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莫干山再访常修泽——包容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战略选择

　　受访者：常修泽

　　采访者：本刊记者 魏群 李秀江

　　时隔30年，又一批激情澎湃的年轻学者，聚集在大雾弥漫的莫干山上，探寻改革之路。这是对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的纪念，也是莫干山精神30年的延续。

　　在这群年轻人中，为数不多的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尤为引人关注，他们是30年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更是传承莫干山精神的“火炬手”。其中，谦逊宽厚的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已经是“四上莫干山”，30年来，他不懈地为改革进行理论探索，最新的是2013年提出的“包容性改革论”。即使有年轻学者当众“抢白”几位“元老”，他依然包容地接纳并鼓励年轻学者“希望超越我们这一代”。

　　超越“莫干山”

　　《中国民商》：在这次的莫干山会议上，您提出年轻学者要超越30年前的莫干山，要超越80年代的你们，您对“超越”有怎样的理解？

　　常修泽：第一，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一定要超越。1984年莫干山会议七个组，但讨论的是一个事--经济改革，我把它叫“一环”改革。我在2008年写了一本书《人本体制论》提出，将来我们这个国家一定要搞奥运“五环式”的改革，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五项制度改革。很高兴，去年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改革。现在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展开，“五环改革”里面最难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绕不过的一个“坎”。

　　记得1984年莫干山会议两年后，中央曾成立政改办。1987年十三大通过重要的政治报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十三大报告所讲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和方案，今天到位了吗？

　　30年前，是以商品经济取向即市场化作为改革目标，我觉得30年后的今天，应以更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所以未来改革要有新的诉求，要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主题，在这方面寻求新的突破。我对此非常期望，希望年青学者能够去超越，历史已把这副重担放在他们的肩上。

　　第二超越，在开放上要实现超越。1984年莫干山我被分在开放组，讨论的主题是引进外资、举办特区开发区等，这还是研究中国自己怎么样搞成一个外向型的经济社会。现在需要开阔视野，要有质的提升。

　　中国过去在世界上并未处于先进位置，现在我们要站在世界的前沿。因此要研究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怎么样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如何尽到大国责任，如何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要有这种全球视野，这种包容天下的胸怀。

　　第三个超越是在发展方面实现超越。那时候讲发展还只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重点也只是讲经济增长，就是GDP挂帅，这是一种严重的“物本主义”思想。那么，今天讲发展不仅要讲经济发展，更要讲人的发展，用马克思原话来说，“是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有媒体在引用时漏掉了“自由的”三个字。其实最可宝贵的是“自由的发展”，这是新社会的本质。

　　现在看，老莫干山会议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在人文关怀方面有历史性的欠缺，我对此也感到歉疚，年轻的朋友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超越。

　　第四个超越，在对待文明方面有所超越。文明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更重要的，文明是要交融的、包容的。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考虑，一定要从“文明一元”和“文明隔阂”走向多元文明交融和文明包容。我去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主张“文明包容”。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怎样交融，怎样包容。当年莫干山还没有这种思维，这个“题”在21世纪必须要“破”，否则中国很难站在世界的前沿。

　　包容性改革

　　《中国民商》：您提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要有新思维，并出版新著《包容性改革论》，引起国内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它的核心是什么？

　　常修泽：“包容性改革”有三个要义：包容性思想、包容性体制、包容性运作。“包容性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把人类“天光”和中国“地气”结合起来，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一致的。

　　下一个30年，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五个环的中心分别在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价值先进化、生态文明化。

　　要结合新阶段、新情况，探讨创新各“环”的“包容性体制”：经济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政治改革，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社会改革，建立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文化改革，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领域改革，建立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体制。

　　寻求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首先应包容市场经济。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二苦于市场经济之不发达。

　　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指出，中国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一是“权贵”，二是“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

　　我前些年到拉美国家考察，感悟到，“权贵”、“民粹”这两者现象是互为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比较而言，中国当前主要是防止“权贵”问题。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具体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总之，社会各界都有奔头。

　　“包容性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改革力量。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是“我死你活”。改革本身可以成为各阶层、各群体互利共赢的成长过程，可以成为包容、容纳、宽容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过程。

　　首先，“包容性改革”更注意改革利益的平衡。改革与利益，关系非常紧密。这对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只能正视，不可回避。改革30多年来，每前进一步，都牵扯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就当前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充分运用利益驱动这个杠杆，更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要触碰哪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要调整哪些利益结构，要让哪些人得实惠，如何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取向，这些都要具体地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政策之中。下一步，确立改革目标、制定改革方案、选择改革路径，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效率，更要考虑社会公平、社会共生，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注意，我说的是“全体人民”，不是流行的所谓“多数人”，更不是“少数人”。“包容性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海纳百川的“大平衡思维”。

　　其次，“包容性改革”更要真刀真枪改革。改革的攻坚期，真刀真枪改革，不可能没有阵痛、没有风险。关键是要“枪法要准，命中十环”。可“瞄准”三个地方的“靶心”：1，群众最期盼改革领域的“靶心”；2，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问题的“靶心”；3，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环节的“靶心”。这样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包容性改革论”在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上也大有用武之地。

　　再次，“包容性改革”要拓展改革的空间。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施展空间和回旋空间为条件。这种成长空间，是多方面的。一是需要有充盈良好的经济发展空间。在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赖于经济发展。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那是不利于健康推进改革的。二是需要有充盈良好的舆论话语空间。这个舆论话语空间，对我们改革至关重要，包括国内外的。

　　以大历史观看问题

　　《中国民商》：您提出“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能否结合实践讲一下？

　　常修泽：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是不同的。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证明，一项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包容性，所以，我在书中讲：“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这是从总体上说的。

　　结合实践讲一下，当初，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就是实例之一。那时，双轨制之所以能够获得推进，是因为它一方面强调“该调则调”，另一方面又“大胆放开”。双轨制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现象，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发挥过作用。当然，今天我要强调，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双轨制的改革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特别是造成收入分配悬殊问题、寻租现象普遍化问题等。要站在大历史观看待这一问题。

　　今天，要研究“包容性改革”的新问题。在新的世纪，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最近，中央党校讨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用我的“包容性改革论”来看待，我觉得可以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包容起来，寻求二者之间的兼容和融合。

　　结合实践，这里有一个“包容性改革”的新鲜实例。下一步，从农村改革来看，应确立农村的三层产权关系：第一层，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集体所有（体现公有制）；第二层，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权；第三层，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经营权。这种承包权的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体现市场经济）。它是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改革之需的新体制。这种体制打破了原来的集体所有、集体集中统一经营的体制，是一种新型的体制。新在哪里？新在这种农村三层产权体制具有“包容性改革”基本特征，因为它既包容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集体所有；又包容了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并可以将经营权予以流转。这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包容”起来的现实案例。我在书中讲了江苏的两个案例，有兴趣的朋友可看。

　　为一代“无限制新人”的成长开辟道路

　　《中国民商》：中国的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采用什么样的方略可以实现您提出的包容性改革？

　　常修泽：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两极都是悬崖：一极，计划经济或集权的悬崖；另一极，搞休克疗法，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为避免掉入悬崖，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均衡点”。

　　具体说，有五大“均衡点”：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

　　“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翘翘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的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

　　均衡中突破，有一个正确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能够用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来应对，而应该采取差别化的对策。这里的关键在于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

　　从现实情况看，现今官方体制的一些“手脚”已经烂掉。切除它恰好防止这种溃烂祸及全身、特别是伤及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除烂手烂脚”这种手术是“非做不可的”。

　　衡量包容与否的标志是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所谓“异类”？关键是包容不同思想，包容奇特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异端才是包容的真谛。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的新人。民营企业家中的马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的话，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无限制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当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仍然需要解放思想，要用包容性新思维推进改革。

　　链接：名家点评

　　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理念，到“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的总体设计，再到具体改革领域渗透包容性的做法，三层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容性体制”谱系。这部书确是“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一个战略选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包容性改革论》视野开阔，理论扎实，观点新颖，可操作性强，是一部探索新阶段包容性改革富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著作，是“新阶段包容性改革理论的有益探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常修泽教授“包容性改革论”的提出，是思想的解放，也是理论的创新。这是人类理智和智慧在21世纪更加强健的显著表现，是当代世界学术精英“继绝学、开太平、兴盛世”的探索结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奚广庆

　　如何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动力和活力，需要在改革方法论上进行创新。常修泽教授的专著《包容性改革论》，是国内首部系统探索包容性改革的著作，为中国推进中长期改革提供一个战略性选择，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