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的中国拐点——新型城镇化怎么搞

　　“刘易斯拐点”这五个字恐怕是现代中国社会被使用最多、也是最热的一个经济学术语。但“刘易斯拐点”具体指的是什么，很多人实际是一知半解；再追问刘易斯是谁，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威廉·阿瑟·刘易斯于1915年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一个黑人家庭，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1940年获博士学位。殖民地黑人身份及成长经历，使刘易斯更加关注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世纪50年代后，他开始专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主要著作有《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

　　刘易斯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他发现，如果将关注点聚焦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卢锋向《英才》记者介绍，刘易斯的理论更重视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相信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要最大限度地把经济剩余转化为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分配有利于储蓄阶层或资本家阶级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市场机制下实现的较高储蓄率、投资率，对于发展是非常基本的条件。”

　　尽管刘易斯提出其理论后，各方颇多争论，但其作为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的地位，则是无可争议的。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还担任过加纳等国的政府顾问和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的要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1979年，刘易斯与舒尔茨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易斯拐点

　　对于时下曝光率颇高的“刘易斯拐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英才》记者做了详细解释。“刘易斯最早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把产业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传统产业的低价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转移到一定程度，就出现第一个拐点，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工资从基本不涨变为小幅上升；等到劳动力转移完毕，就出现了第二个拐点，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会出现资本深化，即用资本替代劳动。”

　　那么，将“刘易斯拐点”套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时下的中国位处哪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坦言：“他的理论本身存在逻辑问题，没说清工资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怎么变动的？所以，讨论中国是否过了拐点很困难。”

　　卢锋举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名义货币工资年均增速约为9.7%。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增长显著，随后十来年相对停滞，最近十多年增长较快。实际工资增长趋势也基本类似。“刘易斯理论中农民工收入长期基本不增长的现象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怎么可能几十年不涨工资，之后突然大幅增长？”另外，中国改革以来，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近5%这一数字，也不支持刘易斯的理论。因此，对于目前那种简单解读刘易斯理论和套用拐点方法，卢锋本人持有保留意见。

　　“说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是错误的。因为拐点有两个，中国现在处在两个拐点之间，并不是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剩余了。谁敢说没有剩余？”马晓河解释，由于体制障碍，劳动力实际还没转移完。但是，表面完成的假象已经导致工资上涨、资本深化等现象提前出现。“其实拐点已经到来是假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告诉《英才》记者：“刘易斯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工业化的本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中间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尽快地、有效地、低成本地实现劳动力的转移。”

　　在吴敬琏看来，研究“刘易斯拐点”的现实意义，实际是要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真正完成，且改变转移的模式是怎样的？而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抉择，以及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缘由。

　　关于中国二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向《英才》记者做了简单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动员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化。那时候中国还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到1956年初步完成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时，矛盾开始凸显，即排斥劳动力。于是乎，这2000多万人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温铁军介绍，当时的中国经济中，资本高度稀缺，我们是靠从“三农”提取剩余价值，完成了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中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当年很多人算过账，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工业资产，主要源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所以，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工业发展的内因造成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没能真正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吴敬琏表示：“实现劳动力的转移要有效，低成本，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大。”他指出，在消耗了大量的土地和投资后，现有城市化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另外就是摊大饼，城市的运营效率低。每个人的生活半径很长，堵车、污染都出来了。”

　　“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镇化，先生产后生活，近60年的情形都是这样，把大量资源都导向了工业化，结果工业生产过剩。于是大量出口，结果大量外汇结余，又带来储蓄增加，储蓄等于投资加出口，出现了恶性循环。”马晓河认为，中国要打破增长模式锁定，就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和体制的制约，调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争议新型城镇化

　　对于时下热议的“新型城镇化”，吴敬琏语露谨慎，甚至可说是有些无奈。“什么叫新型城镇化，老实说，我不知道。没有定义。”他担忧，如果不能顺利解决土地产权等体制障碍，各级政府会继续沿用传统模式来搞城镇化，最后还是重复以往的造城运动，出现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至于如何给新型城镇化定义，马晓河有着自己的标准：首先，应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重点应是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转移；其次，城镇要与农村联动融合发展；第三，一定要走资源集约化道路，坚持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

　　“没有定义的好处是大家可以自由讨论、解放思想，最后给出一个好的方案；坏处则是概念很可能被扭曲。”姚洋推测，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方案出台可能要等到10月份。

　　至于城镇化的“新”，姚洋提醒，一定要避免城市化过度带来的贫民窟化现象。既要防止都搞大城市，也要防止小城镇遍地开花。

　　姚洋认为，不能太强调镇的概念。如果拼命建镇、圈地，连村都要搞园区，结果又成了画地为牢，资源利用就不经济了，还会造成更多污染。“这方面需要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各个村招商，应该将项目引到县城园区，这样有拿土地入股的，有拿招商入股的，各得其所。”

　　“在很大程度上，城镇化是将县级以下的城镇集中，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的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温铁军的看法更实际。他指出，中国的3000多个县、3万多个建制镇，有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这个空间足够吸纳中国的过剩产能。而中小企业进入镇的成本比进入大城市低得多，就业则6倍于大企业。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

　　谈及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瓶颈，马晓河建议尽快建立外来人口进城的成本分担机制，中央、省（地）、农民各负责什么，都要分清楚。“现在谁都喊城镇化，但谁都不作为，因为都不想承担成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把二元制度的红利吃干榨净了，所以谁都不想承担现有体制下农民转成市民的成本。”

　　对于市长和市民都担心的掏钱问题，姚洋显得比较乐观。他提醒，不必把这种成本想象得太高。农民进城更能激活消费和投资。“社保不是缺钱吗？可以卖一部分国有资产。类似外来人员子女就学难的现象，根本不是问题。这几年，北京已经关了几百所小学，原因是孩子太少。如果不是外来的孩子上了学，很多老师早下岗了。”

　　围绕新型城镇化，目前讨论最热的当属土地问题。不少学者和企业家主张，落实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的自由交易，从而解决农民进城的成本。

　　温铁军不主张这种激进的私有化，认为那样可能重走印度的老路。印度有34%的无地农民，他们只好大建贫民窟。“现在在全球危机的打击下，过剩资本更大规模地流向征占土地。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有可能更大规模的征收农民土地，使得农民被动上楼，被城镇化。”

　　“在农村搞土地私有化，我认为没必要应该是股份制，不管征谁的，大家都有一份。”，姚洋提醒说，一些农民成了千万富翁，一些还那样，就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即使私有化，也应该收取土地收益税。马晓河则支持土地商品化、市场化的观点，关键是政府不能参与土地交易这种市场行为，让农民能够直接通过市场获得相关收益。

　　“我更大的担忧是工人教育程度太低了”，认为土地不是关键的，姚洋话锋一转说，现在工人工资很高，但是再涨，只能转用机器，很多工人就会失业。他呼吁，政府应该投入比正规教育更多的钱重新培训工人。

　　“要搞清楚城镇化遭遇瓶颈的体制原因有哪些。只有扫清了这些体制障碍，城市化效率才会提高”，对于城镇化，吴敬琏有着自己的担忧：“如果不能解决体制问题，（城镇化）就弄不下去。即便弄下去了，也会造成长期的、严重的消极后果。”

　　文|本刊记者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