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从先锋到边缘

　　30年过去，靠填海造地、速度取胜的外延式增长路径已经不再有效，

　　蛇口先于深圳的其他区域面临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

　　去年12月，为期3个多月的深圳建筑城市双年展在蛇口开幕，“城市边缘”主题不仅体现在本届双年展的展品中，还体现在展场——位于城市边缘的蛇口工业区老工厂重生的物理现实中。

　　工厂：从背景到前景

　　本届双年展不仅以“城市边缘”为主题，而且本身就设在城市边缘。展场所在的蛇口工业区是一片背山面海的狭长地带，沿线排布着仓库、集装箱、船舶，还有客运码头，40分钟就可到达香港。不过，这个曾经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工业区，现在已是“人去楼空”的边缘状态。

　　可以说，这里是多重边缘的集合——地理的、物理的、心理的、制度的、政治的。1979年1月31日，就是在这里，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香港出版的地图上南头半岛根部“蛇口”字样的地方用铅笔画了两条线，划出一块试验田给招商局董事长袁庚，从此开始了蛇口工业区的边缘生长。

　　从蛇口客运码头向两侧延伸，巨型工厂成为沿途标志性景观，浮法玻璃厂就是其中代表。关于城市边缘的探索，设置在这座玻璃工厂里的双年展主展厅——“价值工厂”，就是一个活的案例。

　　从工厂入口绕烟囱走下来，进入宣言式的主大厅，玻璃生产在这里从风机房开始，经过熔窑烧制，锡槽成型，退火冷却，再到堆放，运输。参与改建的坊城建筑负责人陈泽涛解释，最靠近熔炉的烧制环节对应“火”的意象，因此他们把屋顶和屋面涂黑，展览宣言则用红色灯光凸显；冷却环节对应“水”，这部分空间特征最鲜明，机械部分拆除后，剩下排布在坑中的混凝土立柱，整齐划一的气势仿若兵马俑。最后的成品区则对应“人”，现在改造成为双年展的合作伙伴区域，在这里创造和展示各种作品。

　　这次浮法玻璃厂被确立为双年展展场，是工程师宋沿滨自工厂关停后第一次回来。从1987年参与筹建到2009年工厂关停，她人生最好的20多年都和这座工厂联系在一起。她介绍，当时袁庚预见到未来国内经济开发对建材的极大需求，为引进浮法工艺的玻璃厂，袁庚亲赴匹兹堡与美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商PPG集团谈判，确定投资1亿美元，选择蛇口一湾花岗岩基础的优质土地，还为此开始了当时最大的开山填海工程。她说，整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包括熔窑、锡槽、退火、成品几个阶段，现在像兵马俑一样的锡槽空间就是玻璃成型的关键环节。

　　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只有1000亩大小的蛇口，是个乌托邦一样自成一体的小社会。自然形成的关联配套产业有迹可循，以浮法玻璃厂为例，旁边进驻了为其提供切割氧气的中宏气体厂，还有配合其燃料供应的蛇口一湾油库码头。

　　招商银行、平安保险随后也依托以浮法为代表的工业企业而生。在工业特区内，蛇口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过密集式的制度改革，包括民主选举、工程招标、职工住房分配、公开招聘、分配制度、金融创新等，蛇口的每一个个体都参与其中。

　　宋沿滨家的第一套房子就是1988年通过银行贷款买的，总价1万多元，夫妻俩攒了一年付了3000块钱首付，之后每个月还200块。宋沿滨说，蛇口对人影响最大的还是观念，“早年受改革风气感召冲破人事体制障碍前来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经历了蜕变，这种蜕变像种子一样发芽壮大。”

　　有象征意味的是，在玻璃厂最风光的前几年，常常有各地客人来参观，很多省市的工业主管领导参观后，一窝蜂地回去建自己的浮法玻璃生产线，在浮法生产后不到5年，中国已经建成和在建的生产线近30条。宋沿滨分析，由于玻璃行业竞争几近白热化，加上高耗能、高污染等因素，2009年蛇口浮法玻璃厂被关停。这座工厂的命运也是蛇口工业区30年浮沉的一个缩影。

　　工业区转型的另一种可能

　　将本届双年展放在蛇口，探讨与这片区域紧密相关的“城市边缘”主题，驱动力来自这几年蛇口工业区的转型压力。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土地规划发展部总经理郑玉龙说，最初招商局提出的展场只是废弃的码头仓库，后来策展团队看到玻璃厂时，被这里工业的阳刚力量所震撼，后来这里反而成为主展馆。用策展人奥雷·伯曼的话说，这个工厂不仅是展出的背景，更是展出的前景，是最大的展品。

　　在双年展筹备的过程中，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也由双年展的主要赞助人，转变为投资人。而在此前的30年，招商局也一直是蛇口工业区开发的主体。郑玉龙说，30多年前，这片海边滩涂是香港向内地梯度转移的第一步，打破边缘的一个起点。

　　事实上，蛇口工业区比深圳特区还早一年成立，这里建成了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工厂，有单独的供水、供电、通讯、交通系统，可以视作深圳工业化、城市化的原点。

　　蛇口最初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地理边界的过程，一侧是山，另一侧以海为疆，当时的条约规定，水淹没的地方都是香港，但因为招商局和香港的特殊关系，限定不是那么严格。所以当时不断填海造田，由最初的1000亩逐渐扩张到3000亩。曾任蛇口工业局发展研究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的余昌民认为，回看蛇口的最初10年，它就是个“经济动物”，因当初以6000万元外汇人民币起家，不搞产业便无以为继，只能做加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里的效率和规则与“文革”后还一片茫然的内陆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成了一道风景。“来蛇口的人络绎不绝，不是来看工厂，而是来看这种氛围。”

　　郑玉龙分析，大宗物资经由海运进出是最廉价的方式，当初蛇口就是靠这一地利发展起了临港工业。30年过去，靠填海造地、速度取胜的外延式增长路径已经不再有效，这里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大宗散货又不环保，第一批工厂都有了搬迁或者升级的需要，蛇口也先于深圳的其他区域面临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

　　2010年，蛇口工业区提出“再造新蛇口”，郑玉龙说，就像袁庚当年提出的，蛇口“以产业为内核，不是炒地皮”，如今仍要靠产业兴区。在工业逐步外迁之后，蛇口尝试向两类产业转移，一类是高科技产业，另一类是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一过程中，工厂外迁后留下的厂房将如何处理？郑玉龙说，原来的想法是拆除，有几个厂已经纳入计划。但是，从双年展这一城市事件在这里的激活效应来看，工业遗址还有另一种可能。“特别是像浮法玻璃厂这样围绕特种生产定制的厂房，可能不像标准厂房那么容易改成LOFT空间再利用，但其内部空间体验本身就构成了独特价值，而其作为深圳改革起点的历史意义更有不可替代性。”

　　双年展创造的“价值工厂”模式就为蛇口再出发提供了一种可能。奥雷认为，浮法玻璃厂里的“价值工厂”可视为一个品牌，其中的每一个合作伙伴就好像一个生产项目组，在这3个月里持续创造产品。奥雷希望，可以在未来延续与这些双年展合作伙伴的合作，将展览期间的临时学院变成长期学院——“价值工厂”仍是一个工厂。

　　特约记者/于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