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深双展的四面体构想

　　2013年的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城市边缘”（Urban Border）”，于12月6日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城市边缘拉开帷幕。展览现场，蛇口客运码头旧仓库被改造成了“文献仓库”，而三十年前的浮法玻璃厂，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名叫“价值工厂”的主题展馆。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城市化作为固定主题的双年展，长期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问题。本届主题由深港合作提出，试图通过全球快速发展的城市趋同性及其背后隐藏的差异性，契合深港两个城市在全球地缘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双城之间存在的边界互动情形，体现“边缘”处的城市多元价值观。

　　“价值”与“解读”

　　“从前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认为中国是遥远的。那里的人们把它描述成“远东”的一个异乎寻常的国家。对他们来说，中国似乎位于世界的边缘。”策展人之一奥雷·伯曼说。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城市边缘的实质是“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地带”。城市边缘包括城市发展边界和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和自然之间的边缘。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所有概念都是相对的——如果存在一个中心，它就会有相应的边缘；当中心发生迁移的时候，他的边缘也会迁移。所以边缘实际上是一个很被动的概念，是一个可以被擦写的概念。

　　事实的边缘和传播中的边缘也是两个概念。通常而言，只有在传播中出现时，“边缘”这个名词才可以被事实模糊或者加重，或做其他处理。“城市边缘”具有的某种社会学上的属性，包含了城市边缘的空间、边缘的人群，以及边缘的各种生活方式；同时边缘也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关于城市公共资源组织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因此，“城市边缘”这一主题其实非常广泛、多义，并且具有太多现实的意义掺杂其中。本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将这一多义概念作为主题，目的是想体现当今中国对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某种主流趋势和统一性的一些批判性反思；而作为建筑、艺术为载体的参展艺术家，在拿捏这一词汇时，也拥有了丰富的实质和想象的空间。

　　这次展览邀请的两个策展团队——奥雷·伯曼（Ole Bouman）团队与李翔宁、杰夫里·约翰逊（Jeffrey Johnson）团队。这两个团队被指派围绕同一个主题，从两条不同的思路和方向展开对这个城市主题的深入探讨——这好比把一次命题作文，交给了两个不同的参与者。大半年的筹备之后，从两边呈现的结果里，我们看到了两位策展人面对“城市边缘”这一主题的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

　　策展人、创意总监奥雷·伯曼的策展团队将重点放在了城市边缘的再生“价值”上。应对“城市边缘”问题，伯曼团队提出了价值再生的策略——他们探寻一种新的开发的模式，试图为深圳带来一场真实而精彩的城市盛宴。数个月的准备之后，奥雷·伯曼和14位建筑师一起，将展厅打造成了一座“价值工厂”；并且使之成为了城市灵感的来源，创意的发生器。其中，英国V&A博物馆所提交的方案提出了“快速收藏反应”的概念——他们邀请了深圳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带来了一些能代表城市现实的物品，包括黄历、盗版碟、手推车、女性内衣等深圳人生活中时常见到的东西。V&A选择的展区墙上还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这句口号于80年代在蛇口首先出现，其后在国内广为流传，又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热门议题之一，直接反映了“深圳速度”。

　　另一个策展团队李翔宁、杰夫里·约翰逊的重点则是对城市边缘的多维解读。策展人带领参展的艺术家、建筑师们用一种偏视觉化的形式，一种与日常生活经验结合得更紧密的方式来进行“城市边界”这一主题，显示出了与伯雷团队的显著不同。在偏文献的展示中，他们将应答“城市边缘”的重点放在了“解读”上，这种解读是多维度的，复杂的，成果也确实呈现出了城市的复杂、丰富与多样性。

　　“图解”与“记录”

　　“上海制造”就是李翔宁团队带来的一组关于城市解读的作品。这组作品把上海从城市地标建筑、违章建筑、公共空间到建筑废墟归纳收集，组成了一个关于脸面和废弃物的上海。“这些既典型又非典型的建筑和空间，彼此分离、并置、侵入、交叉、覆盖，共同组成了一个异质混合、重新呈现的上海。”李翔宁认为，把上海的基因抽取出来，经过过滤、折射、变形，就可以让不同观者从中找到属于个体自我的上海记忆——一个有万千版本的拼贴的乌托邦。

　　“上海制造”与另一个参展的“东京制造”出自同一系列。展览本身不带透视的轴测图画法，无疑加强了观看的客观性。而单线、无色、简单的黑白线图，更是让被记录的建筑更加“抽离”并且特点鲜明。将这一些建筑按照图画的尺寸，而不是真实的建筑尺寸并置在一起，呈现出了某种如同希拉·贝歇类型化摄影的效果。

　　内容上，两件展览都是记录城市中那些有趣却未引起人们关注的边缘建筑。其实这种风格的开创是从冢本由晴的“东京制造”开始的。他们将记录的重点放在了都市中那些复合的存在于高密度城市之中的功能实体本身，在枯燥、乏味、单调的城市中寻找那些不引人注意，但又异常独特的个体。这种个体与传统单一功能的“建筑”不同，它往往是一种都市的必然存在。

　　但正如“东京制造”中记录的屋顶停车场案例一样，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所谓的“建筑”，它们只是复杂的都市环境中打破单一传统的行为。它们是人用鲜活的生活对冰冷城市的改造——所以这些记录与其说是对城市中具有鲜明特色建筑个体的记录，毋宁说是用图画的方式对城市中非单一性、复杂、复合的城市个体的注解。“东京制造”与“上海制造”作为一对孪生姐妹，仔细记录下大量的具有城市中复合关系的个体，这似乎是一种对“建筑”与“房屋”之间关系更好的理解，也是对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和城市的生活更好的理解。

　　社会的“边缘”

　　正是由于“城市边缘”这一概念的宽泛及多义解读性，单一呈现其全貌几乎是不可能。如果说“图解”作为实体记录是客观、中立的，那么艺术家们的作品则更多呈现的是社会中的“边缘”观念。他们的作品贴近生活，适合场所气质以及“接地气”的概念规划，他们从日常生活出发进行的实践这个层面出发回应了展览的主题。

　　徐跋骋的作品《流动的美术馆》，将本次展览主题中“边缘”这一词的重点明确放在了社会性方面。作品将微缩的流动美术馆转化为现实中的美术馆——美术馆里面每一个小房间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作品。流动美术馆本身具有其自身真实的运作模式，还具有美术馆内在的理念和管理机制。除了再现美术馆的陈列功能之外，作品本身也具有对当代美术馆制度的批判。

　　徐跋骋无疑是对当今美术馆运行中的阶级划分及其处在体制之中的中心特权现状进行了反思，通过这个作品探讨美术馆本身其实是一个公开的、流动的没有“中心”与“边缘”概念的场所。当这种批判被用一种视觉方式呈现时，比文献更吸引人们的好奇心，会驱使人关注其背后的含义。

　　刘庆元的作品《蓝图》是一面“亮晶晶的外墙瓷砖”。瓷砖图案混搭了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和现代生产工具符号，把商品经济时代的工具变成了雕刻和墙上的装饰材料。还有臧峰的作品：四辆三轮车。他在每一个三轮车上做一个房子，自己可以去居住，表面上显得很文艺很狭义，其实是想探讨社会居住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极限空间里面，如果没有固定的家庭，买不起房子，怎么办？我们可能还能通过这种方式建构起自己的生活。另外艺术家郭颖把对汶川的研究变成了报纸，大家可以随时取阅带走，这也是一种简单又有效的传播方式。而传播带来结果——我们想来探讨问题，最终都是要指向结果。

　　建筑师的策略

　　谈到“城市“，建筑师的思考是不能被忽略的。建筑师的身份与艺术家有所不同，大多数的建筑师喜欢至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并且他们想实现作品，更多的是需要依附权利与金钱，所以他们的建筑作品其实更接近某种“中心”而非边缘。但是为了创作概念能高屋建瓴，建筑师又必须具备超脱于世的艺术哲思，这些复合的行业特质使他们身处“城市”而又“边缘”。双年展中邀请的建筑师呈现了相当多样的作品，分别从不同程度表明了自身对“边缘”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态度，并根据自身提出了应对的解决方法与思路。

　　来自标准营造的建筑师张珂在他的作品《山居》里提出的“立体村庄”计划，针对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心的扩大逐步吞噬村庄这一中国现状。耕地的减少，使原有城市和村庄自身发展规律被打破，边缘地带不断地扩大并出现混合、混乱的特点。在《山居》的构建里，矗立于田野之中的几座生态高层建筑并不是简单的结果，建筑师说，“‘立体村庄’是个多少有点幼稚的计划，我们并不天真的认为可以彻底解决城市化带来的城市化的问题，只是希望借此计划激起人们对于将城市‘归还’给乡村的美好向往。”

　　与“立体村庄”概念的“草根性”不同，另一位参展建筑师马岩松的作品《山水·实验·综合体》则更加商业化。马岩松提出的是“山水城市”的概念，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为南京南站的商务区设计的一个项目。从作品可以看出，建筑师的愿景是：想在高密度城市中建立人与自然在情感上的联系。作者解释，这一出发点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化解，在两种文明的边缘寻求一种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他不再强调效率和区分，而更看重人性的回归和环境的整体塑造，这是对“山水城市”理念进行的一次大尺度建筑实践。

　　如果批判地将两个作品相比较——首先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以建筑作品表达了他们各自对“城市边缘“这一概念的关注和理解。但“立体村庄”显然更加理想化——这个作品本身不是结果，它展现的是一种探讨的方式；而且更多的是针对城市化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作用的事件本身，提出作为建筑师应所持有的某种观点和立场。“山水城市”更加实际与妥协。它更像是建筑师的一种传统操作手法——园林本身也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人向往自然，寄情于景的一种文化方式。但是这里提出的园林的概念似乎牵强，似乎是为了契合中国文化而附会地选择了这个主题。从作品本身来看，“山水精神”的内容也有所欠缺的，更多呈现的是结果。但是无论如何，不同建筑师对某一主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并集中展现，都代表并预测了我们的城市未来的发展。

　　从建筑师、艺术家、理论家轮番上阵的反复阐释中，我们不难看出，“城市”基本上就是“中心”的隐喻；而“城市边缘”，即是“中心”与“外围”矛盾交汇的片区。如今，中国正在飞速城市化，城市扩张的乌云正吞噬着城市周边的乡村、河流、山川、空气，乃至人的观念与心灵。本次双年展在当下的中国抛出这一主题，所拷问的已不仅仅是深圳这一已经从边缘变成中心的非典型城市发展道路，无疑还有对正在摩拳擦掌奔向深圳模式的广大中国内陆城市的警示，以及对已无地可退的香港的警示。

　　文 Article > 鲁雯泋 Phi

　　图 Pictures > 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织委员会 Shenzhen Biennale of Urbanism，Architecture Organizing Commit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