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这一理论获得了极高评价，后来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甚至认为，泰勒的思想“是自《联邦党人文集》以来，美国向西方世界做出的最持久贡献”。“管理”由此成为一门科学。借助泰勒的发现，工业制造的效率大大提升，成本控制成为可能，使得19世纪末掀起的那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可以最为直观的体现在人们面前。
有了“科学管理”，就产生了“衡量”，高效组织资源并力争实现最大化的产出，成为工业资本家及其背后的投资者的最大愿望。100多年的今天，我们在援引彼得·德鲁克的前述评价之外，还需意识到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科学、企业管理实践乃至社会变迁产生的其他几个重大、宏大影响：
一来，正如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所说，泰勒哲学最突出的假设在于“多就是好”，最大化的发挥生产潜能；因此，尽管泰勒哲学而后走入没落，这种假设却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过度发展，空前的刺激了人类欲求，终于在21世纪的头个十年让全球各地的人们遭遇叠加袭来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产能危机和金融危机。
二来，改变了社会原先很大程度上依存的生态时间，而建立了可测量的机械时间体系，并进一步让人（劳动者）在生产需求、工作要求面前牺牲自我，不断适应越来越高的工作节奏，最后成为公司、工作、任务的“奴隶”，产生根本性的物化、异化、工具化。
三来，科学管理理论被过度引入到政治和社会管理领域，一些政治家坚信通过科学管理特别是科学测量，可以实现一个标准化、系统化运转的世界。泰勒希望手持秒表的人控制世界，后来的一些国家一定意义上以令人恐惧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愿望，比如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等作品，也曾对科学管理理论支配下的“完美世界”发出了最惊悚的警言。
对科学管理理论，中国人也显然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都梳理出方方面面的警言，但惟独较少被人提及的是，大量出口加工企业正是完整的实践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调配人力资源，以争取最低成本基础上的最大化产出。这方面的标杆企业迄今仍然存在，譬如富士康（鸿海）。中国经济转型的真正困境也正在于此，泰勒哲学被执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很难再有潜力可挖，而陷入既有模式依赖的人们并不情愿在发展模式上改弦易辙。换言之，中国企业要真正从整体上脱离困境，应先行“走出泰勒”。
泰勒哲学仅仅是20世纪管理学发展历程的第一座丰碑。之所以如此细致的开展上述讨论，是为了强调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以及一门艺术，其影响范围不仅仅在于企业、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可以说，管理的一百年，就是管理学、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管理观念及其沿革对世界进行塑造的一个世纪的历史。
斯图尔特·克雷纳所著的《管理百年》一书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湛庐文化推出珍藏版。这本书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开篇，将20世纪分为10个阶段，提取出各阶段的管理关键词，细致梳理了管理学和管理实践的成果。借助斯图尔特·克雷纳的著述，我们可以颇为清晰的了解到管理及其变革，是如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无论哪个时期、何种导向、什么内容的管理思想和理念，以及相应的管理新实践，都不仅仅是某些聪慧的管理大师或企业家、创业家的智慧成果，更是外在环境催生的结果。
书评人：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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