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双生子：乔治与吉尔伯特

　　“也许因为我们在68年或67、68年间相遇时，我们就试图去与众不同。我们始终相信偶然，我们从来不相信他们所谓的寻找，我们始终相信梦想或坠入其中。因此有一天我们决定，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有痛感的雕塑，不仅是表面上靠嘴说，我们能够表达自我，这绝对不同于只重表面现象的那些雕塑家们。”

　　——吉尔伯特

　　艺术界中以组合方式出现的并不多见，而艺术家组合能长达五十余年在一起创作成长的，估计屈指可数，而乔治·帕斯莫尔（George Passmore）和吉尔伯特·普勒施（Gilbert Proesch）便是这样一个艺术组合。他们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组合之一，以“吉尔伯特与乔治”（Gilbert and George）这个名字合作了五十几个年头，年逾七十的两位艺术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相遇开始便惺惺相惜，一起生活、一起创作，甚至每一次用餐都在一起。特立独行的他们永远搭配着穿着，有着制式化的生活节奏、每天固定的时间都去同一家餐厅，不轻易远离伦敦东区的住所……

　　2014年7月17日，在位于伦敦中心地区的白立方画廊里，这两位艺术家摆出造型让摄影师拍照，开启了“伦敦Scapegoating Pictures”个展的序幕。他们曾说：“我们就是艺术”。通过创造出对现代都市生活发自肺腑、史诗般的写照，他们的作品中心始终是艺术家本人，而他们在这个展览中一如既往地用象征性的图像揭示当前多元化世界的不稳定、神秘以及变化无常的现实。从中看到他们有时戴面具，有时打扮成骨架荒诞地跳来跳去，有时又冷眼漠视，呈现着现代人性中自由意志、自由思想、反对一切形式的偏执和着眼于世俗现实主义的特点，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的：“当人以自己身份说话的时候，便越不是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便会告诉你事实”。

　　来了，就不曾离开

　　1967年，乔治与吉尔伯特第一次在伦敦的圣马丁艺术学院相遇，一个来自英国西部的德文郡，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多洛迈特。他们都是在二战后期远离城市的山区乡村长大，善于思考和聪明锐利的头脑让他们一起走进了当时全英最先进的艺术学院。但生性温和内向的吉尔伯特因浓重的口音而无法融入校园生活，于是，活泼耐心的乔治成为他的倾诉对象，渐渐地，他们相知相守，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搭档。相似的成长背景也许是将他们拉在一起的线条，乔治说：“我们确信在战争环境里长大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小时候，一切都是破碎的，家庭破裂、流离失所，许多人死去了。房子里到处是损坏的家具……我们这一代人真的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你不得不站起来整理一切，向前进。”

　　恰逢1968年西方社会文化十分动荡，学生运动高潮迭起，这一年，乔治与吉尔伯特搬进了斯皮塔菲尔德区，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创作，后来还为其命名为ARTFORALL（艺术为人民），因为他们认为高高在上的艺术观严重脱离了民众，没有与外界发生沟通，而他们希望创作的是真正为了民众的艺术。

　　乔治与吉尔伯特应该被视为两个个性相融的个体，他们相识后就不曾分开，自从他们明确了两人的“二合一”艺术家生活之后，作品中就始终贯彻着几个符号元素，双人、匹配统一的服装、雕塑般的动作。他们共同的生活伴随着无休止的讨论，他们观察生活、思考、探讨，他们描述这个世界的愚蠢同时依然保持着对明天会更好的期望，他们所创造的艺术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窗口同时也打开了让他们观察我们的门。

　　他们的首次个展是1968年在弗兰克威治酒吧举行的，那次的主要作品是《三件/三件》，1971年第一次在美术馆（伦敦白教堂艺术馆）公开展览，从这时起，他们就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了无数的展览，还在许多重要的博物馆举行回顾展，包括：斯特德里基尔克博物馆、艾恩德霍芬艾比克博物馆、巴尔地摩艺术博物馆、巴黎当代艺术博物馆等，1980至1981年巡回展、1984至1985年美国巡回展、1993年中国巡回展……1986年，他们在伦敦泰特美术馆荣获特纳奖，并在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代表英国参展，两年后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他们的大型回顾展……

　　从“活体雕塑”到摄影拼接

　　乔治与吉尔伯特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活体雕塑”，另一个是八十年代至今的影像拼贴等。他们突破了身体、雕塑、绘画、影响等表现形式的节点，将传统道德观颠覆，同时还烙上了私有化的符号。

　　今天我们常常可以在大街上看到化妆成雕塑的表演，但1968年，当乔治与吉尔伯特脸涂金粉，穿着整齐地在校园、酒吧、音乐会上表演“歌唱的雕塑”时，他们是以反高雅艺术的先锋观念态度来实践的。他们接下来又做了几个表演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乔治与吉尔伯特企图消去自身个性的存在，希望可以强化自己作为公共形象符号的传播作用。“活体雕塑”的概念来源于福柯的“身体权利”观念，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文化正值身体解放与平等权利的各种思潮，乔治与吉尔伯特在后来的作品中不断地探讨身体权利的问题，其中《自然篇》的传统颠覆、《樱花》触及欲望与文明的边界。同时，“活体雕塑”的传承了杜尚的观念艺术，通过身体表演和现成品，去揭露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以及尖锐问题。早期的“活体雕塑”实践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因为它使艺术家们与艺术事件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自传式验证关系。但现场表演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1971年开始，他们向平面雕塑式影像的符号转换。

　　乔治与吉尔伯特用影像技术大量记录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平面作品继续保留了“活体雕塑”的个性符号和概念，在选择和设计作品的时候融入了平面影像设计的制作以及在展览的设计上都高度重视，他们将叛逆的艺术观念与创新的影像形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形式上，乔治与吉尔伯特的构图法则和色彩构成着实让人佩服，几近完美的设计，无论是人物大小的秩序，还是人物与背景的呼应，都全面到位；色彩大胆但合理，强烈、震撼又具有张力，在强烈的对比中紧紧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为了减少刺眼炫目，补色法则的运用又使画面协调、有机地组织在一起。

　　展场的视觉传达设计被乔治与吉尔伯特看作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完美地呈现自己的作品，他们总是事先为展出的作品准备模型板。乔治与吉尔伯特执着地把控每一个展览，不想受制于策展人或者场地，他们超过三十年坚持制作各种模型，并且永久保存，以便举行回顾展时可以从中选取不同年代的作品模型版。从场景设计开始，艺术理念就始终贯穿着，以至于他们每一次的展览都必定个性鲜明、风格突出。这种对传统展览模式的否定，延续了乔治与吉尔伯特的艺术观念，同时也成为他们别具一格的艺术中的一部分。

　　结语

　　此次“Scapegoating Pictures”个展中还展出了多件最新创作的意象主义作品，其中出现最多的形象是盛有一氧化二氮的炸弹形罐子。一氧化二氮俗称“笑气”，吸进身体后能让人产生快感、幻觉，并无法自控地大笑，这些罐子寓意着精神的愉悦、幻觉以及肆无忌惮的欢笑等。这些罐子是两位艺术家亲手收集而来，他们清晨散步时在家附近的人行道和小巷子中捡回废弃的煤气，经过一番打造之后便成了一颗颗“炸弹”，暗喻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猖獗与战争的阴霾。他们这些隐喻的背后承载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艺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体现，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在关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将注意力延伸到生命的意义中去，乔治与吉尔伯特从来不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只为生活、感受和思考而艺术。

　　乔治与吉尔伯特已经年轻不再，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未曾停过。他们还在一起，保持一致的步伐，出双入对，似乎没有人发现他们有单独存在的时候。当他们被问到是否想过如果其中一人不在的话会怎样，他们的回答却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尽量并排行走，希望车撞倒我们的机率是相同的。”

　　文 陈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