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布局重燃

　　核心提示：商帮的地域性正在逐渐被淡化，因地域性而聚集在一起的传统商帮概念也会随时间推移而被打破。

　　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等办事机构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以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呈现，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帮。

　　近些年来，随着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中小企业的主体部分，商帮让民营企业再度集合在了一起。

　　“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开始依照地缘给自己定位。自古就有承脉的安徽、山西等地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称号，而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新一代企业家们也分别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再度悄然兴起的商帮，正以一种新的姿态，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商会搭桥纾困

　　吴国南是广东省佛山市西南商会副秘书长，电话本里的100多个号码，他几乎每个月都要联系一遍。

　　西南街道作为佛山的经济重镇，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由于角色错位，政府开展企业管理服务时，难免出现沟通不畅或落实不到位等尴尬。这个时候，商会就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

　　以补办企业房产证为例，这是当地政府为帮助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新的工作。然而，商会通过到企业调研发现，企业主普遍反映办起来非常困难。于是，商会把收集到的诉求，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寻求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企业搭上了“绿道”快车。

　　据介绍，西南商会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以在西南登记注册的工商企业为主体、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现有会员企业170家，涉及电子、建材、化工、饮食娱乐等各行各业。

　　企业家热衷加入地方商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借助该平台获得帮助。

　　其中，融资是企业家最头疼的“拦路虎”。为此，西南商会与交通银行广东分行签订了商会会员企业贷款利率优惠的书面协议，为企业寻找信誉良好的民间担保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商会已累计为企业融资3亿多元。

　　西南商会还引导企业从事各项社会公益活动，鼓励企业主参加扶贫济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活动，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近几年来，西南商会发动企业负责人共为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和省“扶贫济困”，以及三水区光彩事业等公益活动捐款超1000多万元。

　　吴国南告诉本刊记者，商会作为社会组织，与企业有天然的亲切感，，沟通和管理都很方便。去年，西南商会开始承接更多社会管理服务，包括协助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就业培训、劳动调解、节能减排、慈善公益、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项目，帮助企业应对发展难题，打造社会管理创新的服务品牌。

　　官商各有诉求

　　如果说地方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么包含更多文化元素在内的商帮概念则犹如大树一样“拔地而起”。

　　商会活动学者伍继延是提出“湘商”概念的第一人。几年前，他发起声势浩大的“湘商寻祖”活动，借此“为湘籍商人的未来做一个指引”。

　　政府、商人对商帮概念的热捧，绝不仅仅是学术冲动，这背后有其真实而明确的利益诉求。除了伍继延提到的“寻根”，推动地方品牌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也是这类活动背后的真实诉求。

　　短短两年内，洪江古城已经打造成仅次于丽江、凤凰这样的历史古镇，文化旅游价值直线上升，整个怀化市的城市文化及品牌形象得到巨大提升，招商引资工作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产生出多元发展的效应。

　　尽管“湘商寻祖”的活动在当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在今天看来，这被视作一次成功的营销策划，带来的是政府、企业及商界推手们的多方共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各地先后纷纷组织官方或民间的研究会，如浙商研究会、徽商研究会、潮商研究会、晋商促进会等等。官方还有意识地组织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商帮大会，正是看中了商会在聚集投资方面的特殊功效。

　　去年11月，由全国工商联、中国侨联和湖北省委、省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楚商大会”，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来自海内外楚商精英、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代表等1200余商界翘楚云集湖北。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在招商引资、联络感情方面，商会的作用就有超越政府部门的势头。据统计，现场签约项目290个，投资总额6240多亿元，70%以上由楚商投资，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农业、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此外，湖北出现了越来越多属于商会性质的产业园。

　　去年，第17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武汉开幕，来自全世界的潮商将投资超2000亿元在湖北建设涵盖生产加工、智能仓储物流、跨境电子产业、国际贸易等内容的综合商贸项目。“一次与湖北无直接关系的商会大会，却带来了巨额投资，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叶青说。

　　商帮新格局

　　畅销书作家徐志频撰写的《当商帮已成浮云》在社会上曾引起较大的反响，该书对中国古代商帮提出了“批判”。

　　徐志频认为，当年，晋商是学而优则商，徽商是商而优则仕、闽商是商而优再商。三个地方，呈现商业文化三种不同的形态，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都是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法制不健全的历史条件下，依靠血缘、地缘自然形成的，而且往往依附于官僚体系。”徐志频认为，商帮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但是，由于商帮严重依附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武力与权力体系，导致了传统商帮无法向以平等、公平为精神底蕴的现代商业文化转型。建国后，随着全民所有制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传统商帮因失去生存的土壤而逐渐衰亡。

　　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昔日落后的地区相继焕发经济活力，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商帮格局。

　　即便在过去被称为“人无三分银”的贵州，近些年从无到有，也逐渐形成了“新黔商”队伍。到2013年底，贵州商人在外地组建的贵州商会达到百余个，其中省一级商会18个，产生了诸如任正非、王志纲等商界佼佼者。

　　中国商帮文化研究院院长黄海云说，该院近期正在筹建的黔商研究中心力求将各路商界精英联合起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走出贵州，走出国门。不远的将来，“新黔商”将大有可为。

　　“600多年前，江南巨富沈万三来到贵州，为黔商古道建设献计献策，贵州从此呈现出了商业贸易雏形。”黄海云说，异地商帮与贵州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商帮在贵州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贵州的民营企业进出口数额已经占到当期进出口总额近七成，民营经济正在不断发展、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涌入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充裕的资金以及高端的技术，异地商会、协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立起来，贵州民营经济也因为这些商帮的加盟而得到迅速发展。

　　“商会的功能可以从统战类、市场类、综合类做个大的划分。”北京百色企业商会秘书长李刚认为，统战是目前大多数商会产生的根源，市场是大多数商会希求的导向，综合是指商会平台所具有的资源整合功能，既非纯市场，也非纯统战。

　　黄海云称，黔商研究中心建起之后将会寻求具有贵州元素的素材拍摄连续剧，宣传黔商文化；同时不定期邀请企业家举办高层峰会，互相交流、学习，通过这些方式，努力实现商帮联建模式。

　　打破地域性

　　《中国商帮600年》、《当商帮已成浮云》、《大商传奇》等畅销书风靡一时，曾掀起一波商帮研究热。

　　从历史角度而言，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有晋商、徽商、粤商、陕商、闽商、赣商、洞庭、宁波、龙游和鲁商等十大商帮。

　　历史上的中国商帮大体崛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并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当时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

　　其中，历史影响最大的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商品远销世界各地。

　　黄海云认为，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商帮的地域性正在逐渐被淡化，这种因地域性而聚集在一起的传统商帮概念也会随时间推移而被打破。

　　吴国南告诉本刊记者，西南商会的会员主要以注册地在西南的企业为主，企业家也并不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有许多都是外来创业和经商，并且扎根于此的人士。

　　实际上，由于更具有包容性，新的经济发达地区开始提炼自己的商业文化，成为商帮发展的一个趋势。比如深商（深圳商人）、顺商（顺德商人）、莞商（东莞商人）。

　　在顺德，以顺德中小企业促进会、顺德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为依托，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机构成立顺商学院；深圳更是凭借其活跃在国内外的商界资源，被学界评为在浙、京、沪、粤、苏之后的第六大现代商帮。

　　就连东莞也在打造自己的莞商形象，希望跻身中国新商帮之中。东莞市长袁宝成还总结出莞商身上有5个标签，即低调务实、敢为人先、诚信厚道、平民式发家、忠厚仁爱。

　　新的“商帮”概念的树立，往往会引发一些争论。

　　比如“深商”，几年前当民间学者黄东和等人提出“深商”概念并出版《深商精神》的时候，就引起了本地学界、媒体界的争论。“虽然深圳商人口碑在外，但是特质并不明晰。”当地一位媒体人告诉记者，身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移民城市，深商是否能形成一个有文化凝聚力的“商帮”有待时间检验。

　　《支点》记者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