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莫干山再访常修泽——包容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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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4-10-27 09:00
受访者:常修泽
采访者:本刊记者 魏群 李秀江
时隔30年,又一批激情澎湃的年轻学者,聚集在大雾弥漫的莫干山上,探寻改革之路。这是对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的纪念,也是莫干山精神30年的延续。
在这群年轻人中,为数不多的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尤为引人关注,他们是30年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更是传承莫干山精神的“火炬手”。其中,谦逊宽厚的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已经是“四上莫干山”,30年来,他不懈地为改革进行理论探索,最新的是2013年提出的“包容性改革论”。即使有年轻学者当众“抢白”几位“元老”,他依然包容地接纳并鼓励年轻学者“希望超越我们这一代”。
超越“莫干山”
《中国民商》:在这次的莫干山会议上,您提出年轻学者要超越30年前的莫干山,要超越80年代的你们,您对“超越”有怎样的理解?
常修泽:第一,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一定要超越。1984年莫干山会议七个组,但讨论的是一个事--经济改革,我把它叫“一环”改革。我在2008年写了一本书《人本体制论》提出,将来我们这个国家一定要搞奥运“五环式”的改革,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五项制度改革。很高兴,去年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改革。现在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展开,“五环改革”里面最难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绕不过的一个“坎”。
记得1984年莫干山会议两年后,中央曾成立政改办。1987年十三大通过重要的政治报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十三大报告所讲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和方案,今天到位了吗?
30年前,是以商品经济取向即市场化作为改革目标,我觉得30年后的今天,应以更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所以未来改革要有新的诉求,要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主题,在这方面寻求新的突破。我对此非常期望,希望年青学者能够去超越,历史已把这副重担放在他们的肩上。
第二超越,在开放上要实现超越。1984年莫干山我被分在开放组,讨论的主题是引进外资、举办特区开发区等,这还是研究中国自己怎么样搞成一个外向型的经济社会。现在需要开阔视野,要有质的提升。
中国过去在世界上并未处于先进位置,现在我们要站在世界的前沿。因此要研究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怎么样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如何尽到大国责任,如何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要有这种全球视野,这种包容天下的胸怀。
第三个超越是在发展方面实现超越。那时候讲发展还只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重点也只是讲经济增长,就是GDP挂帅,这是一种严重的“物本主义”思想。那么,今天讲发展不仅要讲经济发展,更要讲人的发展,用马克思原话来说,“是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有媒体在引用时漏掉了“自由的”三个字。其实最可宝贵的是“自由的发展”,这是新社会的本质。
现在看,老莫干山会议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在人文关怀方面有历史性的欠缺,我对此也感到歉疚,年轻的朋友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超越。
第四个超越,在对待文明方面有所超越。文明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更重要的,文明是要交融的、包容的。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考虑,一定要从“文明一元”和“文明隔阂”走向多元文明交融和文明包容。我去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主张“文明包容”。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怎样交融,怎样包容。当年莫干山还没有这种思维,这个“题”在21世纪必须要“破”,否则中国很难站在世界的前沿。
包容性改革
《中国民商》:您提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要有新思维,并出版新著《包容性改革论》,引起国内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它的核心是什么?
常修泽:“包容性改革”有三个要义:包容性思想、包容性体制、包容性运作。“包容性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把人类“天光”和中国“地气”结合起来,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一致的。
下一个30年,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五个环的中心分别在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价值先进化、生态文明化。
要结合新阶段、新情况,探讨创新各“环”的“包容性体制”:经济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政治改革,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社会改革,建立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文化改革,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领域改革,建立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体制。
寻求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首先应包容市场经济。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二苦于市场经济之不发达。
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指出,中国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要实现社会公正,但要防止“民粹”。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一是“权贵”,二是“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
我前些年到拉美国家考察,感悟到,“权贵”、“民粹”这两者现象是互为依存、恶性互动的: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甚至可能会集权。比较而言,中国当前主要是防止“权贵”问题。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具体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总之,社会各界都有奔头。
“包容性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改革力量。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是“我死你活”。改革本身可以成为各阶层、各群体互利共赢的成长过程,可以成为包容、容纳、宽容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过程。
首先,“包容性改革”更注意改革利益的平衡。改革与利益,关系非常紧密。这对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只能正视,不可回避。改革30多年来,每前进一步,都牵扯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就当前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充分运用利益驱动这个杠杆,更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要触碰哪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要调整哪些利益结构,要让哪些人得实惠,如何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取向,这些都要具体地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政策之中。下一步,确立改革目标、制定改革方案、选择改革路径,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效率,更要考虑社会公平、社会共生,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注意,我说的是“全体人民”,不是流行的所谓“多数人”,更不是“少数人”。“包容性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海纳百川的“大平衡思维”。
其次,“包容性改革”更要真刀真枪改革。改革的攻坚期,真刀真枪改革,不可能没有阵痛、没有风险。关键是要“枪法要准,命中十环”。可“瞄准”三个地方的“靶心”:1,群众最期盼改革领域的“靶心”;2,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问题的“靶心”;3,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环节的“靶心”。这样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包容性改革论”在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上也大有用武之地。
再次,“包容性改革”要拓展改革的空间。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施展空间和回旋空间为条件。这种成长空间,是多方面的。一是需要有充盈良好的经济发展空间。在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赖于经济发展。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那是不利于健康推进改革的。二是需要有充盈良好的舆论话语空间。这个舆论话语空间,对我们改革至关重要,包括国内外的。
以大历史观看问题
《中国民商》:您提出“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能否结合实践讲一下?
常修泽: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是不同的。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证明,一项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包容性,所以,我在书中讲:“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这是从总体上说的。
结合实践讲一下,当初,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就是实例之一。那时,双轨制之所以能够获得推进,是因为它一方面强调“该调则调”,另一方面又“大胆放开”。双轨制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现象,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发挥过作用。当然,今天我要强调,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双轨制的改革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特别是造成收入分配悬殊问题、寻租现象普遍化问题等。要站在大历史观看待这一问题。
今天,要研究“包容性改革”的新问题。在新的世纪,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最近,中央党校讨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用我的“包容性改革论”来看待,我觉得可以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包容起来,寻求二者之间的兼容和融合。
结合实践,这里有一个“包容性改革”的新鲜实例。下一步,从农村改革来看,应确立农村的三层产权关系:第一层,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集体所有(体现公有制);第二层,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权;第三层,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经营权。这种承包权的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体现市场经济)。它是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改革之需的新体制。这种体制打破了原来的集体所有、集体集中统一经营的体制,是一种新型的体制。新在哪里?新在这种农村三层产权体制具有“包容性改革”基本特征,因为它既包容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集体所有;又包容了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并可以将经营权予以流转。这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包容”起来的现实案例。我在书中讲了江苏的两个案例,有兴趣的朋友可看。
为一代“无限制新人”的成长开辟道路
《中国民商》:中国的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采用什么样的方略可以实现您提出的包容性改革?
常修泽: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两极都是悬崖:一极,计划经济或集权的悬崖;另一极,搞休克疗法,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为避免掉入悬崖,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均衡点”。
具体说,有五大“均衡点”: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
“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翘翘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的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
均衡中突破,有一个正确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能够用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来应对,而应该采取差别化的对策。这里的关键在于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
从现实情况看,现今官方体制的一些“手脚”已经烂掉。切除它恰好防止这种溃烂祸及全身、特别是伤及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除烂手烂脚”这种手术是“非做不可的”。
衡量包容与否的标志是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所谓“异类”?关键是包容不同思想,包容奇特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异端才是包容的真谛。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的新人。民营企业家中的马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的话,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无限制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当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仍然需要解放思想,要用包容性新思维推进改革。
链接:名家点评
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理念,到“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的总体设计,再到具体改革领域渗透包容性的做法,三层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容性体制”谱系。这部书确是“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一个战略选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包容性改革论》视野开阔,理论扎实,观点新颖,可操作性强,是一部探索新阶段包容性改革富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著作,是“新阶段包容性改革理论的有益探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常修泽教授“包容性改革论”的提出,是思想的解放,也是理论的创新。这是人类理智和智慧在21世纪更加强健的显著表现,是当代世界学术精英“继绝学、开太平、兴盛世”的探索结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奚广庆
如何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动力和活力,需要在改革方法论上进行创新。常修泽教授的专著《包容性改革论》,是国内首部系统探索包容性改革的著作,为中国推进中长期改革提供一个战略性选择,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