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讨薪的归因

　　切身感受建筑业农民工讨薪的“变异”

　　供职于“农民工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即指专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职业人，在他们每天的服务对象中有95%是建筑业内雇工。

　　入冬时节，当开发商与建筑商、建筑商与转包分包乃至再分包的责任人按部就班地对工程进行验收、对账、审核时，无数渴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则在冰天雪地中蜷缩一隅，瑟瑟发抖。作为亲历者，眼见那些无助的眼神，愤激的表情。当艳丽的春晚大幕被欢庆的锣鼓震裂，荧屏涌出一片鲜花笑脸时，很少有人会顾及那些遭受损害的人性尊严。

　　悲夫！农民工。

　　悲耶？且慢。

　　2003年11月中旬，几个在沈阳打工的湖北农民工闯进维权部门。为首的大个子先打开手机的录音键，然后声明：“我不是来求你们的，是让你们给我办事的。”另一个矮个子立即从后边窜出来，指着工作人员歇斯底里地大叫：“不办就给我滚蛋！”两月前，大约二十几个农民工一起涌进维权部门，一个小伙子还没说几句话，便将办公桌上的茶杯狠狠地摔到地上，接着又将计算器摔坏。围攻、咒骂、诋毁，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本已极度疲惫的身心瞬间被撕裂。

　　齿寒的笔者无法界定此类讨薪行为的性质。尽管恶意彰明，但毕竟存在包工头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实，毕竟全社会都对农民工寄予了排山倒海般的同情，更有国家总理替农民工讨薪的先例。这一切，为“薪情”不好的农民工理直气壮地讨薪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当然，不讳言地讲，也为讨薪行为的变异创造了“条件”。

　　2011年11月份，包工头儿W带领几十号农民工到维权部门投诉大包拖欠他们七十余万元工资。W设了许多迷局。当迷局被一层层剥开之后，真相显露出来了。原来按合同规定，大包只有13万元工程款尚未支付，而W挪用了先期支付的农民工工资用于个人购买房子、汽车。不仅如此，W还做假账，并雇人冒充农民工到政府门前非法聚集，大骂前去规劝他们的工作人员，而后又越级上访。

　　2012年，一女子讨薪不成，便在维权中心倒地打滚，哭喊叫骂，后又从老家搬来家族中人，在维权中心门前闹腾一阵子后，又跑到市政府下跪闹访。

　　2013年，一老人与其他7名农民工被包工头儿拖欠工资1.66万元，他女儿在某网站连续发布三次信息，而每次信息的被拖欠金额分别为6万元、8万元、10万元，并且指责维权部门工作不力，却唯独不提她父亲给人家活干一半就拔脚走人的事。

　　在笔者熟悉的某开发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经查阅有关资料知悉，2011年和2012年两年间，该维权中心共受理上访讨薪案件949件，涉及农民工人数近两万人，涉案金额达两亿元。特别是在距年关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办结率接近99%。可是面对那些咄咄逼人的“农民工”，维权人员的感伤与无奈已是无法言喻了。

　　“讨薪”这本属正常的维权行为却在悄然地发生着种种变异：

　　讨薪主体在变异。由农民工为主体的讨薪，变为包工头儿首当其冲。维权人员常说：现在哪里是为农民工维权，分明是为包工头讨账。

　　讨薪方式在变异。求助变为要挟。许多讨薪人的眼神如假古兰丹姆一样，“眼睛后面好像还有一双眼睛”。

　　讨薪要求在变异。向欠薪者讨薪变为帮助欠薪者向上一层发包方讨账。

　　讨薪驱动在变异。由被迫到维权部门求助，变为受包工头引诱，甚至经过蓄意策划。除此而外，又派生出报复性讨薪、分批次讨薪、野蛮讨薪、意在引爆舆论的讨薪、施压型讨薪等等，不一而足。

　　许多讨薪者，在拖欠他们工资的老板面前木讷语塞，当找到了为他们撑腰说话的地方时则青筋暴突、“血性十足”。

　　变异必然变味，其结果是直接影响了其他讨薪案件的办理，让正常讨薪的农民工难以合理维权。

　　必须补充一点，即便是非正常讨薪，亦可窥视到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的悄然苏醒。但是，这种非正常讨薪的势头如得不到遏制，那么，在襁褓中刚刚苏醒了的法律意识也会发生变异。那时只能徒唤奈何了。

　　恢复劳动与收获的真身已刻不容缓，莫让我们的天空只是雷声阵阵。

　　理性分析建筑业农民工讨薪变异之因

　　从公共舆论空间上看，农民工讨薪行为无疑会获得一边倒的同情。那些带着乡愁的农民兄弟来城里打拼，因为少有润滑剂、保护膜而沦为弱势群体。他们是站立在城市美丽封面背后的群像，让人司空见惯，又恐援手不及。当道德激情与理性争辩时，道德激情总会占上风，道德激情在感悟上是一种诱惑。但真正能够让社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需要的恰恰是理性。农民工讨薪发生变异，笔者认为应归因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作为唯一主导性的劳动雇佣方式，分包劳动体制是建筑业欠薪痼疾的关键所在。“你们的老板是谁？”我曾多次询问讨薪者，回答大都只知道施工队的包工头儿，不晓得包工头儿上边还有几层老板。2003年春节期间，时任总理温家宝下了很大决心，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依然是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分包劳动体制造成项目资金和建筑业分离，管理和劳动分离，它揭示了当今建筑业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承包商和分包商中标后融资难，只能垫资入场，流动资金尚不足，怎么可能按月给付雇工工资？现实剥削在所难免。目前有些地方做出“不缴纳工资保证金不得开工”等相关规定，欠薪现象有所缓解，但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依然存在，难以有效维护农民工权益。

　　其二，劳动关系紧张，建筑工人身份认同日趋恶化。2011年《京、渝、沪、深四城市建筑工人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75.6%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保障，劳动者等于散兵游勇；其自尊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降低，极易使这个群体产生不满宣泄的集群行为。大多农民工寄希望于包工头或老板“良心发现”，他们没有能力遏止老板逃匿或恶意欠薪。怎么办？“见官”吧！只有“闹”才能拿到工资。此种心态弥漫开去，便会生成“暴力文化”倾向。多地出现的“变味讨薪”，或情绪失控，或被个别人利用，“闹”的假想敌竟成了政府维权部门，而劳资关系的矛盾却被遮蔽了。“农民工的出路就是做包工头？”清华大学劳工问题专家沈原说：“我们要废除包工头制度，还建筑工人应有的工人身份和社区生活。”

　　其三，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匮乏，只能疲于应急。应该说，近年各地在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上成效显著，大规模的欠薪现象减少。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2008-2011年分别为4.1%、1.8%、1.4%和0.8%。但去年以来，因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在局部地区出现反弹。目前，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的“作为机制”业已形成，可是治理机制尚欠制度化。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企业拖欠由政府垫付，殊不知凡“花钱搞定”的事治标不治本。由于缺少长效化的治理机制，造成了每年度“专项”行动集中在春节前讨薪井喷期，行政成本高、应急疲惫，甚至“防卫过当”，让相关部门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

　　其四，法制化程序公正不到位，顽症难消。非理性的“变味讨薪”，特别是一些过激行为既苦恼善民、添忧社会，也伤害自己。2013年12月12日，沈阳一“职业爬高讨薪者”爬上高耸的水泥柱待了近30小时，当时气温为零下10度。据称，雇主让他冻六天。警察将他拘留后查知，这人已经受雇三次，被拘留两次。2012年12月4日，汕头市潮南区一打工者讨薪不成纵火，致14人死亡……跳楼讨薪、裸体讨薪、卖身讨薪等一幕幕街头剧让人错愕。

　　2011年5月1日，恶意欠薪罪已正式入刑，那么恶意讨薪是否也该追究刑责？“稳定”是一种无需论证的话题，种种告刁状、制造“乱”、大闹恶搞等事件，不断冲击着“体制拘谨”。现代社会，最根本的规则就是法律。马克思有句名言：“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让法治程序全面介入“欠与讨”的博弈，不仅是我们业内人士的期待，也是保障和谐劳动关系走向未来之必然。

　　文/马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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