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供给管理

　　必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短期内，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内需与外需双疲软的困境，强调供给管理是总需求管理失效时的必然选择。

　　由于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传统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是不可取的，而新型的“微刺激”和“定向宽松”政策效果还有待商榷。在这种情况下，跳出总需求管理的思维藩篱，在供给管理方面寻求对策是必然的。

　　第二，中期内，中国经济仍然需要次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各种结构都需要优化升级，强调供给管理是中国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的必然要求。

　　保增长需要在市场机制有效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调结构本质上是调整各种生产要素的分布及其组织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这两者都与供给管理密不可分，既是供给管理的目标，也是供给管理的手段。

　　第三，长期内，中国经济要实现发达化、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成熟化，强调供给管理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供给-需求总量平衡的前提下，长期内的供给管理问题本质上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外移的问题。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短期供给管理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供给管理在中短期内的目标是：第一，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第二，经济结构要优化升级，要使投资-消费结构、内需-外需结构、产业结构等调整到一个有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相应地，中短期供给管理的总体思路如下：通过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国企改革、把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等措施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改变市场主体的微观激励机制（Laffer，1983），扭转资源错配，优化经济结构，淘汰落后无效率的过剩产能，使总供给有效地、主动地与社会总需求相匹配；通过资本输出等手段使高科技、有效率、有国际比较优势的过剩产能从国内供给走向国际供给、主动与国际需求相匹配，从而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在压缩、淘汰落后以及高污染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减费、减税等传统的供给管理政策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这样可以减小成本上升对某些企业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以下几点为重中之重：

　　第一，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资金、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成本；充分发挥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通过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如征收环境税、资源税等庇古税），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与社会的边际成本相匹配，从而使得总供给在理性的生产决策下与社会总有效需求相一致，达到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缩小产出缺口的目的。

　　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步骤（罗德明等，2012；陈彦斌等，2014）。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完善其市场定价机制、逐步消除人为的结构性扭曲，能够使得资本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有效匹配，从而使得产品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有效匹配。

　　第二，在适当调整投资-消费结构的同时，要认清投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能错误地认为扩大内需与高投资是对立的、投资与消费是对立的，不宜对国企利润进行过大幅度的收缴和对民企利润进行过多的挤压，保证社会总投资占GDP比重在适度较高水平，进而保证经济总量适度快速的增长和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第三，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当前，不宜肤浅地过分追求服务业占GDP比重，应使基础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在有效市场的引导下和有为政府的支持下继续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动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适时实施减费、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使其能够有效抵御新常态下成本上涨的风险；对创业者实施税费减免，促进创业，以利于技术进步和长期经济增长。

　　第五，政府要增加具有强烈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并提高其质量，如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网络建设，基于互联网消费、投资和金融的平台建设，等等，使得信息流、能源流、资金流和产品流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动，以此来推动广阔而高效的统一市场建设。

　　第六，在国内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剩的“双过剩”背景下，供给管理的思路不应局限于中国市场，还应该放眼于国际市场；政府应鼓励过剩的资本和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伴随着资本输出战略的实施，国民经济核算也应该由衡量一个地区生产能力的GDP指标转向一国居民创造财富能力的GNI指标。

　　结语

　　新常态之后会有“新新常态”，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会有第二个百年目标，当前我们也应该做好如下几点，为未来30、40年中国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第一，创建更高水平、更有效率的统一大市场，为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促使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资源消耗驱动向TFP驱动转变。第二，制定并实施人力资本国家战略，加强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的供给管理。第三，制定长远的能源、资源供给管理战略。

　　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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