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说危言

　　如果我们能认真审视一下中国的商业史，也许能得到这样一个粗略的结论：商人（纯粹的商人）≤商官（重点在商，如伍秉鉴以及胡雪岩）≤官商（重点在官，如盛宣怀）≤官员（职业官僚，他们在商人面前，总会有盲目的优越感）。它未必精确，但对商人的命运来说，还是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很不幸的是，唐廷枢、徐润就毫不例外地落入到了这样的怪圈。

　　在他们辛辛苦苦为轮船招商局打拼之时，不知道有否留意，有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一直在紧锁着他们。它来自盛宣怀——这个自小就梦想着学而优则仕的江苏常州人，却由于命运不济，屡屡应试却无法突破自己，最后只好在1870年进入李鸿章的幕府，然而却赶上了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员领衔的经济洋务运动，并由此开启了中国洋务史上由幕僚主导洋务的大时代。

　　他不仅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到1881年，他还被清政府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不过，在轮船招商局当中，李鸿章一开始并没有对其委以大任，在唐廷枢、徐润加入之前，李鸿章曾邀请过胡雪岩，因胡雪岩跟定了左宗棠，未成，日后还一度将招商局的主要责任和权力，都交给了世业沙船的淞沪巨商朱其昂。有人说，盛宣怀这是在韬光养晦，李鸿章是想让他再锻炼锻炼。好在时间并没有让他等太长，就在唐廷枢被任命为总办的次月，他终于成了轮船招商局的高管——在李鸿章签署的《札饬盛宣怀入局》这一文件中，他被委任为会办，也就是副总经理。

　　随着朱其昂留任会办，徐润在接下来也加入了会办的行列，招商局因此形成了唐廷枢、徐润、朱其昂和盛宣怀四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在某种意义上，唐廷枢、徐润在招商局业务上的开拓，也和盛宣怀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正是他协助唐廷枢说服两江总督沈葆桢，筹资官款100万两，方才帮助招商局成功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完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笔中资公司收购外资公司的庞大计划，使得轮船招商局的船只输运能力迅速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以上。然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是他所想要的，他真正的意愿，是以洋务作为自身的晋身之阶，这种对权力的欲望，让他并不甘心隐藏于幕后，他一直等待着能后来居上的机会。

　　1884年，似乎是一个好时机。此前，因为在生丝大战中出局，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不仅关了门，甚至拖累了上海的各大钱庄，让上海的金融危机来得很是凶猛。关键的是，徐润也被深深地套住了。

　　和唐廷枢一样，徐润也是多重身份，一身兼具买办和金融从业者身份。根据徐润自己的回忆，他在1859年便已和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以支持他所经营的“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当这家钱庄在1862年闭歇后，他随之又在1864年与人合开协记钱庄。无疑，这些钱庄为他的资金调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对这一便利的念念不忘，直到他和唐廷枢一起进入轮船招商局，并担任会办两年之后，他还在1875年再度与他人合办了荣德钱庄。不过，钱庄尽管在金融危机中遭遇损失，但他更大的危机来自于自己的地产生意。

　　除了投资股票、典当、钱庄，他对房地产也一向情有独钟，在他44岁的时候，就稳坐“上海地王”的交椅：拥有未建之地2900余亩，已建之地320亩，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间，当房3所，楼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万余两（折合人民币2458万元）。“徐润的所有房地产，都挂在他创立的一家名为‘地亩房产’的公司名下。徐润最初的计划，是想将‘地亩房产’公司打包‘上市’，折合为400万两白银，分为40万股，每股10两，先发行一半，融资200万两。这一方法，类似于今日的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其‘坏处’在于要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这块蛋糕。基于对上海房地产前景的坚强信心，徐润显然已决定宁借高利贷也绝不释放股份，将‘肥水不流外人田’作为融资的前提。”甚至，他还为此挪用了招商局16万两以上用于私人炒房。然而，金融危机却吹破了地产的泡沫，他手中的股票，也价格大跌。要命的是，钱庄为了避免坏账，或者自身生存，也纷纷收回短期贷款。当贷款给他的22家钱庄一起找上门讨债时，无可奈何之下，他不得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房地产忍痛低价抛售。赔得一塌糊涂还不在话下，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此时的招商局，因唐廷枢奉命赴欧洲考察业务，并为北洋海军定购一批铁甲船，而让盛宣怀有了暂时性“全权拍板”的权力。他等不得自己的老乡回来，慌乱之中，想到找盛宣怀商讨对策。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致命错误，无疑给一直虎视眈眈的盛宣怀送上了下手的好机会。不言而喻，李鸿章在接到报告后，于批示中痛责徐润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其私人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挪用加上违规担保，徐润的经济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他不仅没有保住自己，就连唐廷枢也深受牵连。等到唐廷枢回国，“盛宣怀又故伎重演，指控唐廷枢和他的弟弟唐廷庚‘严重亏空’公司”。刚刚感慨完“眼界为之一宽”的唐廷枢，轻轻松松地就被盛宣怀扫地出门。随着两名声名远播的职业商人的离开，盛宣怀也在1885年终于如愿以偿掌控了轮船招商局，在完全改组后兼任督办、总办双职。

　　自此，轮船招商局又回归到了“官督商办”的模式当中。正是这样的“国进民退”，让1884—1885年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转向之年。

　　倒是郑观应和盛宣怀成为了知己，这大概是源于他在太古工作期间，还帮着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分局，并兼任这两家企业的总办有关。这也让他得以在1882年，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并在1883年被李鸿章擢升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但这次待的时间并不是太长。日后，他又二进二出轮船招商局，并在招商局公学一任上，请辞退休。只是，招商局的政治气候波诡云谲，让他即使背靠盛宣怀，也同样备尝政治的凶险和无奈。1897年，他在一封写给盛宣怀的密信中，自嘲“赋性愚戆，不合时宜，处处认真，则处处招怨。”在一些人看来，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汉阳铁厂、粤汉铁路，都不曾让他长期地真正放手一展抱负。惟一真正让他一展雄才的，却反而是他早年掌舵的太古轮船。这种来自王权对商人的歧视，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商人自身的毫无安全感，让他百感交集，尤思吐故纳新，终在1894年，完成了《盛世危言》。这是一部能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作品，给了集体陷在甲午战败后的沮丧、迷惘之中的晚清，一剂清醒剂。此时世早已不盛，而言却值得一听。

　　在后人为其所做的总结中，这些改革包括：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他还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除此之外，在经济方面，他还倡言要“以商立国，以工翼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在他看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这种对西学以及“商战”浓墨重彩的称赞，尽管引得朝野争阅，连光绪都命令总理衙门印发2000部，让大臣们人手一册，但其显然超出大多国人的理解范畴，以及王权接受的尺度。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也在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中，沦为了只有区区百日的维新—这让人不免感叹，他的“在商言政”，著书立说，如此大力度的表达，尽管在社会引起强烈震动，却未能震醒清廷，着实可惜。但不管如何，这都是先见之明，它的意义在未来一定会得到尽可能大的呈现。

　　王千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