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物体

　　位于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汇集众多使馆、大型博物馆、高级酒店及富人住宅区的昂贵地段）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简称V&A），以存有数量庞大的古代工艺美术及近现代设计精品闻名于世。馆藏陈列常年免费开放，展示世界各地绘画、雕塑、建筑及各式工艺品中菁华之菁华，就连价格平易近人的馆内咖啡店也有华美的室内装潢。所以当踏进博物馆48号房间（The Porter Gallery）《反叛的物体》（Disobedient Objects）临时展览，观展者会一时难于相信自己仍身处V&A之中。与V&A通常的陈列风格大相径庭，整个展览大厅仅由一根根直立银色金属管道做出松散的展区划分，同时钢管也是用于悬挂展示图版和物件的“墙面”。整个展区布满大大小小的陈列箱或陈列台，四处贴有未必高清或专业的摄影图片，几幅巨大的横幅悬挂在展厅上空，从广播或电视屏幕不断传出各种嘈杂人声及现场事件录音。透过钢管间的空隙可见每一个展区充满着专注于展览的观众，人群有静有动，整个大厅像是一个躁动着的原始生命体。

　　这个名为《反叛的物体》的展览放眼上个世纪70年代末直至当下的各地社会运动中，一些特殊人造物件对运动本身所产生的作用。它无疑是V&A第48号房间，即专门举办当代展览的The Porter Gallery至今最具反抗性和冲击力的一场展览。

　　展览没有严格的观看顺序，尽管布展的策略像是引导人们由入口处开始逐步深入，直至走到画廊尽头的庞大开放区域，观看远墙上的录像。录像是由V&A制作的纪录片，内容包含世界范围内几场代表性运动的现场录像并穿插人物采访。录像下方一左一右，分别是周身布满橘色马赛克砖的“Tiki卡车”（用热烈的波利尼西亚风格装饰车身，车顶高挂2007年被处决的John Joe“Ash”Amador的死面具，抗议死刑制度的残忍）和由两架自行车和播放器材组装起来的“自行车共同体”（由德国汉堡某组织发明的可移动设备，它可以将改造自行车和一些物品结合起来，解决了移动中的游行人群的各种需要），仿佛随时要冲出展厅，行驶到大街上去。这个相对宽阔的区域实际上是展览的“群体的抗争”区块，集中体现了全球视角下的群众运动大观，让观众对近年来的民间政治运动有全局性了解。它也特别展现出不同群众运动之间对彼此的影响：有力的宣传办法被不同团体所借鉴，例如70年代智利妇女利用布艺传递政治主张的办法在之后曾被不同国家的民间运动所借用。

　　除此以外，《反叛的物体》还包含“创造世界”、“直接行动”、“大声提出”和“团结”几个展区。这些展区标题分别代表了此次展览内容上的划分和总结：“创造世界”展示了民间运动中对理想生存环境的构想与随之而产生的设计；“直接行动”强调出反叛物体对事件的及时回应；“大声提出”重点检视反叛物体在传播运动思想上起的作用；“团结”则体现了反叛物体可以如何增强运动凝聚力和号召力。不过，参展物体的陈列并没有按照这样的分类法被严格区分开来，而是平均地交错分布，只有 “群体的抗争”展区稍稍强调内容统一性，以营造出全局观，可见策展人并不希望给观众预设立场，而希望他们自己主动发掘其背后意义。

　　V&A作为一所在大英帝国殖民时代最辉煌期建成的博物馆，一直以来其展品往往标榜着上流阶级的消费观、生活观：精致的瓷器，装饰繁复的家具和璀璨的珠宝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制造史上的成就，同时也是对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歌功颂德，可称为“服从的物体”。 展览《反叛的物体》之标题由来，正是因为展览中大大小小的在民间政治运动中产生的物件，完全处于“服从的物体”的反面。它们背后的政治、社会事件，揭示着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中底层人民遭受的种种伤害或特殊群体所受之不平等待遇，以及他们的奋起抗争。

　　某种程度上说，《反叛的物体》也是V&A的一场自我批判：就像其他在维多利亚时期建成的博物馆，它也曾被赋予“驯服”工人阶级，减少暴动频率，保证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责任。在这样一个代表着“顺从”的机构里举办关于“反叛”的展览，V&A反问自己：博物馆将会如何对待、展示这些“逆物”？而这些物品又能否反过来影响博物馆这个机构？而从根本上来说，“反叛的物体”又是与V&A的最初办馆宗旨不相抵触的。博物馆创办人阿尔伯特王子认为博物馆应该将艺术与设计带给人民，好的博物馆馆藏是自由人民的最好教师。“反叛的物体”将世界各地人民对自由的争取带进博物馆来，除了对人民运动的认可，也将它们的信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

　　《反叛的物体》不以设计者的学术背景或设计功底为挑选准则，而重视其所做之物在社会运动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及连带产生的社会及政治影响力。同时这些物品要么在第一时间对社会危机作出回应（例如2011年普京宣布将第三次连任而引发的莫斯科大规模游行，期间同性恋者团体高举反对普京的告示牌，对他的同性恋歧视表达抗议），要么用尽可能简便或经济的方法制作、传播（例如叙利亚的街头涂鸦将购物纸袋的底面部分镂空，形成涂鸦模板。只要将喷漆放入纸袋内操作，就可在墙面上呈现清晰涂鸦）。这些物体的粗糙感或不完善感并非缺憾，反而是其最核心的属性。

　　《反叛的物体》放眼民间，从那些也许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草根阶级运动中自下而上地审视当代史。历史总是由胜利的一方书写，草根历史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很多政治事件的史学观点，从而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展览中大量的反叛物体来自反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日益不均的民间运动，不论是通过涂改货币制造书形盾牌，反抗者通过制造或分发这些物件，告诉大众那些主流媒体不曾提及的，当今社会所暗藏的危机。同时，这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正在发生中的展览——展览所提到的不少民间运动，至今仍在进行中。展览提供了大量网址等联系方式，方便有兴趣的观众进一步了解这些民间团体甚至可以直接联系对方。展览内放置了大量可供观众拿取的操作图，方便那些正在参与着民间活动的人制作自己的“反叛的物体”。展览结束后，那些供人参观的物品会被退还至运动组织者手中继续使用，重新回到示威人群中，回到大街上去。展览结束处还特别在墙面划出一片空白区域，配以文字“此处空间献给那些未来将出现的人民运动与它们产生的新‘不服从物’”。

　　展览中涉及的人民运动很多，在此不一一描述，仅介绍两场事件及其中的“反叛物体”：一是柏林五一游行和充气石头，一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枫叶之春”学生运动和运动标志小红方。两场运动中的“反叛物”各有特色：一个硕大、醒目，另一个则小巧多变。尽管尺寸差异极大，效用也不尽相同，它们却都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充气“大石头”

　　柏林的五一游行有着超过二十年的历史。每年的这一天，社会主义支持分子和其他左翼团体走上街头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游行示威。相对的，德国警方也必然出动警力，愈来愈严格地对游行加以控制。2012年，警方出动了7千名高度武装的防暴警察以对应接近1万5千名示威者。他们还特别警告人群今年装备了新的水炮，随时准备用于打压游行。然而今年的游行团体也有了特殊的“武器”——庞大的、充满金属光泽的充气“石头”。

　　这些“石头”是用银色反光锡纸和胶带制成的，造价低廉，易于制作。研发者是“eclectic electric collective” (e.e.c.)，他们设计的初衷是“制作出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有实际‘战斗’用途的游行辅助工具”。放眼西方史，石子从古罗马时就被用于抵抗强权和自卫活动。撬走路上的铺路石是对社会现有秩序持反对意见者常使用的抗议手段。在2012年的柏林游行中，行走中的人们轮流将巨大的充气石捧在头顶上。游行因它而增添了趣味性（这种趣味性缓和了与警方发生冲突时的紧张气氛），也更加吸引路人的关注。在与警方对峙的过程中，游行者被巨大的充气石头所保护，免于警棍的伤害。警方一开始不知如何处理这个庞然大物，因为这不是他们在以往游行中所见过的：充气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杀伤性武器。最终警察决定毁灭这个物体，于是令人发笑的场面诞生了：高度武装的防暴警察们努力地对着“大石头”扎洞。因为充气物材质光滑难以刺破，他们显得愈发狼狈。最后为了给物体放气，警察们又对着这巨大的“充气玩具”一通拳打脚踢。

　　在柏林五一游行中，充气“大石”有效地保护了参与者，嘲笑了“敌人”，并且帮助扩大活动影响力。而e.e.c设计的庞大充气物并不局限于“铺路石”，他们经常被各处民间团体邀请，通过讨论和工作室形式共同制作出适合当地抗议运动的充气物。比如在俄罗斯反政府强权的游行示威中出现的巨型锯子（锯子在俄语中有贪污之意）和印度女性主义游行中的巨大充气拖鞋（扔拖鞋在对方身上在印度被视为一种严重侮辱）。这些充气物不仅制作简单，而且放气以后可以折叠放入行李箱中携带保存。相对地它们在活动现场产生的效果又是非比寻常的。这正是民间团体实用设计智慧的精彩体现。

　　“枫树之春”中的小红方

　　2012年，出于对大学学费即将剧烈增长的不满，蒙特利尔的学生用将近全年的时间实施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学生抗议所反对的，并不仅是自身族群遭受的利益损害，从宏观讲学费涨价其实是新自由主义主张逐步控制全球的体现。一开始政府并没有考虑学生的请愿，而是设法阻挠学生示威。但事实证明他们错误估计了现实：政府内部逐渐开始出现同情学生的官员，警方出动产生的开支将很快超过增长学费能带来的收入。9月5日，政府出台政策冻结学费增长。仍在抗议的学生团体通过投票，决定停止抗议，回到校园。

　　这场活动的参与者均在胸前佩戴一片红布，这枚红胸章由一个红色方块布和一枚别针就能制成。而当这些简单的红色方块聚集到一起，就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符号，并在视觉上传达出抗议人群的团结与力量。活动期间大量抗议者在外套和书包上佩戴红色方布，而电线杆上，橱窗里的时装人体模型身上，乃至居民楼的阳台和窗户上都可见红色的贴条或布片，这些红色方块占领着街道，无声地宣告抗议者的主张。红色正方在法语里有”负债”的含义，对它的使用鲜明表达出反对政府提升学费的主张。不仅在大街上，网络社交平台中也有多人使用红色方块为头像以示支持。实际上早在2005年的针对政府教育预算缩减的学生抗议事件中，红色方块就被采用为活动的象征。此外，“枫叶之春”结束后，2013年的“不再无动于衷”运动（Idle No More）为了呼应去年的学生抗议，采用通过佩戴红色羽毛以表明希望政府重视环保问题，保护自己的土地和水源，以此可见有效的运动手段在民运历史上的传承延续。

　　《反叛的物体》并不是一场让观众感到愉悦或放松的展览；它也不是那种将设计产品或手工艺从原初产生环境里提取出来，通过博物馆整齐一致的橱窗展示着物品精巧美观的展览。相反地，它动用各种策展策略，打破传统的展览思维。一方面引导观众检视这些非常态下制作出的“反叛之物”，一方面直观地带出每个物体背后的社会运动，鼓励人们去主动了解背后细节。不管是有着长久历史的柏林五一游行，还是成功冻结学费短期增长的“枫叶之春”，亦或者展览中提及的任何其他民间政治运动，都在各自产生的“反叛的物体”的辅助下，或多或少地推进了人类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历史。

　　文 李笑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