年底，日本正式实施经济制裁，金柏松在反制措施中也提了一些建议，最后中国出台了对日本汽车、手机和车载电话三个方面限制的反制措施，不久后日本取消进口限制。

　　2005年，日本的报复卷土重来。11月，日本政府以大幅提高进口农产品检验、检疫标准为由，制定新的进口“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限制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我国再次启动了对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反制措施。

　　面对日本极有可能出现的反复报复，金柏松认为，中国首先要建立经济、贸易制裁制度、出口管制制度和黑名单制度，将我国外交、对外战略思想贯彻于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在内的各个领域。不仅能吻合中国传统文明价值取向——采取行动前要“师出有名”，还可以有效长期抵御日本和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制裁。

　　“要逐步施压，我们要做一个妥善方案，原则是让我们受到最小的损害，让日方受到的损害尽可能大，投入低，产出尽可能高。”金柏松说。

　　“我们在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WTO规则对我们形象的损害，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中国本身也还要发展，不能因小失大。”姜跃春说。

　　世界贸易组织的安全例外条款规定，军用物资和军民两用物资可以实行出口管制，单纯用于民用的物资不能管制。金柏松因此建议，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可先从战略资源上下手。

　　稀土等战略资源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生产高端工业材料必不可少的原料。中国长期以来在稀土出口上占有垄断地位，中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3%，却承担了世界90%以上的市场供应。

　　在2010年日本非法扣押我国渔船船长事件发生后，我国就暂停了对日的稀土出口，极大打击了日本制造业。这一痛过后，日本开始向更多国家开发稀土，实现稀土的多渠道供应。

　　2009年之前，日本稀土资源的90%以上都要从中国进口，而在开发了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的稀土进口资源后，据商务部网站援引《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从中国进口的稀土金属总量为3007吨，所占比例为49.3%，自2000年以来首次降至50%以下。201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就比上一年减少了34%，为1.54万吨。

　　“迅速下降的是轻稀土的进口量，重稀土日本对我国的依赖还是很强的，如果要经济制裁日本，从重稀土上下手会比较有效。”姜跃春分析道。

　　但我国目前的稀土出口还处于较混乱状态。据金柏松介绍，每年稀土资源的出口都有定额，2011年的稀土出口量我国统计结果是2万吨，而国际上统计出来却是5万吨。其中3万吨的缺口是企业违规出去的。

　　姜跃春说：“即使实行经济制裁，限制的也是大企业，违规的中小企业走私漏洞堵不住，制裁效果就不会很明显。”

　　2012年8月8日在“稀土之都”内蒙古包头市成立的中国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职能之一就是整合稀土出口市场。

　　除了稀土，钨、锑、镁、钛这些主要依靠中国进口的金属资源，也可作为对日经济制裁的切口。

　　打击目标要找准

　　另一个反制切口是汽车零部件。

　　“日本汽车是日本经济精锐，影响极大，一旦遭到制裁会波及日本经济更深、更广领域，对日本经济打击也很大。”金柏松分析，“此项措施对当前经济低迷的美国、欧洲和韩国是‘意外的惊喜’。禁止日本汽车零部件进口，还可以迫使国内日本合资汽车企业制造合资自主品牌汽车，采购国内零部件，同时给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生存争取一定发展空间。”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的原装汽车数量并不多，比重不过20%左右，这些汽车是最终产品。而日本出口的70%都是中间产品，是汽车制造产业链中处于高端核心的零部件。

　　打击目标要找准，产业链和完成品要区分开来，“对纯粹日本进口的核心零部件进行经济制裁，对日本的打击是很直接的。比如日产汽车的变速箱都是100%从日本国内进口的，这个东西一制裁，整个生产链就断裂了。”姜跃春说。

　　生产链断裂后，在华日企如果倒闭，后续的人员安排，也是金柏松所建议的政府制定方案其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如果这些日企倒闭了，现在国内汽车生产能力是过剩的，别的企业生产的汽车马上就能把这部分空白填满，倒闭企业的员工也可以跟着倒闭企业一起合并过来。如果没有到倒闭的地步，可以生产合资企业的自主品牌汽车，比如广汽本田、东风日产，零部件在中国采购，对国内企业也有好处。”金柏松说。

　　如何把握好制裁尺度，权衡利弊，在金柏松看来，这一步十分关键，在政府制定方案的时候，尽管可能会耗时一段时间，但要有章法地、稳妥地一步步来。“既要打得疼，让他退让。也要考虑即便打到他们出现危机，还坚持咬着钓鱼岛不放，我们该怎么办。要像下围棋一样，对方的任何反应都要有应对措施。”

　　旅游业也在“经济牌”之中。日本“购岛”风波以来，中国公民赴日旅游人数锐减。国内最大的组团日本游批发商之一中国康辉旅游集团原本为纪念中日建交40周年向日本输送5万游客的计划也宣布终止。“旅游这张牌，不用政府出面，老百姓会自发做出选择。”姜跃春说。

　　“这是中日建交40年来，中国反制力度最大的一次。”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对于中国的强烈反弹，日本《读卖新闻》近日称日本政府对中国可能的反应存在误判。“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这方面的决心是非常大的。从目前的形式来看，如果日本政府野田内阁态度软化下来，还是有余地的，不会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董永裁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本刊记者张璐对本文亦有贡献）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张静、特约撰稿曹金龙|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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