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商人主宰地球时：《广东十三行史话》之二十一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与广东十三行的终结

　　公元1839年9月4日“，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令炎黄子孙猝不及防的方式掀开了帷幕。

　　当年8月，应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紧急请求，他的表兄、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派遣载炮28门的战舰“窝拉疑号”和载炮20门的战舰“海阿新号”扑向广东海面，开始武装挑衅。9月4日，“窝拉疑号”因购买食物和淡水遇阻，向在九龙半岛水域航行的清军水师开炮，鸦片战争爆发。两国中央政府对战争的反应迟缓得多：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补办了批准奥克兰勋爵派遣印度海军进攻中国的手续；1840年4月7日和8日，英国上、下议院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微弱多数批准对华宣战；道光皇帝更是直到1841年1月27日才“通谕中外”，向英国宣战，此时英军已经攻占舟山群岛、沙角、大角等多地了。

　　战争需要财富做后盾，战争又是财富的天敌。广东十三行曾经主宰全球市场上百年，以和平方式改变了世界多国的国运，制造出一位又一位的世界首富。但他们即便拥有金山银海，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也只有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

　　包世臣何许人也？

　　包世臣提出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垄断鸦片贸易和唆使英军入侵中国两项指控，在当时的清朝知识界深入人心，给广东十三行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九龙半岛的隆隆炮声，迅速传到了家居广州河南岛的世界首富伍秉鉴耳中，据说他当即被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伍秉鉴深知，和平创造财富，战争毁灭财富，如今九龙海面的炮火，预示着广东十三行的末日降临，这正是他的恐惧之处。

　　商人惧怕战争本是常情，可是在1840年前后，清朝社会上却有传言，说鸦片战争是广东十三行商人蓄意挑动的。这一惊天阴谋论的始作俑者，正是林则徐的重要顾问包世臣。

　　包世臣究竟何许人也？

　　与清朝中叶的多数名士一样，包世臣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但他的许多亲戚都是安徽盐商，因此包世臣自幼熟悉商业，热衷“言利”。随着清朝盐业的发展，包氏家族逐渐和其他盐商家族一样迁徙到清朝盐业的中心--扬州。包世臣年轻时便随父亲到长江对面学术氛围更好的南京(当时叫“江宁”或“白门”)读书，但常回扬州。借助其丰富的经济知识，包世臣经常为清朝官员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逐渐蜚声天下，被视为中国当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战略家。

　　早在1820年写作的《庚辰杂著》中，包世臣就首先指出“鸦片耗银于外夷”的经济危机问题，很快风靡全国，几年后便成为清朝官场上的常识。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英国人“屡次骄蹇，皆洋商(广东十三行商人)嗾之，而边镇文武和之……反张夷威以恫喝中外”。包世臣建议，“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应当“裁撤各海关”，但并不断绝外贸，而是派“商人携不禁货物，赴彼回市”，让中国商人直接到外国去做生意，而禁止外国商人踏上中国土地。包世臣认为，这样一来，“关撤则洋商(广东十三行商人)罢，夷目(外国官员)无汉奸为谋主，自必驯贴。”

　　由此可知，至迟到公元1820年，大清“意见领袖”包世臣就已认定，广东十三行商人大都是挟洋自重的汉奸，对清朝害多益少，甚至引狼入室，所以应该把广东十三行与粤海关一并取缔。然而，舍不得“天子南库”的大清朝廷不会采纳包世臣的这一建议。

　　公元1825年，包世臣应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阮元之邀，前往广州担任其幕僚。动身前，包世臣在阮元属下萧令裕的来信中得知，英国刚刚夺取了离广东不远的新埔(新加坡)，当地已有大批广东、福建移民聚居。萧令裕据此预言：“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患，复见今日！”这一洞悉海外贸易与国防奥秘、并且点开明朝历史教训的警示，不仅更加坚定了包世臣的信念，而且将他的目光从国内进一步引向南洋的新加坡。次年，包世臣抵达广州，听当地人说，1808年英军强占澳门，攻入珠江口的恶性事件“系洋行(广东十三行)召海盗为之”。此后英国使团携国书来访，要求两广总督亲自接受，总督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派广州知府去收取国书。广州知府抵达码头时，英国大使出舱迎接，码头上的民众一见哗然，高喊说，这位“英国大使”其实是十三行的一名“烂崽”(粤语“小流氓”的意思)。包世臣据此得出结论：英国的“历届恫喝，皆洋行(广东十三行)所以固垄断鸦片之局。果尔，虽必有事，不足患矣。所虑者，或有失职无行之人厕其中，如汪直、徐海者耳。”担心反清武装会像明末的汪直、徐海把中国海盗组织成“倭寇”那样，借英军的名义骚扰沿海。1828年，包世臣发现英国对中国的威胁比原先判断的大，在给广东按察使姚亮甫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新埔客民(新加坡的客家人)虽降服英夷，并未改从服色，是到各关之鸟船，未必无新埔客民在其中，以分散烟土于各省，而交结其匪民。英夷虽未至江浙，其党羽实已钩盘牢固。再阅数年，银长无已，公私更行困惫，不得不筹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烟禁真行，则闽粤之富人失业，而洋商(广东十三行商人)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又闻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因此，包世臣建议，应当发动一场新加坡远征，将新加坡华人全部“徙之内地，仍封前禁”，否则，“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

　　在这些写于19世纪20年代末的信件中，包世臣很清楚地预言，如果不及早采取反制措施，十几年后，鸦片泛滥必然导致白银枯竭，白银枯竭必然迫使清政府严禁鸦片，严禁鸦片必然遭到垄断鸦片走私的广东十三行的激烈反对，广东十三行的反对方式必然是唆使英军入侵中国。英国征服新加坡之后，获得了大批海外华人的合作，这些海外华人与华南汉人没有区别，可以很容易地深入中国内地，为英方提供情报和鸦片销售渠道。加之广东水军严重腐败，普遍参予鸦片贸易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必然不会积极抵抗英军入侵。在海外华人与广东水师的里应外合之下，英军入侵必然取胜，大清帝国必败无疑，道光皇帝肯定要为此寝食难安。应该说，包世臣在这个问题上思路清晰，分析透彻，预言精准，无怪乎他能够以“通才”的盛名享誉海内，“每出一文，世人争相传阅”了。

　　包世臣之所以能对鸦片战争有这样精准的预言，是因为他懂经济，熟悉国情。他提出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垄断鸦片贸易和唆使英军入侵中国两项指控，在当时的清朝知识界深入人心，给广东十三行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包世臣两项指控能够成立吗？

　　伍秉鉴及其代表的广东十三行，不仅没有像包世臣断言的那样唆使英军入侵中国，反而是花了很多人力和财力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

　　不难发现，包世臣作出这些指控所基于的几条主要证据，例如广东十三行在1808年“召海盗”侵占澳门，深入珠江，以及此后访华的英国大使原为广东十三行“烂崽”等等，全然违背事实。如上文所述，英军在1808年侵占澳门与广东十三行没有任何关系，是英国政府应对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而采取的反制措施。后来访华的英国大使阿美士德更是纯正的英国本土人，此前从未来过中国，更不可能是什么广东十三行“烂崽”。所以，并没有证据表明，广东十三行商人曾经唆使英军入侵中国，或主动邀请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至于说广东十三行商人垄断鸦片贸易，也属夸大其词。包括伍秉鉴父子在内，确实有一些广东十三行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予鸦片贸易，但相对于其主营业务，他们进行的鸦片贸易数额并不是很大。从外国相关档案来看，外国鸦片贩子的主要贸易伙伴并非是在清政府登记注册的十三行商人，而是数不清的行外商人，他们隐匿的身份更便于从事灵活机动的鸦片走私活动。

　　如此说来，包世臣对广东十三行商人的两项主要指控缺乏真实证据，看来都不能成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伍秉鉴在听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会吓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不是他想要的战争，而且还很可能是要毁灭他的战争。

　　伍秉鉴及其代表的广东十三行，不仅没有像包世臣断言的那样唆使英军入侵中国，反而是花了很多人力和财力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早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伍绍荣就力劝旗昌洋行“洗手不再做鸦片生意”；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后，伍绍荣又自费向旗昌洋行买下库存的鸦片交给林则徐；林则徐派兵包围夷馆前后，广东十三行商人不断在中英双方之间斡旋接济；为了虎门销烟的成功，十三行商人们又无偿地向林则徐交付了大批茶叶和船只。十三行商人们所有这些不惜血本的活动，都是为了缓和中英双边关系，解决双边矛盾。

　　从私人关系上看，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父子也没有勾结英军入侵的嫌疑。几十年来，伍秉鉴一直在提防英国人，虽然以诚实可靠的态度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但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扶持旗昌洋行等美国企业上，使美国商人抢走了英国商人的很大一块中国市场份额，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他相当不满。若非广东十三行在茶叶贸易上无法令英国感到满意，英国恐怕根本不会花费大力气打第一次英缅战争，征服阿萨姆，并在当地推广茶叶种植了。阿萨姆茶叶种植的成功及阿萨姆公司的成立，将英国从茶叶进口国变成了茶叶出口国，促使英国转而与清政府对抗，并试图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取缔广东十三行这一阿萨姆公司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包括伍秉鉴父子在内，广东十三行商人是英国侵华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在主观上不存在勾引英军侵华以谋利的动机。可是，包世臣的观点在当时影响太大，包括道光皇帝和林则徐在内，都一直误认为广东十三行商人是英军侵华的重要策划者，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都对广东十三行很不信任。

　　在广东十三行的大力协助下，林则徐以和平手段迫使英国、英属印度和美国的鸦片贩子交出了二万多箱鸦片。他原先计划把这些鸦片全部送往北京，但道光皇帝认为运费太高，且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故而命林则徐就地将这些鸦片全部解决。就在1640箱茶叶在广州码头上被雨水淋坏后不久，在林则徐、邓廷桢和豫堃等广东官员的监督下，19176箱又2119袋鸦片在虎门河滩上被销毁，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此前一年运抵中国的印度鸦片总数的一半。

　　林则徐深知，广州缴烟和虎门销烟没有、也不可能一举解决华南的鸦片走私问题。自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以来，印度鸦片的生产规模就急剧膨胀，1839年初即有约5万箱印度鸦片等待运往中国。林则徐在缴烟过程中就发现：“臣等前于收缴烟土册时逐箱捡出夷票(鸦片提货单)，交洋商(广东十三行商人)译出汉文，始知其按年按月计箱编号，竟有一月之内装至一万二千数百箱者。是牵算夷地一年所发，不下十余万箱。虽其售于他国者亦在此数之内，而中国总居大半。”就在虎门销烟期间，澳门葡萄牙当局就在一艘小船上查获了8箱鸦片，鸦片的主人是英国商人因义士，此君曾因火烧粤海关而声名大噪，1838年因走私鸦片被邓廷桢驱逐回国，但仍滞留在澳门。

　　在市场上，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导致广东沿海的鸦片批发价格比前一年下跌了约10%，与此同时，印度的鸦片出口价格则下跌了约三分之一，广州城内的鸦片零售价格却反而上涨了约一倍(在缴烟后的几天，每箱孟加拉鸦片的零售价甚至从此前的500银元涨到了3000银元)，这使得鸦片走私变得比以前更加有利可图。在此背景下，各种投机行为层出不穷。一个美国鸦片贩子带着20箱鸦片从广东逃回新加坡，逢人就说，鸦片在中国卖不掉了。当新加坡市场的鸦片价格暴跌时，他立即以每箱250银元的价格收购了700箱鸦片，拉到浙江、福建沿海出售，结果很畅销，最高卖到每箱2600银元的高价，在极短的时间内赚到了好几倍的利润。不过，与另一群神秘的商人相比，这位美国商人的成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按照《澳门月报》等英文报刊的记载，虎门销烟之后，义律应林则徐的要求，命令退回澳门、香港岛等地的鸦片船驶离中国，从此“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而是转移到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尼拉等地，东南亚的鸦片市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年秋天，大批中国鸦片走私者坐船远赴东南亚提货，再拉回中国出售，“沿海一带从事于这种非法交易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相比较，甚至还要多些。”义律向伦敦当局报告说：“在福建的几个地区，林钦差采取的措施已经促成中国走私商组织起来了一个可怕的集团，政府官员竟不加以干涉……就在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鸦片交易正在广州以东约200英里的几个地方极其活跃地进行。”鸦片走私的再度繁荣，导致广州的鸦片零售价格从4月初的每箱3000银元一路跌到10月份的每箱1000至1600银元，年底又跌到每箱700银元，与林则徐抵达广州前每箱500银元的价格相差无几。至此，林则徐的广东禁烟运动实际上已经宣告失败。

　　林则徐禁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忽略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鸦片市场。以孟加拉鸦片(公班土)为例，在1838至1839贸易季，有14499箱卖到中国，3722箱卖到东南亚；而在林则徐抵达广州后的1839至1840贸易季，有3755箱孟加拉鸦片卖到中国，14755箱卖到东南亚，两个市场的贸易量完全颠倒了过来。结果，林则徐禁烟并没有给印度的鸦片出口商带来很严重的损失。东南亚居民的鸦片消费量当然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增长5倍，东南亚鸦片市场表现出如此大的弹性，肯定源于东南亚商人逢低吸纳的投机行为。而在当时，具有如此强大购买力的东南亚商人只有包税人。如上文所述，19世纪东南亚的包税人几乎全部是华人，而华人一向是鸦片消费的主力军，东南亚华人与其在广东、福建的亲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林则徐禁烟期间，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在东南亚囤积鸦片，等着鸦片市场转好，就托亲友运到华南去高价出售，新加坡就这样繁荣了起来。在国内外华人资本的夹击下，林则徐的禁烟成果自然迅速地消逝了。

　　天地会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态度

　　林则徐被身边的天地会成员严重迷惑了：他正在走向陷阱，却自以为正奔向光明；他希望“睁眼看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被严重歪曲的世界。

　　在19世纪的东南亚，有华人的地方往往就有鸦片，而且还一定存在另一种事物：天地会。很多天地会成员以鸦片贸易为生，并不害怕清政府的禁令，因为他们本身早已触犯死罪。上文中多次提到，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一直致力于推翻清朝统治，重建汉族政权，而广东十三行的主要商人如潘家、伍家等，又与天地会保持着特别的关系，甚至本身就是天地会的成员。那么，天地会对英国向清朝发动鸦片战争一事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既然天地会是清朝的死敌，又拥有大量海外关系，那么天地会肯定对外国向清朝开战乐观其成，这也是二百年前南明朝廷的一贯思路。广东十三行商人们虽然并不愿意看到鸦片战争毁掉自己的生意，但作为天地会成员或特别关系人，他们对于鸦片战争恐怕也并非完全抵触。显而易见，一旦此前天地会多次努力都难以战胜的清军被英军击败，反清复明的天赐良机就会到来，天地会绝不会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作者茅海建教授表示：“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中，使我最为困惑的就是‘汉奸’说，几乎没有一位前敌主帅不是大谈汉奸问题，并称汉奸参战。而英方文献对此极少记录，至多不过是雇中国人充当苦力，从事运输。这个问题的真解决，仍有待于智者高手。”(第400页)从清朝文档来看，确实有大批为英国效力的“汉奸”在鸦片战争期间被抓获，以至于清朝前线总指挥、扬威将军奕经在1842年初的奏折中惊呼“浙东半是汉奸！”(浙江省东部的一半居民都是汉奸！)英国政府更是在《南京条约》第九款中明确要求清政府赦免“汉奸”，可见英方对这些人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此外，鸦片战争初期，清方对英军的规模估计较为准确，1840年7月3日的第一次定海之战时说英军有“四五千人”(英国档案称约五千人)，1841年1月7日的沙角、大角之战说英军有“二三千人”(英国档案称约二千人)，可是到了1841年9月26日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时说英军“数盈巨万”(超过1万人，还有二万人、甚至三万人的记载，英国档案称约五千人)，1842年8月南京围城时更说英军有“十余万”之众(英国档案称约六千人)。显然，清朝官员本来有能力准确计算敌军的规模，但为何到了战争后期，他们眼中的英军规模却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了呢？如果说鸦片战争前期的清朝官员都诚实，后期的清朝官员都说谎，恐怕是难以服人的。

　　对这些悖论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军的规模确实在鸦片战争期间不断膨胀，正如明朝中期几十人的小股倭寇在大批中国反明武装加入后发展到上万人一样，鸦片战争期间也有大批华人陆续加入英军攻击清军，但英国档案并不将他们计入英国正规军。随着英军不断取得胜利，这些“汉奸”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清朝官员称其核心为“闽粤亡命”，实以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人和闽粤等地的天地会成员为主。作为终身致力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成员，他们为了推翻清朝统治不惜任何手段，包括在米字旗下作战。英方档案也记载，英军出动时，总有大批中国船只随行，它们多数都从事鸦片走私，其船员显然不是没有战斗力的安分顺民，而是“炮械具备”，组织严密，敢于同清朝正规军较量的武装人员。

　　既然天地会等反清组织大力支持英国对清朝发动鸦片战争，那么身为天地会成员或特别关系人的广东十三行主要商人们，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就很令人玩味了。作为商人，他们肯定反对这场战争；但作为天地会成员或特别关系人，他们却被要求支持这场战争。两派的立场高度对立，难以融合，这就决定了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反复无常，并因此导致这场战争走上了一条异常古怪的道路。

　　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初，与广东十三行商人们的关系相当恶劣。受包世臣等人的言论影响，林则徐视广东十三行商人们为汉奸，处处提防。但是，随着以缴烟为主的涉外交涉在广东十三行商人们的推动下顺利进行，林则徐与他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双方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交往都日益密切，虎门销烟结束后更是达到蜜月期。此时，林则徐对广东的局面极有信心，对在此长期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当他被委任为两江总督时竟托故不去赴任，道光皇帝只得无奈地正式任命他为两广总督。在林则徐的授意之下，广东当局大大放宽了外贸限制，受到美国等国商人的欢迎，广州的生意因此一度繁荣起来，使广东十三行商人们获利丰厚(怡和洋行甚至还派了三条船去印度收购棉花)，直到这一局面被英国军舰的封锁破坏为止。当然，林则徐对广东十三行商人的友好态度，建立在他不了解对方的天地会秘密成员身份的前提下。

　　林则徐其实对天地会并不陌生，他本人正是靠镇压天地会发迹，天地会领袖、伍秉鉴的朋友张保仔就因林则徐而死。可想而知，几十年来天地会一直伺机报复林则徐，而林则徐也对天地会保持着高度警惕。然而，抵达广东以后，林则徐却对天地会只字不提。其实，无论是林则徐经常召见的广东十三行商人们，还是他几乎天天都离不开的四位翻译，甚至他麾下的官员兵丁之中，都肯定有不少天地会成员存在。看来，林则徐被身边的天地会成员严重迷惑了：他正在走向陷阱，却自以为正奔向光明；他希望“睁眼看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被严重歪曲的世界。仅以翻译为例，林则徐获得的译文中存在大量错译和漏译，导致林则徐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性质及规模完全误判，而林则徐写给外国人的文件也都被译得极具挑衅意味，全无林则徐原文中的谆谆善诱之风。例如《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中的“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竟被译为“本钦差大臣对野蛮人非常了解，在福建边境曾经多次歼灭入侵的野蛮人，因此现在被皇帝派来收拾你们……”无怪乎鸦片贩子可以拿着这些文件向英国议会理直气壮地宣称，林钦差已经向英国宣战了！而许多基于英文资料的鸦片战争著作也因此得出荒谬的结论，说鸦片战争是林则徐首先发动的！

　　对身边的天地会成员，林则徐倒也并非完全没有警惕。他很快察觉，翻译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多方寻找翻译，甚至以55岁的高龄亲自学英语，并多方结识对华友好的外国人。在九龙之战爆发前3个月，林则徐听说美国医生伯驾在广州闻名遐迩，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正派，一向反对鸦片贸易，便派人去找伯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伯驾随后给林则徐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林则徐读了很高兴，答应亲自去与伯驾会谈。这一消息当然立即传到了伍秉鉴耳中，他非常警觉，立即去博爱医院找伯驾。伯驾看到房东来了，连忙起身迎接，不料伍秉鉴一反常态，用严厉的口吻对他说：“贸易你不懂，鸦片你也不懂，请勿和林钦差谈论这些事情……你要把谈话内容限于医学方面，或诸如外国风俗习俗之类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很明显，伍秉鉴对林则徐有强烈的控制欲，不希望林则徐和敏感人物进行内容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交流。

　　伯驾并未听从伍秉鉴的告诫。8月份的一天，化妆的林则徐带着助手李致祥来到博爱医院，与伯驾重点讨论了鸦片问题。林则徐坦承，自己在监督大批瘾君子戒毒时遭到很多困难，而广州的鸦片黑市也仍然活跃，希望伯驾能够提供戒毒的药方。伯驾表示，只有饮用稀释的鸦片水才能真正缓解鸦片吸食者的毒瘾，这当然无法令林则徐满意。不久，随着中英关系的恶化，林则徐的工作重心从戒毒转向国际法，于是委托伯驾给自己翻译《滑达尔各国律例》一书。没想到，伯驾虽然在广东多年，粤语已经很流利，但是中文基础还是太差，翻译出的句子大多不知所云。林则徐只得委托袁德辉重译，而袁德辉并不老实，很少看英文原著，仅将伯驾的汉译本进行修改，使文句流畅而已，内容常与原文不符，并没有帮上林则徐很多忙。尽管合作得并不顺利，林则徐还是请伯驾为自己看氙气病，又委托伯驾翻译自己给英国女王写的信，并请一位英国医生喜尔修订文字。

　　林则徐与伯驾的几次交往都受到伍秉鉴的监控，可想而知，林则徐的其他行动也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林则徐在广东待的时间越久，伍秉鉴父子对他的控制能力就越强，林则徐无论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已经注定难以善始善终。随着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中英关系逐渐破裂，1840年1月5日，林则徐奉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旨意，宣布断绝与英国的一切贸易。这并不是清朝当局第一次停止与英国的贸易，以往几次停止贸易后，英国都很快服软了，这次道光皇帝也豪迈地表示：“区区税银，何足计论？”

　　定海之战与关闸之战的失败

　　由于前线官员奏折的不真实性，使道光皇帝误以为英军战斗力不强，清军在定海的失败完全是因为疏忽和战术失误，而关闸之战更是取得了胜利。他向浙江派出援军，决心将入侵者杀个“片帆不返”。可他万没想到，几天之后，侵略者就出现在了他的家门口。

　　清政府屡次宣称，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要开展外贸以通有无，而外国人则一日不可无中国的茶叶、大黄等特产，所以在广州开关进行外贸，仅仅是对外国人的“恩赐”措施而已。事实上，早在乾隆年间，外国商品就已经遍布中国各省份，成为富贵人家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被视作身份的象征了，以至于包世臣惊呼：“江浙各省市易，皆以洋钱起算，至压宝银加水(原值0.72两白银的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被炒到1两白银以上)。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当时的”洋货“大多是”出口商品“的意思，民众认为”洋货“高档，其实是对广东十三行一向重视商品质量的肯定)。江淮之间见祸事将起，辄云要‘闹西洋’。凡此兆朕，大为可虑！”

　　既然清朝社会其实早已无法摆脱外国商品，停止贸易似乎就是一把伤人亦伤己的双刃剑，不到万不得已，根本不宜使用。但是，清政府每次停止贸易都仅仅是针对一个国家(主要是屡屡挑衅的英国)，外国商品仍可通过其他国家进口。断了英国的贸易，自有美国、瑞典、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主动来填补其市场空缺，所以清政府停止贸易的成本很低。林则徐、豫堃等人特别在奏折中安慰道光皇帝：“每年例贡呢羽、钟表等件，并不取资英夷。”但是，这一招在1840年不好使了，因为英国已经大兵压境，要封锁珠江口，禁止一切国家与中国做生意，并禁止中国船只出海，登时让中国陷入经济危机。别的地区不说，广东省地少人多，号称七渔三耕，粮食不能自给，自古依赖从泰国、菲律宾等国进口大米，现在南洋大米不能进口，广东立即陷入粮食短缺的窘境；渔民无法出海，建筑业和手工业缺少必需的南洋木材和其他外国原材料，等于集体失业，久而久之，必然造成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大规模爆发，反而被许多人视为一种解脱。

　　1840年6月21日，义律的表兄、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麾下的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印度海军抵达珠江口。一个星期后，义律的堂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也率领非洲方面军抵达珠江口。按照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计划，他们留了一小支舰队封锁珠江口，大部分军队北上，准备首先攻取英国觊觎已久的舟山群岛，尔后攻击天津，最后直捣北京，迫使道光皇帝投降。

　　7月5日，英国远征军在开火9分钟之后，便占领了舟山群岛首府定海县城。林则徐闻讯后，立即调2000精兵驰援澳门城北的关闸炮台，并请求广东十三行商人及盐商出资招募了5000名水勇(民兵)，于8月19日在狮子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可是就在同日，380名留驻广东的英军突袭关闸炮台，2000多名清军一败涂地，多位将领受伤，澳门内外遂被英方控制。林则徐闻讯后极度震惊，决定暂不上奏，等英军撤离关闸炮台后多日，才报告道光皇帝说，自己在关闸炮台击败了英军的入侵。

　　定海之战与关闸之战的失败，清楚地说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前景堪忧。但由于前线官员奏折的不真实性，使道光皇帝误以为英军战斗力其实不强，清军在定海的失败完全是因为疏忽和战术失误，关闸之战更是取得了胜利。他惩办了浙江的当事官员，并向浙江派出援军，决心将入侵者杀个“片帆不返”。可他万没想到，几天之后，侵略者就出现在了他的家门口。

　　8月11日，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奉旨紧急赶赴前线的直隶总督琦善发现，由于自古没有来自海上的入侵，天津实际上毫无防备，驻军“仅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大沽营守军不过数十人，而且缺乏训练，火炮“存储多年，不堪应用”，天津全部守军的火力总和还不如英军一艘军舰。琦善只好连夜从保定等地调兵2000来援，但远不济急，抵达尚需时日；张贴招募兵勇的告示，天津百姓“又皆畏慑不前”，令琦善极为失望。

　　琦善虽然隶籍满八旗，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其祖先在孛儿只斤(博尔济吉特)家族中率先投靠后金，因此被努尔哈赤授予殊赏，享受满洲贵族待遇。作为黄金家族的子孙，琦善虽然此前没有指挥过大型战争，对军事却比一般人熟悉许多。他很快作出判断，即便援军赶到，也难以战胜眼前的英军。后来，他对多名官员说：“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通州位于天津西北，是北京的东大门，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一旦通州陷落，即便英军不西攻北京，北京也会因失去来自大运河的物资补给而沦为一座死城。作为执政的少数民族，满蒙贵族深知，北京的安危是自己的核心利益，一旦北京城墙被英军火炮轰开，就很可能意味着清朝的终结和自己家族的灭亡。与这相比，南方边疆发生的任何事务都无足挂齿。

　　与广东到北京的一个多月漫长旅途不同，琦善的报告在一天之内就从天津传到了北京，引发了朝廷的强烈反响。多数汉族官员认为琦善将“蠢尔小夷视为劲敌”，言论过于夸张，不值得相信；满蒙官员的想法则要现实得多，道光皇帝自然倾向于后者。他很清楚，为了自己头上的皇冠，必须尽量避免在天津开战。

　　在英国方面，外相巴麦尊子爵和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都指示懿律、义律兄弟，要对天津进行军事打击，以迫使清朝同意英方提出的各项条件。懿律、义律兄弟也按照他们的训令，把军队开到了天津。但是，英军受到瘟疫和气候的打击，而琦善又表现出颇为令义律意外的友善态度，使他们临时放弃了进攻的打算，北京的陷落因此推迟了20年。2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鉴于历史教训，已经大大增强了天津的防务力量，但英军也因得到法军和美军的支持而实力大增，而战争的结局仍如琦善20年前所料：“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

　　由于得到道光皇帝和琦善的口头承诺(将惩办林则徐，赔偿英国损失，谈判通商条约)，英军南下返回广东，让北京朝廷大大舒了一口气。道光皇帝对琦善的外交成果非常满意，立即宣布罢免林则徐，改任琦善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命他南下广东与英方谈判和约，并在朱批中得意洋洋地声称：“好在彼志图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只语，远胜十万之师耶？”当林则徐和钦差大臣伊里布相继上奏，说清军在珠江口和上海崇明岛击败了几支小股英军，还抓获了几十名战俘时，道光皇帝更被这两位大臣“罔顾大体”的好战行为激怒，用朱批斥责林则徐“贪功启衅，杀人灭口！”斥责伊里布“必是我军先开枪炮！”活脱脱一副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令大臣们百口莫辩。

　　在一派和平气氛中，琦善欢快地南下广州。与前任林则徐一样，琦善这次也打算在广东多待些日子，要知道，他此前从未来过华南，很想去开开眼界。所以，琦善不仅带了许多随从，还带了一些家眷，其中就包括他美丽的女儿金玲。抵达广州以后，琦善风闻当地画师关乔昌(啉呱二世)的技艺了得，便委托他给自己的千金画一幅肖像。关乔昌受宠若惊，非常卖力，终于不负琦善的厚望，完成了杰作，也是清代广州油画的代表作--现存香港博物馆的《金玲像》。与平民百姓一样，琦善也希望家人享受安定、舒适、时髦的生活，当然，前提是他得与英方达成停战和约。这对于刑部出身、熟悉卷宗、号称“白面包龙图”，而且曾经在天津有过成功交涉经验的琦善而言，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道光皇帝也是这么认为的。

　　义律与琦善

　　义律代表着那些仍要与中国进行积极贸易、特别是打算继续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英国合法商人的利益。巴麦尊和奥克兰代表的英国政府利益则与义律代表的在华英国商人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导致义律与琦善这两位竭力要避免战争扩大的人，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

　　可是，英军南返广东，直接违背了巴麦尊和奥克兰的训令。义律出乎意料地置英国外交部拟定的10条和约文本于不顾，在给表兄奥克兰勋爵的信件中提议：“我心目中的条约应该不超过二项条款：一是割让香港，并允许各国商人和船舶自由前往该岛；二是许给我们以商业和其他方面的权益，包括以后许给其他国家的任何权益。”他又补充说，“中国政府(他的谈判对手琦善)已坚定表态，香港岛不能割让，但如果能省去正式割让的外形，并作一项令我们满足的领土占用声明(同明朝允许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的条约类似)，他就会欣然合作。”更有甚者，义律完全反对英国政府废除广东十三行外贸垄断权的要求：“我认为，明智的方法是不在和约中对公行及其制度作任何直接规定，而只是为(大清)帝国商人和船舶争取到在我们的居留区(香港)开展贸易的许可，就可以使它(外贸垄断权)在实际上逐渐消亡。其实，行商还比目前的经纪人略好一些，在这样一个原本可以自行解决而不影响其他条款的问题上，逼迫和激怒中国政府，是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好处的……同广州政府和人民维持和平的外交关系，比同皇帝缔结一项和约，对我们更加重要。”

　　显而易见，由于在华时间很久，义律代表着那些仍要与中国进行积极贸易、特别是打算继续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英国合法商人的利益。在这些商人看来，商业繁荣有赖于和气生财，一旦全面开战，必然结下血仇，再加以极具伤害性与侮辱性的条约，中英贸易的未来势必将变得黯淡无光。他们也不想毁掉广东十三行，因为十三行商人比普通中国商人更熟悉西方文化习俗，财力和货源更充足，也更有信用。可他们不知道，已经爆发的鸦片战争，并不是一场英国政府宣称的那样，旨在打开中国市场、促成平等交往和自由贸易的正义战争(如果是这样，外交抗议和军事示威就足够了)，而是一场旨在摧毁中国经济、特别是摧毁中国茶叶产业以帮助印度茶叶产业发展的邪恶战争，它强行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倾销英国的鸦片、纺织品等多余物资，以促进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而绝不会帮助更多的中国产品进入英国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

　　巴麦尊和奥克兰代表的英国政府利益，与义律代表的在华英国商人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义律当然知道表兄奥克兰勋爵扶持的阿萨姆公司在印度东北部种植茶叶大获成功的新闻，但这要么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要么广东贸易的丰厚利润让他难以割舍。他甚至不希望开放更多的中国港口，而希望把广东的外贸市场吸引到香港英租界来。琦善觉得这样的和约可以接受，几乎和义律谈妥了全部条件(也就是琦善最终并未签署、义律却借此强行占领香港岛的《穿鼻草约》)，但是英国政府却完全不能同意，外相巴麦尊子爵在致义律的公函中指出，琦善并未签署也无权签署割让中国疆土的条约，因此义律与他签的任何条约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香港岛的占领既非法又草率。义律遭到英国政府的公开谴责，堂兄懿律也与他决裂，装病回国；与此同时，琦善的和约草案也被认为英国“要求过甚”的道光皇帝驳回。义律与琦善这两位竭力要避免战争扩大的人，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

　　与前任林则徐相比，琦善的备战工作广受诟病。在内心深处，琦善从不相信清军是英军的对手，特别是当他视察了林则徐、邓廷桢和关天培建造的虎门炮台群之后。他发现，虎门各炮台样式古旧，还是明朝防倭寇的结构，而且为了能较准确地击中水上目标，都建在半山腰上，山顶毫无防御，山后的兵营也不过是草房和帐篷，显然无法抵御英军的陆海军夹击(正如此前的关闸大败一样)。与英军火炮相比，清军火炮普遍炮体笨重，口径却很细，发射的炮弹太小，杀伤力极低。究其原因，是因为清朝兵部一直以炮体重量计算采购费用，炮体越重采购价越贵，口径和铸造工艺却被全然忽略，给腐败分子留下了大量可乘之机。对这一不合理制度采取的任何改革尝试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破坏，久而久之，就留给了琦善这么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

　　比装备落后更加致命的，是军费匮乏。和林则徐一样，琦善没有从道光皇帝那里获得任何办公经费，只能使用广东已经消耗殆尽的府库存银，此外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商人募资。问题是，同对林则徐的慷慨解囊相反，南粤首富广东十三行根本不打算给琦善一两银子。

　　与所有广州官员一样，琦善虽然贵为侯爵、大学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其政治前途依然取决于他同广东十三行的关系。没有十三行的银子，任谁都会在广东官场寸步难行。可是，琦善偏偏给自己选了一条不归路。

　　早在南下广东途中，琦善就表现出对广东十三行深深的不信任。以往，所有广州官员的翻译都由广东十三行提供，如林则徐就聘用了怡和洋行推荐给他的四名翻译。但是，琦善却打算另辟蹊径。他从北京南下后，就一路寻找能说英语的人，结果在山东发现一个叫鲍鹏的，此人其实也来自广东，家住号称“中国买办之乡”的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鲍鹏出身买办世家，自幼随叔父鲍人琼在广州做外贸，虽然就在十三行街区工作，但并不受雇于十三行商人，而是直接受雇于英国商人颠地的宝顺洋行。受颠地的委托，鲍人琼、鲍鹏叔侄长年走南闯北，替颠地在中国各地兜售鸦片。一次，鲍鹏在北上贩毒时被人举报，只得滞留在同乡山东潍县知县招子庸处躲避风声，没想到因祸得福。不久，林则徐南下广州禁烟，传讯颠地未果，便下令缉拿颠地的中国助手，于是鲍人琼被逮捕，远在山东的鲍鹏却躲过一劫。招子庸听说朝廷已经将林则徐革职，新任钦差大臣琦善正在招募英语人才，以为鲍鹏翻身的机会来了，便向上司托浑布推荐了他。

　　作为缉毒成果斐然的“白面包龙图”，琦善当然调查过鲍鹏的背景，而鲍鹏也没有隐瞒，他的身世在当时并不是秘密，在广州衙门就有卷宗可查。令人费解的是，最终，琦善依然决定对鲍鹏委以重任。究其原因，肯定不是因为鲍鹏的英语水平有多好(从英方档案来看，鲍鹏的英语是典型的“广东英语”，而且对政治、军事词汇所知甚少)。既然如此，与林则徐的四位翻译袁德辉、亚孟、林阿适、梁进德相比(伍秉鉴父子肯定希望他们继续为琦善提供服务)，鲍鹏有什么优势或特点呢？

　　只有一条：在琦善看来，袁德辉、亚孟、林阿适、梁进德是广东十三行的人，而鲍鹏不是。

　　琦善对广东十三行有着极强的戒心，在奏折中，他说得很清楚：“奴才以广东省城汉奸充斥，举凡一言一动，罔不潜相窥伺，故未到省之先，即派委直隶守备张殿元、白含章，及由山东带来通晓夷语之八品衔鲍鹏等三人前往探询夷人情形……”广东十三行也成为其调查对象，但琦善是个此前从没到过华南的老北京，张殿元、白含章二人也都不懂华南方言，只能依赖鲍鹏打探广东消息。当时北京官场广泛传言“夷人索偿烟价，起于洋商(十三行商人)，奴才(琦善)亦窃有所疑。”结果，鲍鹏的调查结果是：“查得洋商之尚属小康者仅二三家，其号称殷实者实止伍绍荣一家。且各洋商中，尚该夷人欠账数百万两，故即今而论，犹且乐于打仗，冀图赖欠，岂有私许给价之事？”

　　从鲍鹏的报告中，琦善得知广东十三行并不富裕，榨不出多少钱；更有甚者，广东十三行商人还欠外国商人数百万两白银的债务，所以都盼着中英赶紧开战，以便以战争为理由赖掉巨额债务。“贪功启衅，杀人灭口”的大帽子，就从林则徐头上摘下来，扣到十三行商人头上去了。于是乎，琦善更不想与十三行商人有任何接触，他抵达广州之后，一反林则徐等前任的态度，一个多月都没有召见十三行商人，双方的关系始终停滞在冰点。十三行派人来报告英国消息，都遭到琦善的斥责：“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事！”琦善持这种态度不是糊涂，而是高度怀疑来自十三行的消息真实性，宁愿相信自己选择的信息渠道。即便张殿元、白含章、鲍鹏三人在谈判桌上的表现令琦善日渐不满，抱怨说他们只能“照文传话”，“治于人而不能治人”，缺乏外交能力，也不肯启用十三行商人去谈判。

　　自负的琦善恐怕不知道，鲍鹏根本不值得他的这般信任。在下令逮捕琦善时，道光皇帝便指出：“汉奸本自不少，又有鲍鹏往来，(义律)何消息不可得也？”而据英方档案记载，早在南下广州途中，鲍鹏就笑着对英军翻译小马礼逊说：“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人能解决这事，一定要让那个皇帝哭！”

　　正如道光皇帝怀疑的那样，鲍鹏是一个“汉奸”，而且绝非普通的“汉奸”。他的故乡香山县由于毗邻澳门，不仅盛产买办，还盛产反清革命领袖。与同乡洪秀全和孙中山一样，鲍鹏是一位反清志士，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己任。他对琦善造谣说，广东十三行商人为了赖掉外债，希望挑起清朝与英国的战争；其实，真正想挑起清朝与英国的战争之人正是鲍鹏自己，以及他背后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而天地会又将琦善信任的鲍鹏与他厌恶的广东十三行结合在了一起。

　　为了避免像林则徐那样被天地会控制，琦善已经小心谨慎，竭尽所能。可是到头来，他还是无法如愿以偿。究其原因，当时负责办理涉外事务的清朝官员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要办理涉外事务，他们就必须聘用翻译，而当时所有的翻译几乎都是立志反清复明的“汉

　　奸”。清朝官员如要办理涉外事务，就必须聘用“汉奸”，“汉奸”迟早将他们带上不归路。作为一位反清志士，鲍鹏当然愿意引导英军去摧毁清朝政权，这样不仅能达到反清的目的，还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反清组织的自身力量。

　　鲍鹏虽然与义律达成了赔款600万银元的初步共识，琦善却得知，“粤省洋商近多疲乏，所有酬给英夷洋银六百万元，势不能不籍资商力，即不得不俯察商情”，所以只得不顾政治忌讳，建议吝啬的道光皇帝动用府库存银，并提高海关税率，以便与商人“量为分摊”，以致惹得道光皇帝大怒。其实，广东十三行的财力远超600万银元，仅伍秉鉴一家就可以承担。如果琦善知道这一真相，他多半会在私下里要求广东十三行独自支付这笔赔款，根本无需去申请政府经费，也就无需冒着失去顶戴的风险请示道光皇帝了。

　　广东十三行商人曾经积极地向林则徐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此时却通过鲍鹏等人向琦善哭穷，原因无他，林则徐虽然与天地会有过节，毕竟还是汉人，而且还是多数十三行商人的福建老乡；琦善则完全不同，属于天地会最憎恨的满蒙贵族，是清帝国的顶梁柱。面对英军大兵压境这一天赐良机，天地会要从肉体和名誉上彻底摧毁琦善，这样才能达到其反清复明的终极目标。所以，他们愿意为林则徐禁烟捐款，但根本不打算给琦善一两银子。

　　1841年1月7日，与琦善长期谈判无果的义律发兵攻占沙角和大角炮台，1月26日，又以伪造的《穿鼻草约》为据，派兵强行占领香港岛(此前，英国武装商船及反清武装长期控制香港岛的大部分地区，但英国正规军并未登过岛)。受挫的琦善对鲍鹏等人完全失去了信心，只得亲自出马与义律谈判，希望劝说对方退出沙角，并将香港岛大部分地区交还，仅保留今香港岛西南端的香港仔原一隅“寄居”。2月11日，双方在虎门蛇头湾会谈时，绝望中的琦善终于带上了广东十三行的代表--伍秉鉴、伍绍荣父子，但二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没帮琦善任何忙。琦善见谈判毫无希望，只得借口身体不适离场，约10天后再谈。同日，广东巡抚怡良在林则徐的劝说下，乘琦善不在广州城之机上奏道光皇帝，说琦善私自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道光皇帝勃然大怒，下令逮捕琦善，押回北京受审。

　　就在道光皇帝下令逮捕琦善的圣旨尚未到达广州时，英军以琦善约定的10天谈判期限已过为借口，大举进攻虎门。后来，虎门之败成了琦善的一大主要罪状，罪名是“弛备损威”，而且在战斗爆发前拒不援助关天培。然而，这些指责解释不了这样糟糕的战斗结局：仅仅一个白天，驻守虎门的万余清军便全线崩溃，只有关天培等几百人战死，1000余人被俘，8000余人逃跑，英军却仅有5人受伤！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整个战斗过程中，义律一直潇洒地坐在甲板上，不是在指挥战斗，而是在用水彩画风景。要知道，在这块战场上，清军有四百多门大炮和数千支火枪，即便其中仅有百分之一能够正常开火，也足以对义律形成致命的威胁。显然，义律清楚地知道，虎门的清军根本就不会向自己开火。

　　虎门的清军不向英军开火，甚至不许上司和战友向英军开火，在当时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事实。早在虎门销烟时，虎门清军就拒绝遵照林则徐的命令，向英国鸦片船开火；虎门之战后，包世臣便听说“虎门水师将火药给英夷，而以砂七成掺药三成装炮，以致失事。”后来，林则徐当面向包世臣证实确有此事，并解释说，广东水师的主要收入来自英国人缴纳的税费，而不是清朝政府发放的薪水，所以根本无心抵抗英军。

　　正如林则徐私下承认的那样，军费是虎门之战中的关键因素。在战斗开始前几天，虎门守军便开始哗变，拒绝登上炮台，“观望不行”。为了平息事端，琦善从广州库房里连夜找了11000两白银，关天培也变卖了包括衣服在内的许多私人财产，才总算让这些士兵留在军营里。可是，当奖金一发完，尽管关天培反锁了炮台大门，士兵们还是争先恐后地翻墙逃跑。在此紧急关头，富可敌国、以往曾多次捐出巨额军费的广东十三行商人一两银子也没出。此外，琦善在战前看到广东水师完全不能与英军抗衡，还曾与粤海关监督文丰联名紧急号召十三行商人出资购买几艘外国商船备用，但伍绍荣、潘正炜等行商拖拖拉拉，直到虎门之战结束后，才订购了一艘排水量317吨的“零丁号”与一艘180吨的“拉米罗号”，而购买这两艘船的费用又直到琦善被逮捕送京以后才付清，与他们前一年为林则徐购买1060吨的“剑桥号”商船之慷慨解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这样，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冷眼旁观着琦善和关天培因经费拮据而走向失败的深渊，而十三行商人们的这种态度很可能与天地会有关。

　　据茅海建教授统计，琦善在战前向虎门增调了3150名正规军和5800名雇勇，以至于虎门炮台人满为患，认为琦善似已竭尽所能。但是，考虑到当时广东的正规军编制高达71763名，琦善派去的援兵似乎还是不够多，而且即便虎门炮台人满为患，援军也可以在各炮台之间驻守，阻止英军登陆占领炮台。

　　按照清朝兵制，广东驻军分为四个部分，即广州城内驻防的3400名八旗兵、总督卫队“督标”和巡抚卫队“抚标”等分驻广州城内外的1万余名绿营机动部队、广东陆路提督统辖的3万余名绿营军(驻扎于广东、广西交界的肇庆及南岭一带)、广东水师提督统辖的1万余名绿营军。鉴于清朝广东的满汉民族关系极为恶劣，八旗兵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离开广州城，否则就可能发生反清大暴动。所以，关天培能指望的主要救星并不是琦善，而是时任广东陆路提督的郭继昌。琦善在将大部分督标、抚标兵调往虎门以后，确已无法调动更多的广州驻军，只能指望手握重兵的郭继昌率部从肇庆来虎门增援。可是琦善万万没想到，就在虎门之战爆发时，他却等来了郭继昌的死讯。郭继昌如此“及时”地去世，多半要拜神出鬼没的天地会杀手所赐。

　　无论是指使清军不抵抗，还是谋杀清军主将，都需要钱，需要很多钱。谁能出得起这么多钱呢？只有天地会控制的广东十三行。

　　战胜者义律突然向战败者作出重大让步

　　突然间，英方不要香港，不要舟山，退出虎门，放弃军费和鸦片赔款，治外法权、平等外交和五口通商等等要求全部取消，甚至还同意英国商人按照林则徐的要求，签署承诺不再贩毒，否则没收船货的保证书。这一怪事必然与伍秉鉴、伍绍荣父子同义律的暗中交涉有关。

　　琦善一倒台，广东十三行就活跃起来。3月3日，在伍绍荣的陪同下，广州知府余保纯登上虎门的英国军舰，通知义律琦善被罢免的消息。伍绍荣还亲口告诉义律，道光皇帝已经委任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各省援军南下救广州。继琦善出任广州最高军政长官的参赞大臣杨芳，表现得比琦善平易近人得多，尚未抵达广州，就已经同十三行商人建立了联系。受他们的影响，杨芳在途中就上奏道光皇帝：“其(英国)务求通商之故，乃彼立国大本……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道光皇帝十分不满，朱批：“现在断不准有此议论！惟有尽数歼灭逆夷，令其片帆不返。倘有‘通商’二字，则大负委任，祸必随之矣！”即便有此严令，杨芳却并未对“通商”死心。抵达广州后，他立即又命余保纯、伍绍荣陪同美国领事去找义律，商谈停战通商之事。由于谈判陷入僵局，英军再次北上，连陷十余座清军炮台，3月18日下午重占十三行街区，在夷馆再次升起英国国旗，兵临广州城门。至此，广州已成一座危城，连林则徐都让家眷上船逃命，城内挤满了难民，十三行街区更是兵荒马乱，多次发生火灾，十三行商人损失惨重。研究鸦片战争，就不能忽视广东十三行，因为它是鸦片战争的核心因素，这场战争因它而起，也将以它的毁灭告终。自3月18日起，英军不仅控制了虎门和十三行街区，还控制了当时被称为“河南岛”的整个广州海珠区，而这里正是广州十三行的核心商人潘家和伍家居住的地方。身为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伍绍荣父子并未离开已经被英军包围的宅第，从这时起，他们无论是否自愿，都要天天和英军打交道。就在3月18日傍晚，伍绍荣突然从英占区来到广州城内，给身陷绝境的杨芳带来一个意外的大喜讯：义律表示，“不讨别情，惟求即准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没官！”

　　突然间，英方不要香港，不要舟山，退出虎门，放弃军费和鸦片赔款，治外法权、平等外交和五口通商等等要求全部取消，甚至还同意英国商人按照林则徐的要求，签署承诺不再贩毒，否则没收船货的保证书。这可一点都不像是战胜者的态度。无怪乎道光皇帝得报以后，还以为杨芳打了什么大胜仗呢。那么，在3月18日英军攻占十三行街区，控制河南岛的当天下午，肯定发生了什么怪事，让战胜者义律突然向战败者杨芳作出如此大的外交让步，而这一怪事必然与伍秉鉴、伍绍荣父子同义律的暗中交涉有关。

　　除了义律在3月18日主动求和之外，1841年上半年还发生了许多难以理解的怪事。和琦善一样，义律也在沙角、大角之战及英军占领香港之后，被英国政府解职了，原因是英国政府对《穿鼻草约》的内容极其不满。在伦敦当局看来，既然谈判进展不理想，就应该离开广东北上，封锁长江口及大运河，进而北上攻击天津、通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英方的条件。义律根本不应该在广州对琦善作战，因为广东在清朝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即便义律能够攻下广州城，俘虏琦善等官员，北京朝廷也不会屈服，只有掐断京杭大运河，或是打到北京城下，道光皇帝才有可能为了保住皇冠，接受割地赔款的条约。在珠三角作战，特别是在商人云集的十三行街区及河南岛一带大动干戈，会彻底毁掉当地外贸业，对英国经济弊大于利。特别是当奕山、杨芳、隆文等没有外交谈判权的武将抵达广州以后，义律更没有任何理由待在珠三角地区，理应扬帆北上，直接去攻打天津才对。

　　在没有任何授权、也没有现实利益的情况下，义律发动了虎门之战，而就在打到广州城下的3月18日，他却突然求和了，杨芳自然乐得全盘接受(其实，如果义律在虎门大战之前向琦善提出同样的条件，肯定也会被接受的)。3月20日，冒着违背道光皇帝圣旨的危险，广州重新开始通商，即便在奕山、隆文等人率军抵达广州的4月14日之后也没有停止，一直热火地进行到5月中旬。据义律向奥克兰勋爵报告，在这期间，英国商人共与广东十三行商人做了至少800万英镑的生意，其中包括将近3000万磅茶叶，可给英国政府带来300万英镑税收。不过，奥克兰勋爵仍劝说其表弟义律，不要再忙于广州的商业事务，而应当赶紧率军北上白河口(天津)。即便如此，义律仍执迷不悟地把战火烧向广州城，借口清军在5月21日对英军发动了一次骚扰性作战(事后奕山派余保纯和伍绍荣去向义律表示，事出误会，愿意赔偿英方损失，但于事无补)，大举攻击羊城。奕山率领的5万清军在抵抗了3天后战败求和，交纳了600万银元赎城费充作对虎门销烟的赔偿，另支付24万银元赔偿夷馆在战争中被焚烧、洗劫的损失。在这624万银元中，200万银元由十三行商人支付，伍家的怡和洋行独占110万银元，潘家的同孚洋行占26万银元。伍秉鉴在计算这110万银元时自嘲说，这是破财免灾，其中80万银元保佑自己的洋行生意兴隆，30万银元保佑儿子伍绍荣对自己孝顺。6天之内，广州政府和十三行商人筹措到了490万银元和110万银元的债券，奕山又率外省清军撤出广州，英军才离开广州郊区，并交出虎门，退回香港，准备针对北方各省的下一步军事行动。

　　偏偏就在清方官员和十三行商人筹措赔款、而英军依然包围广州之际，发生了鸦片战争中最蹊跷的一件事--三元里抗英。关于此事，中方传统说法是：1841年5月29日至31日，正当广州当局与英方达成和议，正在缴纳600万银元赎城费时，由于英军在广州城北的乡村抢劫财物，发掘坟墓，强奸妇女，激起公愤，三元里周边农民自发组织起上万人的“平英团”，乘着天降大雨，火枪火炮无法施展之际攻击英军，杀死英军将领伯麦、霞毕等百余人(民间文件夸张至歼敌748人之多，奕山等人给道光皇帝的奏折称歼敌二百余人，但被杀的英国军官不能被证实为伯麦，后来奕山得知伯麦还活着)。义律闻讯，率部从珠江岸边赶来救援，也被民众围困。看到英军处于绝境，城内的参赞大臣杨芳打算率兵出城联合民众进攻，但广州将军阿精阿却死守城门，不许杨芳出去。正在此时，广州知府余保纯担心反英行为破坏了和约，连忙赶来喝退民众，英军才得以逃命。听说此事的包世臣事后写信给杨芳，大叹错失歼敌机会，实在可惜云云。

　　英方的记载是：由于攻击广州时，陆军只携带了两天的干粮，所以自5月27日起，一些印度士兵被派到广州周边乡村去“搜集”食物，其中几人还进入了城北的双山寺，打开了庙中陈列的若干棺材。5月30日中午，陆续有数千民众携带武器在白云山集结，被英军驱散，但很快卷土重来，包围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的一个连，打死打伤多名印度士兵。英军发现后前往解救，但次日又有更多的民众集结。英军于是威胁广州当局，如果不驱散民众，停战协议即失效，英军将重新炮轰广州城。在这次冲突中，英军有7人死亡，42人受伤。事发时，伯麦已返回印度，霞毕则在珠江的战舰上，并未登陆，两人都活到战后，并且升官进爵。同样，义律在事发时一直待在十三行夷馆里，并未被民众围困过。

　　基于对英方记载的信任，《天朝的崩溃》等现代鸦片战争研究专著都认为，三元里抗英并未取得多大军事成绩，英军当时完全可以攻下广州城，其撤军与三元里抗英毫无关系，中方传统说法多为民众为了冒领赏金而编的大话而已(奕山当时以5万银元加五品顶戴的重奖悬赏伯麦首级)。

　　三元里抗英与一桩血案

　　身为天天与英国商人做生意的十三行领袖，伍秉鉴做梦也不会想到，对方居然会对自己的家人痛下杀手。伍秉鉴绝非任人宰割的普通商贾，而是精明无比的世界首富，尽管敌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貌似不可战胜，却无碍于他为孙子的惨死和宅邸的洗劫构思复仇计划。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三元里抗英事件大有蹊跷，英方记载也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显然有所隐瞒。为了搞清真相，我们必须先从此前一个半月发生的一桩血案入手。

　　就在靖逆将军奕山抵达广州的次日，也就是4月15日，广州天降大雷雨。不久，广州城就流传开一个消息，说是伍秉鉴家死人了。内容越传越具体，先是说“怡和行长孙遭雷击”，进而又说“怡和行洋商伍绍荣亦遭雷厄。”最后，《金壶七墨》一书中更称“夷人之进省河，洋商伍绍荣实导之，一日风雨大作，雷震绍荣，长跽死于市。”

　　伍家确实有人在1841年4月15日死去，但死的并不是伍绍荣，他在此后又活了22年之久。死者另有其人，而死因并不是被雷击。

　　我们知道，怡和洋行原本属于伍秉鉴的哥哥伍秉钧，伍秉钧死时没有儿子，过继伍秉鉴次子伍元兰，不料伍元兰很快也死了，伍秉鉴就又把长子伍元芝的次子伍长绵过继给伍元兰。所以，当鸦片战争爆发时，伍长绵既是伍秉钧的继承人，也是伍秉鉴最年长的孙子。1841年4月15日，一伙英军窜到河南岛海幢寺附近劫掠，这里毗邻两家主要十三行商人的府邸--潘家花园和伍家花园。听说手持凶器的英军在自家门口滋事，伍秉鉴让家人劝他们离开，伍长绵自告奋勇前往。没想到，也许是瓢泼大雨使伍长绵说的英语难以听清，迎接他的竟是一颗冰冷的子弹。读者不要忘记，如果英军的火枪和火炮无法在雨天发射的话，那么英国将永远不能征服多雨的印度和东南亚，1757年决定印度命运的普拉西之战，英军就是靠火器在潮湿环境中的良好性能，才能仅以3000人的部队，打败了5万印度和法国联军。

　　战争是如此残酷，一旦开始往往就迅速失去控制。身为天天与英国商人做生意的十三行领袖，伍秉鉴做梦也不会想到，对方居然会对自己的家人痛下杀手。伍长绵一死，伍家花园登时乱成一团，男女老幼争先恐后地逃走，登上船只前往对岸的广州城避难。英军如入无人之境，将伍家花园大掠而去，邻近的海幢寺和潘家花园虽然曾经庇护过无数外国商人，这时也都受到波及。伍家花园从此凋零，地皮在战后被重新分割变卖，如今已经全无踪迹可寻。

　　暴力固然可以一时得逞，长期看来却终究敌不过智慧。伍秉鉴绝非任人宰割的普通商贾，而是精明无比的世界首富，尽管敌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貌似不可战胜，却无碍于他为孙子的惨死和宅邸的洗劫构思复仇计划。

　　拥有一支私人军队，或许是所有富而无权者的梦想。假若这一理想不能独自实现，势必要借助组织的力量。在清朝的广东，有哪一个民间组织，能够在短短数天内召集起上万百姓，并将他们武装起来呢？

　　天地会，只有天地会。

　　前文中曾经提到，海幢寺不是一座普通的佛寺，而是广东天地会的大本营，周边的潘家花园和伍家花园很可能也是天地会的重要活动基地。英军洗劫伍家花园，并扰及邻近的海幢寺和潘家花园，等于伤害了天地会的核心利益。在与清军作战时伤害反清组织的核心利益，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本来，当英军在3月18日完全控制河南岛时，海幢寺地区就已经在义律的掌握之中了。当晚，义律派伍绍荣去向杨芳请求通商，肯定不是示弱，而是与伍绍荣等十三行商人、可能还有天地会领袖商议的结果。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扩大广州的战事，并不符合英方的利益和政策。从英方档案来看，义律此后制定了一个先将主力部队从珠江三角洲撤出，北上攻厦门，尔后北犯江浙的计划，伯麦等将领却以兵力不足为由表示反对，于是义律派伯麦回印度向表哥奥克兰勋爵求援，所以伯麦在三元里抗英时身在印度。义律的计划遭到广泛反对并不奇怪，因为攻打厦门同样不符合英方的利益和政策，巴麦尊和奥克兰都没有要求英军占领厦门。作为红茶的运输枢纽，厦门一旦遭到军事打击，肯定会严重破坏中英贸易。从长远看，这也许会使奥克兰勋爵大力扶持的阿萨姆公司得利，但在此之前，英国势必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奇怪的是，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蠢事，自诩精明的英军却在鸦片战争中做过不止一次。

　　英军洗劫伍家花园，杀害伍秉鉴长孙伍长绵，必然使伍秉鉴父子与义律的关系严重恶化。结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伍秉鉴家族背后的天地会决定与清政府联合起来，打击侵华敌军。伍绍荣于是劝说奕山撕毁停战协议，对英军发动火攻以激怒义律，又劝郭富率英国陆军主力从广州城西的缯步登陆，奔袭城北的越秀山炮台，并告知对方这一路十分平坦，清军不会有顽强的抵抗，2天内即可攻破广州内城，因此英军只带了2天的干粮。同时，天地会在三元里一带组织了上万武装民众，准备坐山观虎斗，等英军和清军杀得两败俱伤再出手。如此天衣无缝的陷阱，必然出自对英军怀有深仇大恨，而又在广州拥有巨大民间势力的智者。

　　可是，伍秉鉴父子没有想到，他们精心构思的完美复仇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出了些纰漏。尽管兼备天时、地利、人和，加之10倍于登陆英军的兵力优势，而且敌人自投罗网，广州城北的清军依然在交火2天后被彻底击溃，最为重要的越秀山炮台群也落入英军之手。天地会武装只好借口英军抢掠民财，独自向敌人进攻，依靠灵活的战术，取得了可观的战果。看到英军受困，参赞大臣杨芳要出城联合民众围攻英军，却被广州将军阿精阿阻止。阿精阿的这一行动看似愚蠢，实则稳妥。身为统率广州八旗的广州将军，阿精阿太了解这些民间武装都是些什么人了--他们是八旗的死敌天地会成员。一旦清军、特别是八旗兵出城，弄不好就会遭到英军和天地会武装的围攻，死无葬身之地。至此，这次抗英行动只能无疾而终。

　　表面上看，天地会并没有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中取得预期的成果，广东十三行还为广州赎城支付了200万银元，损失惨重；其实，天地会有理由对事情的结局满意。尽管伍秉鉴与英军有杀孙之仇，然而，任何天地会成员毕竟都要服从反清的大局。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天地会并没有意识到英军能给清帝国带来多么大的伤害。他们虽然不像对外国一无所知的多数清朝官员那样，以为英军根本没什么陆上作战能力，但毕竟没看过他们与清军的真正较量，鉴于双方的兵力极为悬殊，天地会仍然认为清军占有优势。当英军经过新加坡时，当地很多华人(通常以天地会成员为主)都嘲笑他们，以这么小的兵力去攻打清帝国，简直是以卵击石，肯定将全军覆没。可是，当战争开始后，英军的表现证明，他们确实有能力击败兵力数十倍于己的清军，而众多天地会成员又在三元里切身体会了英军的武力。既然英军已经通过了这次最严格的考试，证明了自己确有摧毁清帝国的能力，于是，天地会从此就改变策略，把英军看作是极为重要的反清力量，与之开展密切合作。

　　《南京条约》等于宣判了广东十三行的死刑

　　全部算起来，广东十三行商人们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支付的军费和赔款总共超过1000万银元，被焚毁和抢夺的财产不计其数，还有多位成员在战争中死伤，换来的却是凄凉的晚景。面对如此沉重、横暴的压榨，曾经执全球经济之牛耳的广东十三行终于支持不住了。

　　英军撤离广州之后，迎来了新任公使璞鼎查及其率领的援军，开始在福建、浙江和江苏展开一系列新的攻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等抗英檄文的作者钱江、何大庚、卞江殷三人全都不是广东人--身为江苏人和浙江人，他们担心英军北上侵略自己的家乡，希望用这些辱骂英军的文告激怒对方，让他们继续留在广东作战。实际上，大部分广东人对于停战协议都感到满意，根本没有委托钱江、何大庚、卞江殷三人起草什么抗英檄文。这三人甚至“在粤不为士夫所齿”，后来都被赶出广东，钱江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投入自己曾经在檄文中痛骂为“贪相”的琦善麾下，结果因恃才傲物被杀。

　　对于接下来的战事，这里无需多费笔墨。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疑团待解：为什么璞鼎查就职后，仍然遵循前任义律制定的计划，去攻击厦门、镇海、宁波、乍浦等英国政府并未要求他攻击的城市呢？按照巴麦尊和奥克兰的指示，他本该从广东直扑天津，继而进军通州，或从广东直扑上海，继而进军镇江，切断大运河，迫使清朝求和。如果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会比其实际进程早几乎一年结束，英军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中国也会有多座城市免遭涂炭，少死几十万人，免于毁灭的财产更是不可胜数。中方和英方史料都证实，英军在这些城市并未进行过大规模掠夺，甚至也没有驻扎很久。既然如此，这些军事行动看上去实在是损人不利己。

　　只有一种解释：英军攻击厦门、镇海、宁波、乍浦等城市的命令，不来自英国政府，而来自另一个政治组织。

　　打开公元1841年8月至1842年8月的鸦片战争地图，熟悉清初历史的人会立即联想到另一幅地图：公元1653至1659年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北伐南京的地图。时隔将近2个世纪，南明军北上抗清的路线居然与鸦片战争中英军北上的路线高度重合！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天地会的创始人都是郑成功的部下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屈大均(今种和尚)等人更是直接参与制定了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北伐南京的路线图！1841年8月至1842年8月，璞鼎查率领的英军不仅在为英国政府而战，也是在为天地会而战，因为英国需要天地会在鸦片战争中提供各种援助，并且对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提供支持！所以，在此期间，会有数以万计的“汉奸”加入英军，到米字旗下与清军作战。从清方的奏折、信函和书籍来看，从广东到江苏，英军的几乎每一次军事行动中都有“汉奸”参加的身影，他们不仅积极帮助英军筹措食物、淡水，为英军侦察情报，还直接与清军交战，以至于扬威将军奕经在奏折中惊呼，浙江“人情险恶，半系汉奸！”另据御史吕贤基调查，广东“汉奸船只各立堂名，如‘联义堂’、‘忠心堂’等，不一而足。”众所周知，天地会山堂林立，其组织均以“堂”命名。

　　看来，天地会要借英军之手，消灭东南沿海的清军和其他政敌，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或销毁对天地会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例如暗藏的财宝、文献等物)。为此，他们需要与英军将领频繁接触，而十三行商人在其中扮演着谈判中间人的角色。

　　需要十三行商人扮演谈判中间人的，并不仅有天地会领袖。1842年6月16日，英军攻取吴淞口，6月19日占领上海，7月5日长驱直入长江，清朝苦心经营多年的沿海防线全盘崩溃。负责长江下游防务的钦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一心求和，在奏折中表示：“奴才等稔知广东洋商伍敦元(伍秉鉴)一家素为英夷所亲信……已飞咨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饬调伍敦元前来。傥该商不能分身，于该商兄弟子侄内择其明干能事者一二人，务令星速来苏，以便差遣。”两广总督祁愩、粤海关监督文丰接到耆英的来函，立即召见伍秉鉴，伍秉鉴表示：“身受国恩，值此夷务吃紧之时，自当殚竭血诚，出力报效。只以年逾八旬(其实伍秉鉴当年73岁)，行动艰难，恐滋贻误。兹情愿令伊亲子伍崇曜(伍绍荣)迅速代伊前往江苏，听候差遣。惟伍崇曜年纪尚轻(其实伍崇曜当年33岁，正当年富力强)，未经历练，恐难得力，必须有人协同前往。”广州的官员们听说同顺洋行老板吴天垣的哥哥吴天显(吴健彰)“明白谙练，且能解夷语，似可协同前往”。于是“传令伍崇曜、吴天显来臣衙门询问，均称情愿一同赴苏，听候差遣”。7月25日，伍绍荣和吴健彰踏上了北上的旅途。

　　谁也没想到，道光皇帝对此事有着不同于封疆大吏们的看法。在耆英、伊里布的奏折上，他朱批道：“奏请饬调伍敦元或其兄弟子侄前赴江苏，著不准行！”随即又专门给广东当局下旨：“据耆英等奏，现在咨调广东洋商伍敦元前往江苏，或令其兄弟子侄前往，以备差委等语。伍敦元系属广东洋行商人，江苏地方无可差遣之处，该督等著不准令其前往！即其兄弟子侄亦无庸前往江苏！”就这样，已经上路的伍绍荣和吴健彰只得返回广州。

　　道光皇帝禁止熟悉外交事务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参与江苏和谈，表面上看似乎是个昏招，其实未必如此。道光皇帝绝非昏君，作为满蒙贵族集团的首领，他在骨子里和琦善一样，早就怀疑十三行商人可能是反清“汉奸”。在道光皇帝看来，一旦伍绍荣和吴健彰抵达江苏，就可能为英方出谋划策、泄露情报，对清朝有害无益，所以才会如此敏感，连续下旨严禁二人北上参与谈判。与此同时，伊里布又从北京召来了最信赖的仆人张喜，最终就由不懂英语的张喜(而非懂英语的伍绍荣和吴健彰)完成了与英方进行的谈判。

　　8月4日，英国战舰抵达南京江面。在此后的4天内，英国陆军陆续占领钟山、雨花台各地，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屡战屡败的清方只能全盘接受英方提出的所有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分13款，其中有2款与广东十三行直接相关：

　　第2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该款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广州从此失去了中国外贸中心的地位。

　　第5款：“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银元，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该款取缔了广东十三行的外贸特许经营权，并要求清政府向英方赔偿300万银元作为广东十三行的“商欠”。

　　显而易见，《南京条约》是一个对广东十三行极端不利的条约，彻底摧毁了十三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等于宣判了十三行的死刑。我们现在已经难以假设，如果与英方进行谈判的是行商伍绍荣和吴健彰，而非既不懂英文，又不懂商业的张喜，《南京条约》的内容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从张喜的日记看来，他除了英国人索要的300万银元之外，根本没有仔细研究这两款条约的其他内容。我们无需苛责张喜，因为他此前从没有到过广东，多半对广东十三行一无所知。

　　公元1842年末，张喜的主子、新任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抵达广州，即刻着手落实《南京条约》，却遭到民众的激烈抵制，其中反抗最力的，无疑是《南京条约》的最大受害者--广东十三行商人。据英国媒体称，年迈的伍秉鉴是“新商约实行的障碍”，“利用其在地方上的势力及巨额财富，反对这一改革最为激烈。”与此同时，钱江、何大庚四处张贴《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并组织了几千人上街游行，11月8日更发生了民众火烧十三行夷馆案，事后清政府向英国赔偿了26.7万银元，而同样蒙受巨额损失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则分文未得。也许是因为与十三行商人多次激烈争吵导致血气攻心，伊里布于1843年3月4日在内外交困中病逝。

　　伊里布的继承人耆英抵达广州之后，立即开始为同僚复仇。6月，耆英勒令十三行商人立即支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银元“商欠”，全然不顾《南京条约》第5款明文规定这笔款项应该“由中国官为偿还”，不应再向十三行商人摊派。不仅如此，耆英还以“鸦片赔款”的名义，向十三行商人又索要了一大笔钱。全部算起来，广东十三行商人们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支付的军费和赔款总共超过1000万银元，被焚毁和抢夺的财产不计其数，还有多位成员在战争中死伤，换来的却是凄凉的晚景。在其他通商口岸和商人的竞争下，他们未来在广州的经营前景一片黯淡。

　　面对如此沉重、横暴的压榨，曾经执全球经济之牛耳的广东十三行终于支持不住了。

　　公元1843年9月4日，世界首富伍秉鉴在悲痛和失望中，阖然长逝于被英军洗劫过的伍家花园废墟内，享年74岁。或许可以令伍秉鉴临终前聊以自慰的是，他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遗产，而他所支持的天地会成为了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者之一。反清复明大业在一百多年的黑暗之后，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伍秉鉴死后，伍绍荣随即宣布解散广东十三行，这个传奇性的商业组织就此终结。清政府用自毁“天子南库”的方法，完成了对天地会“汉奸”的复仇，港英当局也洋洋得意于摧毁了“新商约实行的障碍”。既然任何企业都可以开展外贸，旧“洋行”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广东十三行此时尚存的10家洋行纷纷解散，他们的牌子被轻易转让给富于心计的外国商人，怡和洋行的金字招牌最终落入了鸦片大亨“查顿--马地臣联合公司”之手，从此这家苏格兰企业便成为了汉语中的“怡和洋行”。

　　《南京条约》不仅让清帝国失去了香港和2100万银元，更失去了在全球市场中的支配地位。在中国茶主宰全球市场近千年之后，印度茶后来居上，成为维持和建设日不落帝国的支柱产业。阿萨姆公司胜利了，广东十三行瓦解了，中国正在走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失去了全部贸易优势的末代广东十三行商人们将何去何从呢？【待续】

　　文/罗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