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当欧盟首次举行增长和就业峰会时，泛欧盟失业率为11%。去年秋天，当欧盟再次举行增长和就业峰会时，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欧元区失业率为11.5%——2008年一季度曾达到过6.8%的低点。
欧盟要想兑现其和平与繁荣的承诺，就需要找到办法为更多欧洲公民创造就业机会。年轻人失业率尤其令人担心，即使是在就业数字相当积极的国家；在劳动力市场情况较差的国家，这意味着潜在社会和政治动荡。
劳动力参与度不但与收入水平相联系，也与自尊、社会包容和社会地位相联系。游离于劳动力市场外增加了贫困和健康恶化的风险，失业状态维持越久，伤害就越大。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在日后的生活中的机会也更少——这是对教育和技能的浪费，对国民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客观地说，一些欧盟国家在抵挡危机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根据博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可持续治理指数（Sustainable Governance Indicators，SGI）项目的新社会公正排名，奥地利、丹麦和德国在劳动力市场易入性方面名列三甲，随后是瑞典和芬兰。但即使在这些国家，也存在改善的空间。比如，丹麦曾经被视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典范。但是，自欧元危机爆发以来，丹麦失业率也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3.5%增加到2014年11月的6.4%。
德国在过去十年中大幅降低了失业率，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多年的长期高结构性失业后，从2003年开始，德国实施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其经济也成为欧盟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德国的职业培训体系将该国劳动力技能与企业需求相匹配，有助于降低年轻人失业率。但一个麻烦的因素仍然存在：双面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低薪临时工人难以跳出不充分的工作条件，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
双面劳动力市场问题在整个欧盟都存在。根据SGI研究，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表现最佳的是奥地利：只有8.1%的受访问临时工是因为无法找到固定工作才做临时工的。德国位列第二，但与奥地利差距明显：21%的受访问临时工说更愿意找固定工作。在受危机冲击的南欧，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在西班牙和塞浦路斯，90%的临时工无法找到固定工作。
名列前茅的奥地利和德国的另一个问题是特定人群的教育机会的缺失，这造成劳动力市场缺少机会和流动性。在奥地利，孩子们从四年级开始进入不同的教育序列。结果，他们的后续教育发展在年幼时就已经决定。
父母的社会地位通常决定了孩子是否能获得更高程度的教育。高收入父母的孩子和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父母的孩子大学毕业的概率要高得多。在德国，移民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机会比其他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都要少。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移民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也是个麻烦问题，尽管它们在普及就业方面表现出色。在丹麦，非西方移民的失业率更高，教育成就更低。类似地，尽管瑞典总体无歧视记录十分出色，但移民仍难以融入瑞典社会，相对土生土长的瑞典人仍要面临劳动力市场劣势。
此外，尽管瑞典的就业率名列欧盟前茅，但它也没能处理好长期存在的年轻人失业问题，目前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3%。在西班牙和希腊，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受危机冲击的塞浦路斯、葡萄牙、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情况也很糟糕。从欧盟总体看，去年11月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令人沮丧的21.9%。一份研究显示，这会造成每年1500亿欧元的工资和支出损失，除此之外，大量无法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还将饱受生活之苦。
2013年2月，欧盟领导人推出了年轻人就业计划（Youth Employment Initiative），该计划预算60亿欧元，旨在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但2014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认，到目前为止，该计划是一场失败。欧盟最近的就业峰会也没有提出多少新办法。
欧盟说，年轻人不应该被排除在就业和教育之外超过四个月；但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我们看不到进展。除非马上采取新观念，否则欧洲的大量失业青年有可能沦为失去的一代。
贾斯汀·杜迪（Justine Doody） 丹尼尔·施拉德-迪施勒（Daniel Schraad-Tisc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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