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设计之名复兴工业

  • 来源:艺术与设计
  • 关键字:复兴工业,中国制造,加工大国
  • 发布时间:2014-01-22 14:41

  “中国制造”正处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期,全国各大产业园区、设计公司和设计人才的数量都达到了历史高峰。社会整体产业结构都急需改革的当下,“中国制造”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准确地说,中国并不是‘制造大国’,而是‘加工大国’。设计与制造的流程只有一半发生在中国,这使得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与同类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常常因为品牌的原因败下阵来。究其原因,多半由于中国多年来从事低端加工和组装,因此对设计和创造忽略而造成。反观德国设计概念的发展过程,他们认为设计是把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看作是塑造人和社会的整体性工程,而制造业的发展只是这一社会工程的丰硕成果之一。

  相比工业发达的其他欧美国家,德国经济腾飞的路程并不顺利。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却创造了两次经济和文化迅速恢复的契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德国产品曾经被欧洲邻国所不屑,其粗糙的外观和低劣的质量常常被人诟病。但是,“德国制造”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一跃成为了高质量和畅销的代名词,德国也因此跻身世界最强经济体之一。历史经验无法照搬,更何况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中国的设计制造业或许无法单纯地从西方设计史中找到答案,但是重新审视德国设计的历史经历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从制造到设计——20世纪德国设计展”策展人张春艳认为,“研究和展示20世纪的德国设计制造,不是重播经典的历史叙述,而是在这些第一手资料中发掘某些被忽视的,但又可能对当代社会的新问题有所启示的线索。”难得的是,这次的德国设计展不只是展示大名鼎鼎的设计师和他们的设计作品,还能看到大师们的设计思维是如何与使用者、制造者进行互动的。聚光灯下的不单单是那些设计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还有它们背后那些能够给今天中国发展带来启发的历史故事。

  由制造衍生的设计

  相比起制造,设计出现的时间更晚。“制造”一词在古拉丁文中即手工。在工业革命之前,制造基本上通过手工艺的形式来实现,与今天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有所区别,制造与设计二者是一体存在的。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后,传统手工艺与工业制造能力之间存在的鸿沟愈发明显。工业化大生产无法达到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当时的制造业需要一种力量将艺术融入到生产中去,这种力量正是现代的设计先驱,设计逐渐成为制造的前提。走在工业化第一线的英国在一开始就把批量生产视为一种分离手工业者和手艺的异化方式。然而,德国却认为工业革命不仅是解放了人们的双手,还是生产关系的重组。工业化的本质是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停下来思考什么样的产品能够解决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于是,产品不只是技术、功能和商业目的混合在一起的产物,而是适应具有时代文化特征的生活环境里的物件。设计制造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这其中的矛盾是在社会生产、物质文化、文化认同以及生活方式变迁等诸多复杂要素中发生。

  手工艺作为“职业设计”之前的“设计”,为后来现代设计启蒙者提供了大量的创意灵感,早期的现代设计作品中也常常能够看见伴随传统制造艺术影子。1923年意大利蒙察(Monza)装饰艺术双年展,德国代表队的领队保罗·布鲁诺(Paul Bruno)曾经设计了一款带底座托盘的咖啡机就是典型带有传统制造痕迹的作品。布鲁诺虽然身为知名设计大师,但是面对市场销售原因,他仍然无法完全投入到现代主义的设计之中。当时,设计师并不能算作是一种职业,无论是从创作手法还是与企业的合作方式来说,他们采用的仍旧是艺术家式的处理方式。从约瑟夫·伊曼纽尔·马戈尔德(Josef Emanuel Margold)设计的饼干盒子,到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的家具设计中都可以发现,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圈内人和上流社会,设计的推广也仍然借助着艺术展览进行,这些设计品的销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艺术家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威望,他们并完全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设计师。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对生产技术的不断推进,将手工艺对于材料、工艺和图案造型融入到产品中成为了一种风潮。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 Muthesius)成立的德意志制造同盟就是一个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的设计生产行业内组织。德意志制造同盟会对加入者十分挑剔,只有怀抱先锋理念的行业精英才被批准参加。因此,这个组织是德国的“好设计”(Gute Form)观念最初形成的地方,也强力地推动了德国设计制造的发展。即便在这样一个精英会中,内部的分歧依然严重,“形式服从功能”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还并没有成为当时德国设计界的主流意识,直到包豪斯的诞生。

  思想源泉的包豪斯

  德国作为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道德和经济两方面都受到重创,建造成为了战后德国社会中最核心的力量。担任杜塞尔多夫应用艺术学校校长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认为,工业化是“Zeitgeist”(时代精神)与“Volkgeist”(民众精神)的符合主题,建造的使命就是赋之以形式。包豪斯正是在这样的信仰下应运而生。复兴的国家意识极大地促成了包豪斯的诞生。包豪斯学院存在的14年完美地反映了西方从工业大规模生产走向设计创造的时代变迁。从马塞尔·布劳埃(Marcel Breuer)设计的第一把钢管家具“瓦西里椅”,到米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为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椅”;从威廉·瓦根费尔德设计的“包豪斯系列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设计的几个形象组合的门把原型,这些伟大设计作品的背后不仅是设计与功能本身的故事,更是关于大规模制造到现代设计制造转变的历史。艺术家、工艺师和手工业者通过合作,共同构建了当时包豪斯时期艺术与技术结合,手工与艺术并重,创造与制造的同盟。这也使得包豪斯不仅仅是一所设计学院,还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思想源头。

  包豪斯学院富有挑战和开拓的变革精神创造了上世纪最早的流行设计文化,它将设计中材料和功能的重要性提高至一个新的高度,进而涌现出第一批追求简约和功能至上倾向的设计作品。这种“少即是多”的构成思想进一步推动了以德国工业为代表的机械美学精神,简约、精准、批量化生产最终服务于大众成为了工业设计的灵魂。格罗皮乌斯在1942年成立美国通用板材公司,极力推广预制板组合结构的建筑模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将房屋主要构造的很大一部分预先在工厂制作完成,这些预制板有着不同的分工,并且可以互换。这种标准预制的设计理念影响至今,在今天的生活和环境中依然随处可见。

  社会浪潮中的设计

  说到标准化和一体化生产和设计,就不得不提及20世纪上半页的纳粹德国。除去政治层面,纳粹在推动新的设计价值方面极为高效。纳粹政府采用特有的“一体化”(Gleichschalfung)政策来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德意志制造同盟被纳粹转化为其最有效的政治手段之一。现代设计中对于标准和功能的追求恰好符合纳粹的社会实践。不止于此,极端的纳粹政府还认识到理性主义和标准化设计生产对于德国工业制造的根本性变革作用,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推动一体化的,倾向于技术和经济上的功能主义,大大增加了军工制造能力,以至于今天德国先进的工业设计制造能力仍然得益于此。

  1933年,包豪斯被迫关闭。政治形势迫使学院内师生大批向国外迁移,正因此,现代主义设计理念被带往世界各地,逐渐发展出了国际主义风格的设计。二战的形势改变了许多设计师的命运,一部分选择移民国外,一部分留在了纳粹德国,其中被誉为“德国工业设计之父”的威廉·德夫克(Wilhelm H.Deffke)是其中命运最为独特的。德夫克的作品主要特点就是使用极简的形状和粗壮硬朗的线条组合出多个直角的抽象图形,从AEG到双立人刀具标识,再到1925年糖制品工业展览海报上的蜜蜂,都体现着他独特的设计语言。德夫克几何形的标识风格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代表。可是,在他众多几何风格作品中,一幅万字形的标识被纳粹党选作党标改变了他的命运。德夫克从未打算将其制作成一种政治符号,但是却因为纳粹丑恶的名声对自己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影响。以至于在二战结束后,他作为纳粹标识的设计者被德国社会刻意地遗忘在历史外。

  工业上追求标准化和功能化还是纳粹时期德国政府获取民众支持和高效生产的重要手段,著名的“大众汽车”(国民车,Volkswagen)公司便是诞生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的企业。“国民车”的理念产生得益于标准化和功能化的生产模式。“甲壳虫”车上最为昂贵的空气制冷式发动机被设计在了车尾,水箱在欧洲寒冷冬天结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整体流线型的设计配合当时德国大兴修建的高速公路网,甲壳虫能轻易达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告诉;紧凑的内部空间被要求设计成正好乘坐4至5人;车身零部件在后续推出的车型上依然能够替换使用,大幅削减了为新车型投入的研发时间和建造成本。虽然当时“每周省下5马克,家家开上大众车”的口号只是从百姓手中骗取了大量军备费用,但是标准化生产的设计理念至今依然受益良多。

  二战结束后,部分曾经受教于包豪斯的设计师回到德国,结合了理想主义和美国先进管理技术,在小镇乌尔姆(Ulm)设立了乌尔姆设计学院(Huschschule fur Cestaltung, Ulm)。学院在继承包豪斯将设计作为社会工程的理想的同时,还在后续的教学与实践中确立了系统设计方法。学校主动与企业合作,有意识地通过设计使企业本身及其产品获得国际化的影响。著名的博朗公司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师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ms)以及其他几位教师影响下,确立了一种清晰理性的设计美学,拉姆斯提出了“最好的设计是最少的设计”。在公司不断向国际扩展的时代里,设计的标准化和系统化完全符合了跨国企业的要求。拉姆斯与汉斯·古格洛特(Hans Gugelot)为博朗公司做的SK4唱机的设计就是早期标准系统设计体系的代表作品之一。这款SK4收音机虽然因为其冷峻的外型和透明的外壳被后现代设计师戏称为“白雪公主的棺材”。SK4的部件并不是简单的由供应商所提供的,而是按照设计师的要求被开发出来的。机器如何进行操控,机身刻着什么样的字体,都是在拉姆斯的理性思考下进行设计,其整体比例与构造则是通过标准的模数体系来测定完成。白色机身单元和两侧板材之间的对比突出了构成主义的设计原则。这种“少,却更好”(原文Less, but better,德文Weniger, aber besser)的设计信条被史蒂芬·乔布斯(Steve Jobs)加入到了苹果各个产品的设计基因中。

  重新审视这些20世纪德国现代设计,它们以设计的形式凝结了那个时代的技术发展、经济和社会观念及其设计师包含其中的思想。在设计制造方面,德国在20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多少与今天的中国类似。回顾和思考德国设计制造曾面临和解决的矛盾,对于正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有重要的意义。也许我们从这些经典的设计中能看到中国设计师需要承担的职责。

  文 Article > 徐路明 Xu Luming 图 Pictures > 薛华克 Xue Huake、编辑部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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