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与秦代的“依法治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格劳孔之口讲了一个故事：牧羊人有天走进一道深渊，发现一只可以使自己隐身的戒指，就设法求得国王身边的职位，然后勾引王后，再与她同谋，杀掉国王，夺取王位。格劳孔接着说：“任何一个人—包括正义者—如果能够隐身，即能够做任何事都不被看见因而也不受惩罚，那么他就可能无所不为乃至无恶不作”。正因如此，法律就成为与道德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规范，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不再是“隐身人”。

　　西方的法治传统，可上溯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而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传统，则可上溯自战国的法家。

　　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宗法封建无法再一匡天下，权力不断下沉，列国进入全民战争时期，法制遂取代礼治，成为时代主音。需要强调的是，战国时期的法治概念，与今日西方法治概念，小同而大异，不能混为一物。

　　战国法家多出于三晋，沈刚伯认为晋人商业发达，故需成文法律以规范社会，陈启天则认为晋既须南与楚长期争霸，又须西抗秦、东御齐，其面临特殊的国际形势，自然需要相应的国内革新，法家由是而兴。陈说当为主因。

　　战国时最早变法的是魏文侯，用法家李悝，编次诸国法为《法经》，以定治国标准，一时兴盛。后楚悼王用吴起，“明法审令……要在强兵”，也颇见成效。不过真正的法家大成者，乃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商鞅变法，决非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涵盖了社会、经济、军事及政治的治国总策，其核心是国家尚力、君主尚权，因此唯重耕战而非难其他一切，同时也开了连坐、告密的警察国家之先河。

　　及至秦始皇，承孝公、昭王之遗产，在李斯、蒙恬的帮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李斯将法家以法令统治全民的主张推之于极端，竟至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取消道德教化，只以严刑峻法治世。

　　到秦二世时，李斯更欲助其将君主权力绝对化。当是时，秦二世问李斯：“吾愿肆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李斯回答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所谓督责，无非对内肃反、对外镇反，同时“掩驰说”，钳制一切舆论空间，“灭仁义”，去除一切道德标准。

　　这段问答出于《史记》，也许有太史公虚构的成分，也不无对前朝过度批判的嫌疑，但其所反映的推到极致的法家面目，大体不差。

　　考法家学说核心，大约可以“法、术、势”三字概之。

　　“法”即依靠对所有人皆公开的成文法治国，名义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事断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法家充分了解政治无非是惩罚和奖赏的艺术，尤其是惩罚的艺术，故重罚轻赏。法家也想君主守法，但却缺乏有效制约。因此，君主可超然法律之上，随意变更法律，其余人等只有服从的义务，所谓“立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这与现代西方法治精神完全背离，因为在后者看来，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遵守法律，而这法律的合法性又来自于民众的同意与授权。

　　术与势可以合论，无非君主的权术之道。所谓“权势者，人主之独制也”、“权势不可以失人”，如果君主不能强制臣民，则失势；如果君主不能有效控制官僚行政系统，则无术。韩非子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为佐证。韩昭侯有次喝大了，睡着了，典冠怕他冻着，就为他披了件衣服。韩昭侯醒后，问是谁为披衣。左右答说：典冠。韩昭侯就同时处罚了典衣与典冠（对典冠的处罚很可能更重，竟至死刑）。处罚典衣，是因为他负责君主的衣服而有疏忽，处罚典冠，则是因为他越职。韩非子对此评论说：“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法家从国家利益与君主权力出发，依靠“法、术、势”的综合运用，意图打造一个冷酷而强大的帝国。它几乎没有考虑到个人权利与自由，甚至取消了私领域的存在，而法律也沦为君主强制臣民的工具。

　　虽然人类学家指出，在人类早期文明社会中制订的法律多较近现代严酷，但法家之严刑，仍令人瞠目。汉沿秦律，虽有修改，仍非常严苛。据《汉书·刑法志》，孝武帝时可判死刑的犯罪事项多达1882条，而可以附比死刑的事项竟多达13472件！法家好用重刑的冷峻哲学，并非基于性恶论，而是基于全民战争时期对匮乏资源的争夺。法家将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冷酷无情。即使采取利民措施，也只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君主，正如《管子》所云：“上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也”。美国学者高道蕴就从秦律中发现，如果罪犯有时被免于处死，不是出于对人权或尊严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被看作是有价值的资源。

　　仅靠法家，不足以长久维系帝国统治，秦帝国的灭亡即是明证。萧公权、瞿同祖等多名学者发现，自汉以后，儒法合流，历代君主利用儒家“政以为民”的公理辩护统治合法性，同时按照法家严密控制人民以确保王朝永存之原理以指导行政。如此，道德绝对主义与法律绝对主义连接起来，而将专制政体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以今日眼光识之，古代法家的“依法治国”有其进步成分，比如确立法律应该公开、罪刑相等、不追溯既往等标准。而至少在理论上，君主本人也应该遵守法律，其余各色人等，无论贵族还是庶民，都应无差别地接受法律约束。但是，由于法家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与去道德化的基调，使得法律最终成为统治者意志和国家利益实现的工具。法家的“依法治国”，只是以法律维持专制统治（rule by law），较之西方诉诸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法治（rule of law），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之。

　　不过，要求古代法家有今天的法治观念，实在是不情之请，他们所处的时代，根本没有产生法治的可能性。

　　在战国与秦代，只能产生法家这样的君主专制学说，其实现也需要两个条件：强大的武力与贤明的君主。没有强大的武力，就无法实现国家统一与日常管控；没有贤明的君主，则势必滥用法、术、势，以致亡国杀身。法家标榜“依法治国”，却饱含依靠暴力而实施人治的意味，注定无法结出法治的果实。

　　让我们把目光从上古拉回到现在。2015年1月初，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石永泰在讲辞中说：“法治不是只懂盲目守法，更包括尊重独立的司法机构、法律条文对人权的保障、执法者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过分强调民众必须守法而对其他元素避重就轻乃至只字不提，往往是极权政府的特征——热衷于利用法律作为整治民众的工具，而不是用法律约束统治者自己管治的方式”。以此观之，战国及秦代的“依法治国”，或许正是迈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早期跳板。

　　宋石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