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项目为何难落地

　　PX项目继在厦门、大连、宁波引发公众抗争后，再次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众抵制。无独有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也曾在广州、北京、江苏等省市引发公众抗议风波。这些项目能直接或间接地拉动地区GDP增长，增加社会福利，如大连PX项目总投资600余亿元，年产值约260亿元，年纳税20亿元，但为什么会屡屡引发公众强烈的抗争、抵制和反对？

　　解环境焦虑症可有良方

　　PX项目一上马，公众就上街；公众一上街，政府就紧张。其实，与群体性事件本身比起来，事件折射出的公众的社会焦虑、环境焦虑，更应引起高度警惕。

　　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雾霾锁城，挥之不去，河流、地下水、土壤、重金属等污染事件频频曝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公众的神经变得极度敏感和脆弱。为了维护自身健康，公众不再允许周边增添新的风险源，哪怕已经被证明发生风险的几率很小。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围绕一个建设项目，往往会有各方利益交织、碰撞、博弈。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过程不透明，难免引发猜测、质疑、担忧，甚至反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项目下马式”的处理方式，又无意中从侧面“印证”了公众的担忧。久而久之，公众的环境焦虑不仅没有得到纾解，反而加剧，环境焦虑症发展成了环境焦虑并发症。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决策机构的不满、对项目的担忧、对污染的恐惧。面对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建设项目，公众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愿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尝试着用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能引起决策机构充分警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就有了在厦门、大连、宁波、彭州、昆明等地发生的群众上街“散步”。

　　其实，不仅是PX项目，对于钼铜、排污管道等其他项目建设，公众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焦虑情绪。这些事件都直接传递出这样一个明确信息：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公众的环境焦虑已经不再处于蛰伏状态，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发散、蔓延、强化。一旦长时间得不到纾解，就会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很显然，地方政府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也在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尽快平息舆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少地方政府很快就宣布项目下马，有的还决定“永不再建”。即使是国家重点项目、投资总额巨大，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但客观地讲，这些地方政府尚未读懂公众的环境焦虑，至少没有完全读懂，自然也开不出什么解决的良方。实践证明，“项目下马式”的纾解方式，暂时可能奏效，但绝非长远之计。

　　焦虑的背后，是公众对环保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诉求表达和期待表征。对那些可能引发环境问题的建设项目，决策部门很有必要摒弃关门决策的惯性思维，以更开放的心态保障公众参与，以更理性的心态直面公众质疑，以更包容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这是纾解公民环境焦虑的必经之路。

　　环境焦虑虽是环境问题日积月累发作的宿疾，但纾解公众环境焦虑的过程，同时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是重构社会信任的过程，不妨把三者结合起来，或许能够“柳暗花明”。

　　从当下努力，为时未晚。

　　如何挽回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PX成了公众眼中污染、致癌的象征符号。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PX并非传言所描述的那般可怕。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地，都有成熟的经验和先例，工厂和居民区相距不远也能相安无事。

　　可尽管当地政府百般释疑、专家千般解惑，公众就是不相信。有媒体做过一项调查：你为什么反对PX项目？大部分网友选择了“政府做这个项目肯定没安好心”。看似荒唐的理由，背后反映出的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地方政府陷入了信任危机。

　　实际上，不光是PX项目，像什邡的钼铜项目、南通的排海工程等，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的地方很困惑，说我们听证会也开了，公示公告也发了，该走的程序一个没少，为何公众还是不信任？这些地方搞错了一个逻辑，并不是说为了项目落地而进行这样一套程序，而是进行这样一套程序以决定项目是否落地。

　　在错误逻辑的引导下，不少地方走过弯路。比如说，有的地方，公示信息专挑周末、节假日这些时机，意在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期快速通过。而且有的公示信息极其简略，一句“项目经过最严格审查审核，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就算信息公开。这种仅有判断、毫无细节的信息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公众不仅不会接受，反而更会觉得背后有隐情。

　　还有的地方，把听证会开成了“通知会”、“告知会”，实际上在听证会之前已经做好了决定，听证会无非就是履行个程序。更有甚者，不是在听证代表上做手脚，就是在听证会程序上设置障碍。类似于这样的听证会已经失去了意义，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

　　矛盾暂时掩盖了，貌似一派和谐，却为将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似进实退。民意是捂不住也盖不住的，正常渠道走不通，公众总要找机会发泄出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群众“散步”抵制的行为，导致项目最终停建或流产，政府“赔了夫人又折兵”。

　　公众激烈表达的背后，实际上是未被听取的民意、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

　　《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对政府的诚信问题有过经典的评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地方政府要从中有所警醒和借鉴，努力挽回和提升政府公信力。

　　信任源于信息公开、有效沟通，信任源于言出必行、行之必果。地方政府应该从一次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一次次重蹈覆辙，陷入“一拍脑袋就上”、“一闹腾就停”的尴尬循环。

　　这个盒子能变透明吗

　　玩过摸盒子游戏吗？在不透明的盒子里，一只兔子也可能把人吓得尖叫。但如果将盒子换成玻璃的，能够看到盒子里的东西，就没有人会害怕了。

　　同样的情况如今也出现在新建项目上马时。几年来，公众对PX项目的恐慌正是那个不透明的盒子造成的。这个不透明盒子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在项目建设前公众没有获得充分的信息和足够的参与，另一方面则是公众担忧项目建成后的安全运行。

　　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恐惧感。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对PX项目威胁人体健康的担忧在没有得到正面纾解和深入了解的情况下，逐步放大，演变成恐慌，直到“谈PX项目而色变”。

　　类似“谈XX而色变”的症状，这几年频繁出现：“谈垃圾焚烧而色变”、“谈化工厂而色变”等。即使政府、企业、专家不遗余力地在媒体上解释说明，公众也毫不买账。项目建在居民周边，关系着居民的切身利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边放一个不了解的环境隐患。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厦门PX项目、彭州PX项目等都在这种恐慌中发酵并最终引起矛盾激化。

　　解决的方法是有的，不妨把盒子换成透明的，让公众充分了解，让公众亲身体验，让公众参与监督。尤其在当前，很多安全监管工作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监控机制，加之政府监管常常难以奏效，公众参与和第三方监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台北的北投垃圾焚化厂在这一方面就做得非常好。公众可以随时走入工厂，察看工艺流程；焚化厂每两个月要把运行状态的各个指标公开上网，市民可以质询废水、废气和废弃物的排放情况；台北市环保局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了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以随时上网监督；环保部门每年也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突击检测。

　　认识了、了解了，恐惧自然会消除；参与了、监督了，担忧自然会减少。企业与公众并不是天生的敌对双方。对于公众与企业之间的坚冰，有专家指出，应尽快建立由当地居民、人大代表、中立的研究机构、环保NGO、媒体等组成的第三方监督制度，形成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管、居民监督的良性互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破坚冰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努力，需要把PX项目阳光化，让公众能够监督项目环保审批、建设、运行的全过程。

　　何不以利益换利益

　　厦门、大连、宁波、彭州、昆明，PX项目落地为何屡屡受挫？有人疑惑，为什么以前上个重污染项目都比较容易，现在连上个环评已通过的项目，都会遭到公众反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呢？

　　回顾几十年来公众对工业项目的态度变化不难发现，现在一些环境敏感项目难落地，一方面和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公众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相关。

　　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尚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阶段，公众最想获得的利益就是提高经济收入，不用再为吃穿用发愁。上工业项目往往可以迅速带来经济利益，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公众可以获得的利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上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很少会有人反对，就连个体开的“十五小”企业也是遍地开花。

　　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公众逐步开始关注环境质量，对环境利益有了更高诉求。

　　不管是PX项目还是其他项目，只要落地，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政绩。但公众可以获得什么呢？企业附近的居民可以得到有限的赔偿，当地其他居民几乎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要承担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政府和企业获利，公众的利益却受损，这样的买卖公众自然不愿意做。

　　除了环境利益，公众还有其他的需求，比如教育、公共服务等需求，而且这样的需求同样迫切。想从PX项目中获取利益，何不先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尝试以利益换利益呢？

　　台湾也曾经历过公众环保抗争阶段，最终消除“民愤”的方式是项目建设方实施的“环保回馈”，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居民免费(或打折)使用，还有给予奖学金等措施。宜兰县的白米社区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白米社区周边集结了矿石加工厂、水泥厂和油库，曾是全台湾落尘量最大的地方。在政府协助下，小区与水泥厂签订了环保协议书，设定“环保回馈”的相关规定。小区除了运用水泥厂提供的回馈金外，还可以申请各项小额补助，不仅把环境弄好了，当地湿地也保护得很好。

　　但是，如何让项目建设方给予公众“环保回馈”？地方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应当与公众真正站在一起，想公众之所想，急公众之所急，让公众可以获得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公众的利益诉求解决了，原本令人讨厌的项目也许就不再讨厌，项目上马问题没准就迎刃而解了。

　　（文章来源：《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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