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为何想要脱掉“白大褂”？

　　工作负担过重、缺少休息时间，对收入情况不满意，工作压力大，以及赤裸裸的医患冲突，都让医生这个职业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一些人在现实面前转身而去

　　“国家每年培养约60万医学生，据我掌握的一个数字，只有约10万人能穿上‘白大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曾经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对于其中的50万而言，希波克拉底可能不再重要了，对这位先贤的缅怀只能定格于2400年前的誓言之中。作家冯唐，协和医科大学学医8年，弃医从文从商，功成名就，冯大师兄或许才是现实楷模。

　　穿上“白大褂”又能怎样？

　　与劳动价值不相称的待遇、高付出与低回报的矛盾、原有的身份尊严在性命之忧面前也撕破了脸。出走抑或逃离？一些医生在现实面前转身而去。

　　“怀疑医生到底能干什么”

　　冯唐《三十六大》中收录了《大医》一文，以给希波克拉底公开信的方式向其寻求改变医疗困境的答案，而实际上全文流露出“十多年前，学完八年医术之后，饮酒后，呕吐后，枯坐思考后，我决定不再做医生”的无奈情绪展露无遗。

　　冯唐的无奈，首先源于无力。《大医》中提到，学医的最后三年，冯唐在基因和组织学层面研究卵巢癌，越研究他越觉得生死联系太紧密，“挖到根儿上，生死本来是一件事儿，不二”。这三年中，冯唐眼看着被跟踪研究的卵巢癌患者，手术、化疗、复发、再手术、再化疗……无论医生如何全力以赴，小一半儿患者最终缓慢而痛苦地死去。

　　“怀疑医生到底能干什么。”至少，当年的冯唐没能找到答案。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萨拉纳克湖畔，一位名为特鲁多的医生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墓志铭：“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译为：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谈及此，陈楠说，话虽如此，但是作为医生面对疾病和死亡束手无策时，无力感对于初涉临床的她而言，简直无法抗拒。

　　而今，离开医疗领域已经十几年的陈楠自嘲当时的决定是“年幼无知”，不过，她没有为此后悔过。“我们班毕业时58人，三分之一坚守国内做医生，三分之一出国的同学几乎也从事医学行业，剩下三分之一转行了。”陈楠说，对坚守的医生她从来都充满敬意，他们心中一定还有爱。

　　陈楠从儿时起立志做医生，高考填报志愿时，她只填报了北京医科大学（现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医录取分数很高，老师都劝我要慎重考虑。我当时坚定地说，放心吧，我一定能考上。”陈楠如愿进入这所知名学府，本硕连读，7年制临床医学。在读到大五时，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申请转为本科，放弃连读硕士。和陈楠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6个同学。此举让时任主管副校长大为光火，7人在提交申请时，去一个，副校长骂一个。

　　在临床转的时候，陈楠发现医学的力量很弱，医学的能力跟普通人想象的差距很大，现实离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远，很多疾病依靠医学的力量无法改变。在轮转到儿科时，陈楠想不通了：“那么可爱懂事的孩子，尤其是一些白血病患儿，医生所能做的仅仅是减轻他们的痛苦，尽力延长他们的生命。医生能做的太有限了。”

　　“如果没转行，我想我一定会选择产科，虽然风险也很大，但毕竟是在迎接新生命。”陈楠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出国、读法硕、通过司法考试，律师一干就是十来年。期间，她基本不接医疗纠纷官司，只给一家医院兼做法律顾问。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研究，让陈楠觉得挺欣慰，“也算没有浪费医学的东西”。

　　“这种无奈你理解不了”

　　国内最大的医生交流网络平台丁香园，于2013年历时2个月，完成了一项万名一线临床医生参与的“转行浪潮中的中国医生”调查报告。11910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9%的受访者都曾有过转行的想法。转行的三大主因为：工作负担过重、缺少休息时间；对收入情况不满意；工作压力大。

　　2013年1月，在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的舞台走上了一位北大人民医院医学博士，主持人苦苦相劝，希望其打消转行念头，但这位医学博士却坚持不再回头。医生，看起来很美的职业，或许其中甘苦只能被圈中人所知。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一个内科副主任医师半天看50个号已然非常普遍，从早晨8点开始出诊，如果一个患者只给5分钟，至少要看到中午12点。而对妇科医生而言，免不了要给患者做妇检，一位北京知名三甲医院的妇科医生说，她半天最多看30个号，如果再加号，必然会缩减问诊和检查时间，“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了”。

　　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汝石除了授课之外，还担任中山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综合病区主任，经常有年轻医生跟他开玩笑“谢老师，我们找不到对象，你也要负责任”。谢汝石告诉记者，过去是，广东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而如今医生成了“另类”，男孩不愿意娶女医生，嫌工作太忙，女孩不愿意嫁男医生，嫌收入太低。

　　谢汝石表示，除了临床，科研和论文牵扯了医生太多精力，本就有限的时间又被分去一大块。现行制度下，职称晋升机制依然以论文、考试等方式进行，临床医师晋升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甚至科研课题及科技成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孙建方曾指出，“很多一线医生工作时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但为了晋升，不得不去做和工作毫不相干的基础研究”。

　　“唯论文”论的晋升机制让不少临床医生觉得前路茫茫。对于一些科室而言，这种评判标准的不合理性更为凸显。孙建方就曾举例称，连外科医生都不得不去“玩小白鼠”，极大地分散了临床工作的精力。衡量一个外科医生优劣的重要指标是手术质量，如果没有这个根本性前提，写出多么优秀的论文都不能及格。也因此，孙建方早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提出建议，在临床医师晋升制度中强化对临床能力的考核和要求，将其作为晋升的主要指标。

　　《中国人民共和国医生职称晋升制度》规定，取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经考核合格，可认定主治医师任职资格。取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申报副主任医师，从事主治医师工作不少于两年，申报主任医师，从事副主任医师工作不少于五年。也就是说，医学博士毕业时年龄近30岁，如果晋升顺利中途无断档，至少要7年才能评上主任医师。对于本科毕业生而言，这个周期更长，加上取得医师资格的时间，最少需要16年。

　　“一步步往上升谈何容易？我看到师兄的今天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一位毕业于北大医学部的肝胆外科博士曾对记者说，上面一层又一层的人等着晋升，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更何况，超负荷的工作换来的薪水少得可怜。他最终选择了转行，不过，赚得盆满钵满与功成名就似乎无法填满他的内心，他依然认定自己的本质还是一名医生，“看片子我仍然没问题，但我已经没有了资格，这种无奈你理解不了”。

　　“小大夫更加穷困”

　　2011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章蓉娅在新浪微博晒出一张工资单，“拿到工资单一看，欲哭无泪！到手工资才2500元，一个博士相当于10个250”，引爆舆论。随后，章蓉娅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纠正了这一说法，这是休探亲假时的工资条，平时税后工资实际是4000元左右。而后者也足以颠覆公众对于医生收入的想象。

　　作为其前辈的冯唐也写道：和过去相比，小大夫更加穷困。大大夫的挂号费涨了点，还是在一本时尚杂志价格的上下。事实上，以北京三甲医院为例，主任医师的挂号费（非特需门诊）一般14元，其中只有3元能够到医生手中。

　　谢汝石认为，医生薪酬待遇偏低成为年轻医生转行的最大推手。一般而言，医生的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教学及科研收入、各种补贴等组成。在不少医院，只有主任一级才能拿到职务津贴。我国医疗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8%，在发达国家，医生收入通常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5倍。

　　美国《新闻周刊》2011年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中国医生扎堆医药公司，因为卖药比开药赚得多，收入增加了两倍。未来5年将有1.4万中国医生加入国外制药公司，德国拜耳医药保健中国地区总经理称“在大多数国家里，获得系统培训的医生转行做医药代表是极其罕见的”。

　　谢汝石介绍称，我国给医院的定位为福利机构，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医生的收入并非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而是由政府决定。因受到诸多因素包括政策因素的种种制约，导致了医生薪酬水平普遍偏低。此外，不少医院院长吐槽，政府给医院的拨款只能维持其日常开支的10%，其余都要依靠医院自身创收，维持自身生存空间都困难，怎么可能加大人力成本支出？《人民日报》刊文《明天谁来当医生》亦提到，很多医生感到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于是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灰色收入”提高了收入，但却降低了职业尊严。

　　某种程度而言，提高薪酬也是给予医生尊严的一种方式，高付出收获高回报，医生的劳动价值也需要应有的体现。2009年卫生部（现称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表示，一个医生可以同时选择三个执业点，自由执业成为可能。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医生的劳动价值就能由市场定价，打破现有的事业编制藩篱，以药养医或许也将真正成为历史。此外，谢汝石认为，医生多点执业不仅有助于提高薪酬，还会促进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医疗市场真正发育健全，公众才能各取所需，医生从业积极性也会提高。

　　只有圈子里的人才知道

　　“和过去不一样，除了穷困，医生开始有生命之忧了，个别享受不到基本服务的病人开始动手了。”冯唐这段文字背后的现实，是赤裸裸的医患冲突，拳头、利刃和鲜血让“白大褂”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被彻底遗弃。

　　杨琳离开医院，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各种事把她逼到了那一步，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医患矛盾或许是导火索。她所在医院的妇产科全国知名，尤其是其生殖中心更蜚声海外。“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已经80多岁了，还在出门诊，她是业内知名专家，找她看病的患者尤其多。一对夫妇提出了无理要求，老教授没答应，他们就破口大骂。”杨琳的内心经历了第一次“地震”。

　　“平时出门诊我对患者也非常耐心，即便如此，仍然被投诉。”杨琳回忆，一位患者要求加号，但是当天她的号已经全部放完，如果加塞儿给该患者看病，对其他人就不公平。几番解释后，该患者还是闹到领导那里狠狠“告了一状”。“当月奖金几乎全部扣光。”杨琳说，在这种环境下，自己的状态渐渐不对，在病房里，产妇家属的自私让她第一次拍了桌子。“我怎么变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杨琳开始纠结，24小时住院医值班制度，忍着阑尾炎穿孔的危险给患者做手术，每天晚上10点下班，累得不想和老公说一句话……

　　离开才能改变。

　　如今的杨琳是一位出色的媒体管理者，她也有过重回医院的念头，可是朋友在看过她主持的一场媒体论坛后评价“你现在的状态才是最好”。

　　杨琳的老公也是一名医生，“我现在希望医生每天都平安。”在记者采访杨琳前的一个月，2013年11月5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邀请跆拳道专业讲师，给医护人员传授《防身意识与防身技巧》。现在的医患纠纷早已突破了过去的投诉和谩骂，几次探触死亡线。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显示，2003年到2012年，中国共发生恶性暴力伤医事件40起，其中2012年发生11起，造成7人死亡，28人受伤。2012年的哈医大一附院实习医生王浩遇袭，2013年浙江温岭杀医事件，医生群体第一次集体发声、第一次全国性默哀、第一次抱团取暖。期间，医生有逆袭，亦有逃离。

　　在卫计委生命伦理专家组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看来，医院是最容易爆发各种社会矛盾的环境，因为医院涉及死亡和痛苦，在这里一个人的灾难往往等同于一个家庭的灾难。控制不住的情绪，首先发泄到了医护人员身上。

　　“医患冲突是社会问题在医疗领域中的凸显，归根究底，就是信任不再。”袁钟指出，医患之间恰恰是最需要信任的，可这个行业受到金钱的冲击巨大，逼着医生去赚钱，医生怎么能给患者一个信任的理由？同样，患者怎么能给医生一个敢于为其冒险的理由？《心术》中霍思邈对于某位患者家属的拒绝，缘由在预估变为现实后才被揭开，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不是他冷漠，而是早就觉得不对劲，这样的家属最终会沦为医闹。不要以为该情节只是艺术桥段，现实中很多医生已经变得足够“聪明”，为了自保而谨小慎微，甚至选择离开。

　　袁钟依然认为医生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他用“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来解释本该生死相托的医患关系。几乎所有受访者在提到改善医患关系、留住医生时，开出的处方都离不开“沟通”与“换位思考”。陈楠提到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一篇文章《寻找医院的温度》，笔者是一名麻醉科医生，文末写道：“离开手术室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到一间空手术室，打开无影灯，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台真的很窄，想到有人将要给自己开膛破肚，那种恐惧，真的控制不住。只希望能有一句话的鼓励，只希望有一双手的安慰，这些都不能消除恐惧，但是会让我感受到温度，是从一颗心，传递到另一颗心的温度。”

　　“点赞和转发的都是学医的朋友，其他人没有回应。”陈楠有点遗憾，她希望这篇文章不仅只有圈子里的人才知道。

　　文/《小康》记者 尤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