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科学方法论探讨--与赵宏瑞教授的学术问答录

　　受访者：赵宏瑞（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

　　采访者：本刊记者 魏群 李秀江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及相关领导的高度关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目的，是梳理政府有多少“家底”，检验现有政策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债务压力。

　　近期，本刊记者（下称“中国民商”），采访了《中国货币总量论》著者、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赵宏瑞教授，探讨有关当前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的科学方法论问题。

　　问题的提出：

　　“准确性”是“科学性”的前提

　　《中国民商》：目前国内分别有三个研究团队尝试编制了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但三份报告给出的结果差别很大。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析和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成果？

　　赵宏瑞：我国央行研究局团队、社科院金融所团队、中国银行团队所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都有其科学性和假设性。其科学性在于，都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建议的、企业会计准则项下“资产负债表”的会计学术范式（PARADIGM）来编制的；其假设性在于，在资源入账、交易定价、资产评估等方面，都有其各自的“制度性假设”，也就是说，各自计算制度“红利”或制度“亏损”的时候，都有各不相同的主观性前提--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家底”计算的准确性问题。因为抓住了准确性，才是追求科学性的客观前提。

　　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表”会计构成范式，都必然地包含三大部分--资产、负债、权益；在资产部分，都必然地包含着“存款”和“现金”，我称之为“纯货币”资产。“纯货币”是最容易搞清楚的资产，所以，应当是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起点。

　　入手之处：“最准确”的“纯货币”

　　《中国民商》：中国的“纯货币”，不就是人民币的M2、包含了存款和流通中现金？这里存在搞不清楚的问题吗？

　　赵宏瑞：现金，是指你我钱包中的纸币和硬币；存款，是指任何中国境内银行中人民币账户中的金额；存款和现金，共同构成了“纯货币”这是没错的，这是需要中国银行体系每时每刻都对账得出的数据，所以“纯货币”的准确性应当很高--但现实中M2反映纯“纯货币”的准确性时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假币问题；二是约4万亿元银行股本是否计入了“存款”、计入了M2的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国有外汇问题；四是所有“纯货币”的历史数据能否得到实证检验的真实性问题--解决好这四个问题，就能做到“纯货币”部分的绝对准确性。当然，忽略这四个问题，最多只是丧失了“纯货币”资产中大约3%的准确性。

　　《中国民商》：有可能计算不够准确的3%“纯货币”，失准之处在哪里？

　　赵宏瑞：这3%“纯货币”的“失准”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中国货币体系中的现金占比不大，为5%-6%，美元为7%、欧元为9%，中国的假币问题和流通中现金的漏损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二，我国还有约4万亿元的银行股本历史注资（4万亿元是目前累计增值后的大致数据），是没有计入“存款账户”、没有计入中国M2的，它是直接地计入了各大商业银行自己的资本金科目、而从未计入过存款科目，这在中国当前大约130万亿元的货币总量中，就是占了3%的失准之处；第三，中国的国有外汇约4万亿美元也没有计入M2；它是非人民币的政府资产，如果计入了“纯货币”，当然，它也会对等于权益中的国有外汇部分，所以它也不太影响国家资产负债表各大部分的比例关系，特别是人民币计价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第四，在“纯货币”历史数据的连续实证方面，中国央行归集了1999年以来中国M2的数据，世界银行估算了1982年以来中国M2的数据，我的《中国货币总量论》实证了1950年以来中国包含了M2的“纯货币”数据。

　　我想强调的是：“纯货币”数据，是所有经济指标之中，唯一真实和唯一准确的宏观数据，其准确性要高于GDP、CPI、PPI这些数据，这是因为每家银行都在实时对账，也是因为存款和现金总量之中如果少了任何1元钱的话，相应的持币人或存款人都会立即发现、维权、追诉。因而，“最准确”的“纯货币”，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的入手之处，这也与各时期的国家货币政策高度相关。

　　中国当前的“负债端”

　　《中国民商》：人们普遍关注政府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债务压力？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厘清问题，这部分有多大的准确性？

　　赵宏瑞：国家资产负债表，定位在中国经济整体性的资产负债分析，包括全部的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包括全部的政府性负债和非政府性负债，即全部的负债当然要包含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和一切贷款、应付账款等全景式的负债，这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都体现为“负债端”。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债务一般是不会被忘记的；国际通行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准则规定了“合法的负债”才能列入“负债端”。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时，中国当前的“负债端”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部的银行贷款，二是银行贷款以外的全部应付账款（其中包含全部的银行间债务、非贷款类金融工具债务、或有负债、应交税金、未分配利润）。为什么要这么分类、以突出银行贷款所形成的负债呢？这是因为全世界的合法银行贷款，都要受到《巴塞尔规则》的约束，银行贷款的本质，都要求贷给实体经济而不能贷给虚拟经济，这看一看《贷款通则》就会明白。进行如此划分，便是为了突出研究我国的实体经济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形势。

　　“负债端”的“大头”，是银行贷款。中国现在的信贷质量已经持续了多年达到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的最好水平。世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是2%-3%，中国2013年底是0.94%，目前2014年上半年稍微差一点，1.04%，但也是全球第一名。

　　“负债端”的“小头”，可能有点水分和风险，是指在银行间债务、衍生工具债务、或有负债、应交税金、未分配利润五个方面的风险和水分。其中，在银行间债务和衍生工具债务方面，美国的次贷和次债危机，就是没有事先觉察的风险；中国金融体系在这两个方面的监管，比美国要好、要严。其中，在或有负债方面，主要是指应付天灾人祸的或有支出，各国一般应按照平均的风险度来考察。其中，在应交税金与未分配利润两个方面，有可能有部分企业为上市或其他目的而虚构利润，在此情况下，在应交税金和未分配利润两个科目的数据中，理论上有可能增添了一小部分的水分。

　　“纯资产”都是改革的“制度红利”

　　《中国民商》：您从“最准确的纯货币”分析入手，那么，您眼中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似乎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格局已有所不同？

　　赵宏瑞：国家资产负债表要摸清“家底”，必须要看到宏观的资产负债关系。宏观而言，就要看到货币政策与“最准确的纯货币”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要看到制度红利与非货币的“纯资产”之间的释放关系；就要看到实体经济信贷状况与信贷质量之间的匹配关系，就要看到全社会资本深化与公私占比的权益关系--故此，一个国家的宏观资产负债关系，应当简化地划分为货币、资产、负债、权益共计四个非对称的象限，其实纯货币在会计学上当然也属于资产范畴，为了研究国资表的方便，我将非货币资产定义为纯资产。因此，我可以将国资表划分为简化了的之一“纯货币”、之二“负债端”、之三“纯资产”、之四“权益端”，如下表所示：

　　国家资产负债表：“宏观非对称四象限”的分类法

　　就国资表之三的“纯资产”而言，其定义为“依法可计价、经公允交易、或经合法评估的已入账法定资产”。这些资产是怎么来的？最初都是源于制度变迁，例如土地承包、国企改革、商品房开发、四万亿增贷等等，这些制度变迁，都是通过相应的法治，把未计价的资源，转化“依法可计价、经公允交易、或经合法评估的已入账法定资产”，反映了制度变迁释放了初始原创的制度红利。局部而言，支持创新产业、民营企业的减免税制度，必然牵动国家资产负债表意义上的“纯资产”变动和“负债端”变动，这可证明或显示为制度红利或者制度亏损（或称制度成本）的变动。

　　《中国民商》：对于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纯资产”的准确性，应如何看待？

　　赵宏瑞：准确性不高、变动性太大，这需要有连续历史数据的实证支持才能看清演进的趋势。因为中国有一个明显的“资源资产化”过程。城镇化“化”什么？就是“化”既有资源转换为可进入市场的资产，例如研究如何推进农村承包土地入市的制度设定。目前中国几乎有一半的人（47%）生活在农村，有些地方的农村一年人均使用一千块钱就足够了，但你在大城市例如北京，一年交房租一万元钱都不够；农村人使用这一千块钱货币也就是买个油盐酱醋，他的鸡鸭鱼肉全是自己家养的，他的生产生活使用的主要是资源而不是资产，他使用的资源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纯资产”中就很难显示出来，他承包的土地资源如果不转包、不抵押、不评估也很难显示出来，可见，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显示“家底”的做法，就有不能充分显示这些作为资源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局限性。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也是这样，它也有很多非市场性的资源，陈旧的历史沉淀资产，乃至非公允价格交易形成的虚拟资产，这些都不能显示为计价准确的实时“家底”。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算资产不如算资源，算资源不如算主权。所谓主权（TERRITORY）的范围，海陆空天网，这五大疆界范畴内都有资源，这是目前我使用的比较新的一个主权视角。任何国家的主权者，通过制度设定，都可创设制度红利，也可剥夺或贬损任何资产。例如新中国的成立，就是使旧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归零，通过此后两个三十年相继设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事实上约束了或加速了新中国“资源资产化”的两大时代进程。

　　从静态上看，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纯资产”的价格准确性不高，因其局限于当时主权者通过制度设定的“资源资产化”程度。

　　从趋势上看，一国的“资源资产化”进程，必然取决于不同时代的制度设定，除非研究出具有连续可比性的历史数据才能看到趋势；即使可比，比的也是制度红利“倒推”计算制度变迁的效用，而不完全是国家的真正“家底”变迁曲线。

　　“权益端”表示“资本深化”与“公私占比”程度

　　《中国民商》：那么，“权益端”是否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应当体现的一个国家的“家底”？

　　赵宏瑞：“权益端”与“负债端”一样，在会计学的范式上是构成国家资产的两大来源之一，一是来源于自有的，二来源于外借的，这在微观上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上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转换到宏观上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上，“权益端”应当重新定义为“所有者依法已入股、或经法定验资或法定提留而形成的货币化权益总和”，其定义不同于“负债端”的宏观定义：“所有者依法已经借入但尚未归还、依法应缴税或应支出而尚未出账的各项货币化欠款总和”。

　　“权益端”的第一个科目就是股本金，目前股本金可以分期到位，但它还是得依法入股，不能说拿个非市场化的“空气”就入股；如果说拿个自认为是“传家宝”的玩意儿入股，那也得经过法定程序和股东公认。“权益端”第二个科目就是公积金，可以是自己赚的，也可以是别人捐给你的，公积金还要分三类科目，什么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任意公积金，总之这些都是股东自己已投入的、后来赚的、接受捐助的，都是不用偿还的。就是说，你最初的投入的钱和你后来挣来的钱还有别人捐给你的钱，这些都是谁也拿不走的“权益”，区别于别人必须拿走的“负债”那么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范式在全世界而言就是四大块，即“纯货币”、“纯资产”、“负债端”、“权益端”这四块。“纯货币”+“纯资产”=“负债端”+“权益端”，这是永远恒等的，表示了总资产的“总家底”中有哪些是货币、哪些是资产、哪些不用偿还、哪些应当偿还。

　　站在国家层面看“家底”，不能说不用偿还的“权益端”就是“纯家底”，因为“负债端”虽然应当偿还，但还是在你的主权管辖范围内，任何人在负债到期之前都无权干涉；或者说，“纯货币”、“纯资产”、“负债端”、“权益端”这四块都是国家不同性质的“家底”，有的“家底”源于货币政策，有的源于信贷政策，有的源于财政政策，有的源于产业政策，总之都可视为动态的制度变迁。

　　“权益端”相对于“纯货币”、“纯资产”、“负债端”而言，代表的是一国市场中的“资本深化”与“公私占比”程度。所谓不用偿还的、自己的“权益”，仅是会计学中的资本科目数据，这当然不能准确反映全部主权范畴内的资源“家底”，它反映的仅是有多少资产变成资本而不必偿还。

　　会计学的资产负债表学术框架，有时好比“防空识别区”，一个国家画了一个“防空识别区”，它能挡住别人吗？它能挡住来犯的敌机吗？不能，因为各国飞机在公海上空飞行是受国际法保护的，“防空识别区”能改变国际法吗？不能，“防空识别区”只是表明一个国家对公海飞机是否具有敌意的主观判断。同样，资产负债表本来是对微观企业“家底”的法定判断，一旦上升到国家“家底”的宏观判断层面，就变成了“防空识别区”一般的主观判断。所以，它需要另一套范式来界定和使用这个“防空识别区”。

　　“权益端”虽然不能准确地表示国家的“家底”，但可识别一个国家的资本深化程度、一个经济体中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占比变动，当然，这都有赖于连续的历史数据支撑，以判别变动趋势。

　　“纯资产/负债端”的资产偿债指数：第一比例关系

　　《中国民商》：在分析了国资表四象限的准确度之后，对于不同团队计算国家总资产的差异性要如何看待？

　　赵宏瑞：不看总量、看比例关系。前面说过，假设三个团队研究国资表的结果分别是A：国家总资产300万亿元、B：国家总资产600万亿元、C：国家总资产900万亿元，这其中的“纯货币”应当是各自一样的，最多有3%的误差；而其他的三个部分，“纯资产”、“负债端”、“权益端”的统计之差在于主观假设的条件约束差异。那么，抛开总量不谈，可以关注“纯货币”、“纯资产”、“负债端”、“权益端”四象限里的比例关系。

　　在这里，我首次提出“资产偿债指数”，即：“纯资产/负债端”的比例关系。为什么提出这个比例关系？因为通常人们用“纯货币”偿债，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存贷比”的研究，在金融学中早已成熟，不需要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学术范式来另起炉灶；但抛开货币体系、货币偿债、借新还旧等金融风险性研究以外，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可能在非货币偿债的总量风控方面“另起了炉灶”，发现了黑马，这从另一个角度，对我国最高决策层考量货币体系以外的债务风险防控提供了学术借鉴，简单说，即是“以物抵债”的底线在哪里？如何变化？有何趋势？这其实是高于货币理论本身的学术视角，高就高在了能够考察到支撑币值稳定的基础实物总量，高就高在了它可能反过来为人民币树立像“金本位”那样的币值稳定提供了学理“背书”。

　　我称“纯资产/负债端”的“资产偿债指数”，是深刻揭示国家经济安全的“第一比例关系”。为什么是“第一”比例关系？因为货币体系从“主权家底”的角度看是纸币体系，是虚拟体系，不是实体家底，而是实体经济的服务者，在理论上是可以修理、甚至抛开的“拐棍儿”，例如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就不是货币经济，未来在安全形势极端恶化的假设情形下，货币经济依然是世界各国都可以抛弃的“拐棍儿”。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当然有赖于货币安全，但更深层次地讲，国家经济安全更依赖其主权管辖下的资产偿债能力。以物抵债，天公地道，最服民心，所以，我称“资产偿债指数”是国家经济安全意义上的第一比例关系。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范式下，如果标出这一比例关系，即如下图所示：

　　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第一比例关系”：国家资产偿债指数

　　“纯货币/权益端”的资本深化指数：第二比例关系

　　《中国民商》：把国家经济安全看做是摸清“家底”的最终目的，沿着这个思路，您在分析国资表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什么有关评价国家经济安全的线索？

　　赵宏瑞：依然还是不看总量、看比例关系。我在这里，还是首次提出“资本深化指数”，即：“纯货币/权益端”的第二比例关系。

　　为什么提出这个比例关系？因为通常人们用“M2/GDP”的方法来表示所谓“货币深化”的指标，这是一个叫做麦金农的美国教授发明的，用于说明一国货币是否超发或超发的程度，运用这个指数一算，中国的货币深化接近200%，就是中国货币发行2块钱才能挣到1块钱的GDP，而同期美国大概是发1块2、挣1块钱，国际上很多学者据此说明中国货币超发了。

　　但是，中国的货币总量还是比美国服务实体经济多一点，美国增发的货币大多服务虚拟经济去了，美元货币总量至多只有一半在服务实体经济，一多半在服务虚拟经济。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美国差异巨大，因为中国经济源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所以，对于中国的“资源资产化”进程而言，资本深化指数更能说明自身已经在市场经济中走了多远？我们无法从西方经济学中“拿来”这样一个指标，所以有必要“自创”这个指数，这是国资表能够历史性地描述中国资本深化的又一功能，即衡量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纯货币/权益端”的第二比例关系。这个第二比例关系依然是“另起炉灶”、“发现黑马”，能为我国最高决策层整体把握体改进程、掌控改革红利释放节奏，提供科学量化的实证数据。当然，这依然需要持续的历史数据，而不是某一时间点上的孤立数据，否则无法把握这一节奏与趋势。

　　我称“资本深化指数”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里程碑式指数，是国资表研究所应发掘的第二比例关系。如果要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范式下标出这一比例关系，即如下图所示：

　　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第二比例关系”：国家资本深化指数

　　总结：创新国资表研究的方法论深入发掘两大经济关系

　　《中国民商》：您提出的这两大比例关系好像是国资表四象限中的交叉关系？

　　赵宏瑞：在本质上国资表（国家资产负债表）不同与企资表（企业资产负债表），是有哲学依据的--微观个体的简单加总，并非等于宏观总量的运行规律。是的，我划分国资表的四象限，就是为了便于发掘经济总量的运行规律，就是为了便于比较“资产偿债指数”与“资本深化指数”的历史演进。这在四象限图中恰巧是交叉的，这种交叉关系体现经济规律的内在统一性。规律就在那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好放大镜、调好焦距。

　　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两大比例关系：国家资产偿债指数与资本深化指数

　　总体分析国资表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第一，“纯货币”是准确数据，是研究出发点，是可以连续实证的趋势坐标系；

　　第二，“纯资产”集中体现了制度变迁，应当作为研究制度变迁效用、衡量制度红利水平的研究对象；

　　第三，“负债端”是次准确数据，如果深化研究“资产偿债指数”第一比例关系的话，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度、货币替代性的通盘考量；

　　第四，“权益端”代表资本深化水平，研究“资本深化指数”第二比例关系，对我们反省自身市场化进程、实证描述制度自信都是很好的指标，这是从西方学不来的。

　　总之，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对应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宏观经济演进规律；其中固然有入账出账、公允价值等技术性研究范式，但重要的是发掘其中的中国特有经济发展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发现其中历次制度变迁所释放改革红利的利害得失，这些制度变迁，涉及了中国全部的历次货币政策变动、产业政策变动、财政政策变动乃至基本经济法治的变迁，表明制度红利或制度亏损时主权者必须深思的治国之要，比如中国加入WTO的制度红利是多少？制度亏损是多少？这样的研究极具现实意义，而总结这些制度变迁，反思、检验、比较、提升，通过这些学术范式的科学思考，提升国资表研究的学术位阶和研究深度，便是总结中国经济自身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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