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远离杜拉斯

　　杜拉斯说，人们可以为任何理由去爱一个人，比如钱，比如宽敞舒适的大房子，比如柞蚕丝一样光滑性感的中国情人的皮肤。是的。我们为什么不肯承认我们可以为一些并不高尚的理由去爱呢？

　　看越南总理阮晋勇在电视里义正言辞地表态，不会用主权来换取和中国的和平友好。心下一紧。上网搜索，发现已有不少在越华人遭遇激进分子的打杀。感叹之余，像我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最担心的竟是中越一旦爆发战争，去越南观光的念想将无限期延宕。

　　请原谅我的自私和狭隘。我的境界和觉悟一向不高，以后估计也很难提高。借鲁迅的一句话当遮羞布，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浅就浅吧；一潭污水，谁知道它有多深？

　　自辩完毕，书归正传。那么，为什么要去越南呢？虽然我是一个旅行爱好者，但越南并不是我非去不可的国家。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心心念念着要去越南。记得那时去北京站买回家的车票，看到电子显示器上有到河内的列车。心里轻轻地动了一下，像灌满了清澈柔情的水。原来坐着绿皮火车也可以去越南呢。为什么非得是绿皮呢？其实，不过是从书里得到的一种意象罢了。我想象着自己坐上了慢吞吞的绿皮车厢，窗外是一大片浓烈辛香的热带景观。没有四季嬗变的炎热的城市如同沙漠一样荒凉。我对面坐着一个来自中国华北的男人，一套西贡银行家所挚爱的浅色柞丝绸制服让他看起来熨帖而性感，他的斜对面坐着一个白人少女，她穿一件无袖连衣裙，头上是一顶黑色平边帽。

　　他一直盯着她看。

　　热带爱情不需要理由。

　　火车突然变换成太平洋上的游轮。白人少女突然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上的那个男子。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

　　我想你已经知道谜底了。没错，吸引我的不是越南，而是杜拉斯。我们早已习惯将《情人》视为杜拉斯的传记。一个过分年轻和过分迷离的故事。现在有学者探究《情人》是否是杜拉斯一生无数个谎言中的一个，但这并不是要紧的故事，至少对我而言。杜拉斯在《物质生活》中倒是追认了自己的爱情。她说，人们可以为任何理由去爱一个人，比如钱，比如宽敞舒适的大房子，比如柞蚕丝一样光滑性感的中国情人的皮肤。

　　是的。我们为什么不肯承认我们可以为一些并不高尚的理由去爱呢？

　　我在高中就接触杜拉斯，那时候没怎么认真读过。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只言片语。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具有非常挑剔对象的冲击力，如果你正好是她的句子所选择的读者，她的句子就会给你迎头一棒，很痛但心甘情愿。至今我仍记得她语出惊人的句子，“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这种妖冶冷酷到极致的意象被杜拉斯这么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给轻易地道了出来。对此，我只能目瞪口呆。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就是语言，先礼后兵是一种风格，先兵后礼也是一种风格，我偏爱后者——在我的理解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礼与兵都是一种手段，其最后结果是读者是否臣服。

　　曾经一度，我远离了杜拉斯。因为她变成了小资的标签，谈论她不再是一件危险的事，而成了一件很酷很时髦的消遣。我可以容忍村上春树这样，但杜拉斯绝对不可以。说到底，还是因为她对我的影响。已如同罪孽一般深重。任何公开的轻飘飘的谈论，都会让我愤怒。

　　“使我感动的是我自己，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如果我不写作，我会屠杀全世界。”与宏大的历史的男性写作不同，杜拉斯选择写作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因为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阻挡暴力，或是搭救虚无。我读杜拉斯，正是因为她对我的搭救。那时候我年轻透顶，生活又一帆风顺，可过分的敏感使我的神经像暴露在空气中一样危险而痛苦。杜拉斯就像鸦片一样能镇压伤口的疼，虽然她并不能让我痊愈。

　　我臣服于她，却并不崇拜她。她自己也说了，“迷恋是一种吞食。”这话不仅妙，而且准确。杜拉斯很少说准确的话。这也是我在十多年之后，才读到的领悟。一个从18岁就开始阅读杜拉斯的人，往往要经历一个从信到不信的过程，这个过程让自己与杜拉斯血肉相连，亲密无间。曾经以为我已经远离了她，可我发现，每一次的重读，自己依然会迷醉和深陷，内心有一个不断加大强度的硬核，很硬很硬。原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一生都像一把刀子一样的女人。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毫不怀疑。但是，对于时不时轻微的颤抖和内心那个陌生的但让我愉悦的硬核，我多少有点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