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2015年

　　回顾2014年，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明显变化，由过去偏重经济总量和三驾马车的框架转变为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集中表现在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受阻、房地产投资热情衰退、银行惜贷等方面。

　　如果说上述变化是因为2014年中国经济打破了旧常态，确立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那么，2015年将是对新常态的主动适应之年，其核心是“挤水分”、“调结构”和“增动力”。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4%，是24年来的最低速度，也是中国自1998年以来首次未实现目标增速，增速下滑导致的需求不足贯穿全年。考虑到工业生产、房地产、投资、消费、进出口呈现全面回落态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直接定到“底限”7%，低于此前市场上的普遍预测。估计全年实现这一目标会是大概率事件，但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阵痛将会超预期。

　　从经济结构转型来看，2014年第三产业增速为8.1%，第二产业增速为7.3%，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开始明显超过制造业。主要原因是传统制造业企业受产能过剩影响关停并转，以互联网BAT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则取得快速增长。不过由于这些新兴服务业占GDP比重仍然非常低，不足以对冲传统产业下滑的影响，而且这些互联网企业吸引了大量投资，催生了一些新的经济形态，但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有待提高。未来一段时期新增长引擎将被更多寄望于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从全面深化改革来看，2014年的改革措施集中在能够把改革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动力的领域，如投融资体系、市场准入、行政体制、国企改革等。2015年，随着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未来政府收支更加透明公开，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这些改革在中长期有助于促进经济转型，加快挤泡沫、去杠杆的进程，短期内或加剧部门下行压力，产生局部性风险。但正如过去一样，中国的改革会最大程度地把潜在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地方政府能否尽快适应新常态、度过“磨合期”、“挤出水分”将是2015年面临的突出风险，最关键的是过去粗放式投资产生的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导致的房地产泡沫、预算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能否逐步得以解决。

　　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以及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压力，在过去一年里，多数地方政府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并调整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目标。2014年初，除黑龙江、海南两省上调了GDP增长目标外，其余省份就都下调了GDP增长目标或保持不变。梳理近期部分地方召开的两会及各省召开的地方经济工作会议，不难发现，经过过去一年中央不断释放淡化GDP的信号，不以GDP论英雄已开始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共识。

　　问题是，无论是整个行政体制还是地方官员管理风格上，由于惯性使然，增长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完全弱化。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收入来进行投资和偿债，在房地产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哭穷”也成为常态。“哭穷”的理由大同小异：底子薄、人口多、历史包袱重、财力紧张等等。

　　各个地方如果依旧继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与国家级发展战略挂上钩或对接等形式，争取中央财政资金以及税收、土地等政策支持，显然容易走回投资驱动的增长旧路，这种依靠洼地式优惠政策的发展方式也不符合新常态下深化改革、培育新增长动力的要求。

　　可喜的是，随着各级政府意识到主动适应新常态的需要，将更认识到与其依赖短期政策，不如转变为争取更多的创新空间，完善市场环境，大力吸引企业和投资，将经济活动更多交由企业完成，而不再靠政府大幅投资来刺激经济。当然，由于过去积累的地方政府债务在2015年将进入偿债高峰期，债务违约风险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和化解。

　　因此，新常态不只是增速下降一两个百分点的问题，适应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两年的调整，调结构、促改革、增动力、保民生将成为常态。在新常态下，宏观政策基调将保持定力，市场对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救市的预期不再。

　　本刊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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