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总:走在复兴之路上

　　对于北汽来说，刚刚过去的2009年，其意义绝对非比寻常。北汽的经营业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生产汽车127万辆，同比增长65％，超出市场平均增速近20个百分点。是增长最快的大集团。销售收入首次超了千亿，同时，效益也大幅度提高，净利同比增加T234％。

　　更重要的是，正是从这一年的年底开始，现在鲜为人知却又有着响亮名字的“北京”牌轿车才真正走上了复兴之路。而这一局面的到来，除了徐和谊雷厉风行的决策之外，便是总经理汪大总对战略的忠实执行了。

　　对于汪大总来说，相对于其上一个职业周期的“荣威”，如今将在他手下得以复兴的“北京牌”，也代表了他新的一个职业周期的复兴。

　　只选对的

　　在顺利理清北汽控股各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将北汽带入中国汽车五大之一的位置之后，对于徐和谊来说，复兴“北京牌”汽车便显得理所当然，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汪大总。 　不过，相对于大多数人对“红旗”品牌的耳熟能详，如果现在去告诉以70后、80后为主流的消费者，在中国汽车的发展历史上， “北京牌”也曾如雷贯耳，恐怕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诧异和惊奇。 　但对年过半百的汪大总来说，他对北京牌并不陌生，他曾经以这样一番话述说了他与北汽的缘分。 “我比较喜欢北京汽车。我当知青的时候，开的第一部车就是北京130，坐的第一辆乘用车是北京212吉普。70年代初，我在河南郑州郊区五七青年农场插队，那时北汽就风靡全国了。所以想起来，我和北汽还是有一点缘分的。”

　　不过，对于汪大总来说，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曾经风靡一时的北京牌，却要在30多年之后，在他手中实现复兴。在2008年年初加盟北汽之后，他新的职业周期，将全部围绕“北京牌”的复兴而展开。

　　事实上，汪大总也深知这一任务的紧迫性。作为中国最早的自主品牌之一，“北京牌”曾经与一汽集团的“红旗”、上汽集团的“上海牌”一样，均是中国汽车业掀起合资浪潮前的知名自主轿车品牌。如今，在一汽集团重拾红旗品牌、上汽集团也开始在新能源车上恢复“上海牌”后，北汽的压力显而易见，而这也是徐和谊对汪大总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

　　按照徐和谊对“北京牌”的规划，“北京牌”乘用车的产品方向确定为中高级轿车、中高端SUV和越野车产品。 在2008年的北京车展上，北汽发布了“北京牌”乘用车的LOGO，并同时推出两款“北京牌”中高级轿车的概念车。虽然这再度唤醒了人们对于“北京牌”的回忆和关注，却并未收获好评，人们给予更多的是嘲笑展台上的“北京牌”与其定位的不合拍。

　　似乎很好理解，对于挑剔的中国消费者而言，见惯了诸多经典好车之后，2008年北京车展上的“北京牌”看上去更像一场作秀。

　　这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北京牌”的复兴似乎便陷入了停顿，各种传言也铺天盖地而来，汪大总身上的压力也骤然增加。面对空前的压力，汪大总和北汽都选择了沉默。随后，在2009年，汪大总用一场漂亮的贴地飞行，告诉了所有的怀疑者，他在所谓的停顿期，在做些什么。

　　“虽然我们现在强调开发自主品牌要自主创新，但这个自主创新，应该是整合全球所有资源，一种开放的自主创新。”在比往年略显寒冷的北京初春三月，汪大总接受了《汽车观察》特约记者的专访，面对记者的开门见山，他也给出了干脆的答复。

　　与徐和谊思路不谋而合，现在看来，这也应该是汪大总能够担任北汽战略执行者的最重要原因。此前，其曾在美国担任通用汽车公司北美小车集团工程设计分析及计算机模拟总监，这是大陆人在通用汽车公司做得最高的职位。在重新回到中国之前，他还曾担任了4个关键单位的总监。从零部件到35个车种的整体设计，他的经验让其有了面对更大挑战的可能。

　　也就是那些丰富的经验，让汪大总在最佳的时机。对萨博实现了一次“贴地飞行”。 (详见本刊2010年3月刊《最后的入围者》)“最后的那几天，真的是日以继夜。不过，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想买

　　什么，我们需要什么。而且在通用工作那么多年，最关键的时刻，我可以跟通用高层保持最密切的沟通，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买来最值钱的东西。”汪大总很淡然的对《汽车观察》特约记者回忆起了那几天的“。晾心动魄”。

　　而与几年前上汽对罗孚的收购相比，汪大总以他的经验，敏锐的为北汽捕捉到了比车型和技术更为重要的东西。 “对于北汽来说，这部分买来的资产，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车型和技术，而是那些包含了配套技术标准、制造工艺水平等在内的文件，这些东西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汪大总对《汽车观察》特约记者如是说。 　在汪大总到北汽来之前， “北京牌”的复兴似乎更多的停留在了图纸之上。而面对一无所有的困局，汪大总用他的经验，为“北京牌”的复兴注入了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产。那么，此前“北京牌”复兴的相对停滞似乎更显划箅。

　　万事俱备。按照汪大总的思路，在产品、生产流程等核心要素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 “北京牌”的复兴之路至少可以缩短了三到四年的时间。此前北汽制定的“北京牌”复兴计划，现在仍然可以顺利按期实现。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确定了战略大方向之后，就坚定不移的按照这个战略去执行和付诸行动。即便有暂时的困难，也绝对不动摇。当然，你在执行战略的时候，你要清楚，你需要得到什么东西，需要舍弃什么东西。”汪大总不厌其烦的对《汽车观察》特约记者强调坚定目标的重要性。

　　不是一个人作战

　　“我不是一个人在作战，你现在去看中国汽车行业，或者说中国任何一个产业，无论是在自主技术创新方面，还是在国际化步骤方面，都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海归努力的身影。”在汪大总看来，他所代表的海归们对中国发展最大的贡献，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实际上，除了北汽总经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职务之外，汪大总还担任着美中汽车交流协会主席和全球汽车精英组织主席等社会职务。

　　一个群星闪耀的组织，除了汪大总之外，吉利汽车负责技术开发的副总裁赵福全、负责国际业务的副总裁沈晖，长安汽车负责技术开发的工程研究院院长庞剑，潍柴负责国际化业务的副总裁钱诚，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院长许敏等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而从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来看，他们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贡献，也恰好就是汪大总所总结的两个方面。

　　海归大规模开始回到中国的时间，基本上与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期重叠。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给了海归们大展拳脚的机会，而海归们也用他们的“头脑风暴”，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注入了最需要的营养。

　　“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本叫《虚拟国家》的书，说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意义上的国界是模糊的，很多国家在经济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头脑国，这类国家一些公司掌握了资金，掌握了资源、品牌等关键的生产要素，不一定很大，或者是地理上很大的国家；另外一个是肢体国，他们没有掌握关键的要素，变成了生产国家，说白了就是打工。”汪大总和《汽车观察》特约记者分享了他的读书心得。

　　“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震撼。所有的国家都想当头脑国，我想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这样聪明的一个民族，不甘心也不可能做肢体国。我想我们今天的企业，一定要达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改变这种状态。我愿意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自己一点小小的贡献。我想汽车行业的所有海归们也是这样。”

　　如果对近年来自主品牌汽车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显然，海归的贡献谁也不容抹杀：许敏为奇瑞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相对强大的研究院，并顺利自主开发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赵福全为华晨建立规范的汽车产品研发流程和体系，其在华晨打造的骏捷现在仍然是华晨的支柱产品，而他在吉利对DSI和沃尔沃的收购上，更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价值判断；同样还是在吉利，沈晖用他的国际职业经理人经验，成为吉利收购沃尔沃成功的最大幕后功臣……

　　“我们海归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企业中，科技部部长万钢、负责国内第一个汽车风洞建设和运营的杨志刚、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欧阳明高教授等等，这些业界的精英都是海归。当然，对于北汽来说，海归就更有群体优势了，我们汽车研究总院院长顾镭，乘用车院，北汽福田技术中心，北京现代技术中心的一把手叶子青，邬学宾，苑文学等、都是在国际大的汽车集团工作过十年以上的海归。”汪大总对于汽车行业的海归如数家珍。

　　决战未来

　　在经历了一番疾风骤雨似的飞速发展之后，中国汽车行业的产销规模已经跨越了1000万辆的历史新纪元，同样的，也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问题。而无论是汪大总，还是其他的汽车行业海归，都不约而同的将这个方向选在了新能源汽车上。

　　“如果说传统汽车行业中国还面临着较大差距的话，那么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则大有希望，有可能与世界汽车强国并列。”汪大总这样展望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未来。

　　汪大总所代表的北汽是有底气的，首辆基于萨博技术平台的“北京牌”纯电动轿车将在本月下线并参加北京车展，年底前小批量下线，该款轿车也即将投入量产，并在明年上市。

　　按照北汽官方的介绍，该车现已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经初步测试，其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60公里，等速行驶状态下一次充电续驶里程可达200公里。该车百公里耗电15度，可采用民用220伏电压充电，充电需要10小时，而在专用充电机上快充仅需半小时。

　　也许，汪大总自己也没想到，在萨博技术的吸收上抑或“北京牌”的复兴之路上，最先开花结果的竟然是“北京牌”纯电动汽车。这或许是一个巧合，却也绝非偶然。

　　同样的，对于吉利来说，在对沃尔沃的收购紧锣密鼓开展的时候，此前，吉利集团负责研发的副总裁赵福全在接受《汽车观察》特约记者专访时同样也表示，吉利基于第二代新能源汽车发展技术的产品也将在即将举行的北京车展上展出。

　　“我并不赞同把汽车行业人员刻意的分为本土派或者海归派，我们都是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为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把中国建立成为真正的汽车产业强国而不仅仅是大国而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没有丝毫的大话与略显夸张，儒雅的汪大总用这样一番朴实的话道出了自己和众多海归们回国的初衷。

　　显然，在经历了最初的磨合期之后，以汪大总为代表的海归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在企业全面运营，或者技术开发上；无论是自主创业，还是去学术界也好，早期归来的海归们，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韩国汽车工业的崛起，与其从美国归来的韩裔工程师密切相关。对于现在一心想实现“北京牌”复兴的汪大总，以及想把吉利真正推向国际化运营的赵福全、沈晖等海归精英来说，他们正在经历的是，却是在不经意间实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真正振兴，而这远比一个品牌的复兴更具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