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证”途五问

　　“中国式办证”烦恼，还要走多远？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首先解答另外四个问题：不用找人，能办成证吗？“证”和“政”，究竟是谁在作怪？难道对“下面”就不用交代了吗？什么时候才能够精兵“减证”？

　　2月19日，在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各界别委员座谈会上，一幅4米长的“人在证（征）途”图纸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这幅图纸详述了中国人从未出娘胎到去世，一生要办的103个常见证件、证明。“可以说，中国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可谓人在‘证’途！”图纸主人、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感慨道。

　　让在座的人感慨的不仅是办证数量，而是漫漫“证”途让他们身心俱疲，“办证难”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共同烦恼。今年1月，在《小康》杂志联合触动传媒、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55万余人进行的“2014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中，“办证难”成为最难应对的事情--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难产证”比比皆是，甚至有上千位受访者无奈地表示“凡是证件都难办”。

　　难道对“下面”就不用交代了吗？

　　“做生意难，办营业执照更难”，这是很多商人的共同心声，在此次调查中，“营业执照”位列“难产证”之首，曲折的办证经历让很多创业者信心瞬跌。

　　46岁的肖磊是江西人，有糕点制作手艺的他多年来一直与亲友在外经营蛋糕店，2013年6月，肖磊在苏北一县城的镇中心租下了一间店面，周边没有竞争者，这让他很满意，肖磊心想着拿到营业执照后就能开张大吉，接下来就等着财源广进了。

　　然而几个月下来，肖磊的蛋糕店还是没能“合法”开张。“领个营业执照那个费劲啊，我就是个皮球，大家随便踢。”肖磊郁闷地对《小康》记者讲述了艰难的办证历程。

　　三个月时间里，肖磊在两个部门之间来回奔走数次，他的耐心被彻底磨完。此时肖磊又因无证经营，接到了工商部门勒令停业及罚款1000元的通知。

　　“这哪是我不想办证？是工商和质检部门掐架耽误了我嘛！”肖磊怨声载道。

　　无奈之下，肖磊只好把烦恼诉至当地媒体，这个时候，他才在记者的陪同下第一次见到了两个部门的领导。

　　工商部门领导认为，肖磊是“租了一间店铺开店，不在市场内经营”，根据相关文件，这属于“在市场和食品流通环节经营场所外有固定生产场所”的情形，应由质检部门备案登记，工商部门再办理工商相关手续。

　　质检部门领导却坚持，像肖磊的蛋糕店这种不属于异地生产、销售的情况，可直接办理工商登记，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办理条件很高，对生产场地、设备、检验等有严格要求，办证成本也很高，像蛋糕店这样的小规模生产点一般无法通过审核，达不到发证条件。

　　两位领导都反复强调：“我是按规章制度办事，要对上面有交代。”

　　这样的解释在肖磊看来不能接受：“部门之间有分歧应该及时沟通，不能将办证人一推了之，难道对‘下面’就不用交代了吗？”

　　最终，在媒体的“关注”下，工商部门通知肖磊准备好材料前去办理工商登记，并尽快核发工商营业执照，从申请到领到营业执照，肖磊花了5个月时间，而按照工商局的办证规定，只需要最多不过三个工作日。

　　“证”和“政”，究竟是谁在作怪？

　　“造人难，办准生证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很多准爸爸、准妈妈的心声，在“2014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中，准生证也成为很多人的“证”途烦恼。

　　方丽与丈夫2012年12月结婚，2013年9月份怀孕，发现孕情3个半月后，方丽开始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登记卡，简称“准生证”，16天时间里，她跑了8个单位，开了5份证明材料，涉及8个盖章环节，在拿到准生证的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奇妙的胎动：“或许宝宝都觉得我太折腾了吧！”方丽对《小康》记者苦笑道。

　　为了能尽快领到准生证，方丽上网查了准生证领取流程，当她拿着夫妻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孕检证明到居委会后，被告知其丈夫的户口在外地，需要当地证明材料。

　　方丽有点不解：“户口证明不了户籍，却要证明材料来证明户籍，可证明材料是根据户口开的啊。”对方却说：“户口要复印，这个证明也一定要开。”

　　无奈归无奈，四天后，方丽的丈夫还是硬着头皮拿到了户口证明。当方丽兴冲冲递交完材料后，又被告知还缺少双方婚育状况证明，而方丽的丈夫因为户籍不在本地，还需要盖当地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章。

　　方丽此时是妊娠反应最严重阶段，然而丈夫老家给到的回复却是，必须夫妻双方亲自回去接受孕情检查，后经江苏省人口计生部门协调，同意将男方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寄回原籍，由男方亲属代为办理。

　　与此同时，按照规定方丽还必须到所在单位开具已婚证明，而结婚证却不能算数，这连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也颇感滑稽：“我咋知道你结婚没结婚，拿结婚证给我看呗。”

　　十天后，方丽带着“已婚证明”和丈夫的“户口证明”来到居委会，然而这些天恰逢社区办活动，工作人员均借调出去，没人办理相关业务，他们干脆直奔镇计生科办证，结果被告知，若双方是机关事业单位开的证明，就可以直接由镇审核办理；若是民营企业的证明，仍需居委会环节确认。夫妻俩的情况属于后者，无奈，还得再跑一趟居委会。

　　第十五天下午，方丽先去居委会审核盖了章，再去镇计生科审核时，遇上网络不通，只好留下相关证件，打道回府。

　　第十六天，方丽终于拿到了准生证。

　　在很多受访者看来，现实生活中很多“证”就是为另一种“证”而存在的，比如无犯罪证明通常只是被用在办理出境证件时使用，而初婚初育证明只是为了办理准生证时使用……而其近乎荒诞的证明逻辑，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惯性思维作怪。“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没把老百姓的奔波当回事！”一位受访者在填写问卷时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不用找人，能办成证吗？

　　梁佳明是一名武警战士，你无法想象在参军前他是一名有18年工龄的“黑户”，他的父亲是农村户口，母亲是城镇户口，两人结婚时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因此办不了结婚证，更办不了准生证，等到梁佳明出生后，父亲抱着他来到派出所要求落户，对方告知出示“准生证”和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书”来，这让梁佳明的父亲傻了眼--娃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哪来的那些“证明”？到了上学年龄，父亲和学校反复求情才让他读完了小学、中学，然而进入社会后，没有户口身份证让他寸步难行、苦不堪言，这时候有人提醒他当兵或许是“翻身”的最好机会，这让本就向往军营生活的他欣喜不已，果然，在武装、公安、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多方协调下，终于给梁佳明上了户口，他这才拿到了名正言顺的身份证。

　　如果说梁佳明尚且年轻还能“等得起”，河南新乡的百岁老人王喜珍却只能望“证”兴叹了，因为行动不便，她无法赶回户籍所在地进行二代身份证的指纹采集，亲友为王喜珍身份证之事奔波达8个月之久，至今未果。虽然身份证一证难求的个中缘由不尽相同，但作为中国使用率最高的证件，公众对其“办证难”同样是怨声载道，在“2014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中，身份证是仅次于营业执照的“二号难产证”。

　　更让受访者们不平的是，一边是众人求“证”若渴，一边却是一人多证--2013年年初，媒体曝光了以房姐为代表的一批“多房族”，这些人因为拥有的房产太多，不得不“虚构”身份，他们通过花钱买户口，达到分散风险、掩人耳目的目的。一些人动用各种关系以公共权力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这种活动结成了熟人网络，形成复杂的人情债，从而演变成赤裸裸的权力寻租。在此次调查中，相当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动用”了熟人和金钱后，办证效率明显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公开表示，老百姓办户口、办证，可以一趟办完的不要让他们跑两趟，手续不全的要一次性书面告知，对困难群众要主动上门服务，并出台了对有关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追责的规定，严肃办理户口及身份证工作纪律。“让老百姓不用找人就能很方便地办成事。”黄明说。

　　什么时候才能够精兵“减证”？

　　一个类似于黑色笑话的社会新闻直戳“办证难”痛处：一对结婚40多年的新疆籍老夫妇住在广州，因为要帮儿女购房做担保，需要出示已遗失多年的结婚证，由于两地部门的信息不沟通，必须回新疆办证。民政部门考虑到他俩年纪大腿脚不方便、来回费用高，提出一个建议，不如在广州重新结一次婚、再办一次结婚证。

　　在“2014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中，很多受访者也认为，现在信息网络技术这么发达，许多问题通过技术联网的方式都能解决，资料在几个单位内部网络中可以共享，不应该让老百姓再多跑一次腿，拿着材料在两三个审批部门间反复递交。一个信息化时代，为何需要如此繁多的材料和程序来证明自己？

　　在专家们看来，现行户籍、身份证、准生证等审批管理体制，确实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严谨性，但要看到，这是通过繁琐的程序论证和庞杂的材料证明来维持的。管理越严密，意味着民众在证明自己上需要承担的责任越多，办证难就是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必要的资质审核材料和程序可以拿掉，而是说管理模式完全可以实现信息化。在信息录入的基础上建立起全国性的数据库，将证明自己所需的材料、手续甚至证件本身减少到最低限度。

　　值得关注的是，广州有可能成为率先推进公民信息大数据库网和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城市，“建立公民信息大数据库网是一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释放行政红利、利国利民的工程。”在市政协提案上，曹志伟如此建议。随后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点名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亲自督办该提案。

　　“其实很多办证手续能够压缩，但我更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审批者和被审批者都参与进来，比如我们各地各级人大政协多发挥点作用，把问题好好地从制度上清理一下。”清华大学教授、央视评论员李楯表示。

　　在整个办证链条中，虽然基层工作人员只是位于最末端、与办证者打交道的一环。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可推脱“办证难”干系，在此次调查中，受访者对办证人员傲慢、冷漠的态度也颇有不满，“工作人员不说明具体流程，多次要材料”、“互相推诿”及“脸难看”占据前三位。

　　不少人呼吁，对于一些群众意见大的办证部门，应该严肃追究责任，平时还应该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考核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除此之外，还应该畅通投诉渠道，身边办证难的问题很多，但能被关注并得到解决的却是凤毛麟角。

　　“中国式办证”烦恼，还要走多远？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人为化名）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谈乐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