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已有环保部 明成祖迁都制造“沙城”

　　近日，雾霾问题再掀关注。事实上，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虞”，还制定了相关的环保法典，破坏环境者，严重的甚至会被处以极刑。可惜善法难行，辽、明两代，统治阶级对北京周边的山林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渐渐把“绿色幽州”改造成了“沙尘之都”。

　　从绿植繁茂到黄沙漫天

　　北京地区古为燕都，后称为幽州，居庸关古为其屏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居庸关时写道：“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据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可见彼时的北京周边绿植繁茂，并非如今天的“霾都”这般令人恐惧。如今北京之所以成为风沙之害的重灾区，除了与塞外沙漠距离较近之外，历朝历代对其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其主要原因。

　　史书记载，契丹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曾于公元912年率数十万军队“亲征幽州”，凡契丹军出兵攻掠，“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所到之处，“必先砍伐园林，运土木填壕堑”。其军队驻扎屯舍，“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这也需要猛砍乱伐，及其军行则纵火焚烧营寨。契丹国的建国，造成居庸关及整个北京周边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在明初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北京周边的山林曾一度得以恢复，居庸关也曾经重新变为“林密地险、寇不得骋”的雄关。但是，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新的更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又重新开始了。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定都北京后，宫廷及朝廷各官署，每年所用柴炭多达二千余万斤，而这巨额的柴炭皆取自北京周边的山林。史书记载，自成化以来，北京“木植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伐木，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与此同时，京西太行山同样也遭受了递光头的厄运。经过百余年的采烧，到万历年间（1573－1620），易州“数百里内，山皆濯濯”。

　　上古已有环保部

　　尽管北京的污染与前人的失德行为有关，但并不足以一棒子打倒所有古人。据清黄本骥编纂《历代职官表》，中国古代早有了环保部门——“虞”。“虞”既是机构名，又是官衔名，其很大一部分职能与今天的环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围更大，山、林、川、泽的保护与治理，都是“虞”的职责。

　　《尚书·尧典》中记录了舜任命伯益做“环保部长”的事。国内有环保学者认为，舜所设的“虞”，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伯益是最早的“环保部长”。在周代，“环保部”编制更大，周与前面的夏、商两代一样，中央机构实行“大部制”，但“环保部”被进一步细化，有山虞、川衡、林衡、泽虞等四个平行部门，统统归“地官司徒”领导。其中，山虞的地位最高，美国学者埃克霍姆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山林局”。秦汉时虞被“少府”替代，到三国之后，又恢复了“虞官”。唐、宋、明、清诸时期，朝廷均设有虞衡司，此司即“虞部”。

　　破坏环境者会被杀头

　　古代环境保护的规定与法令往往以礼、律、禁令、诏令等形式出现，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则是特为某一目的而作出的专门规定。《逸周书·大聚篇》记载，大禹在任时曾颁发了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从“禹禁”中可以知道，当时春季实行“山禁”，夏季实行“休渔”，这对保护环境，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环保条款”。秦国的《田律》除了前代规定的春季不准滥砍乱伐外，还有多条环保规定。其中有两条很新鲜，一是，规定不得堵塞河道，即所谓“雍堤水”；二是，不是夏季不准焚烧草木灰当肥料，即所谓“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特别是“毋敢夜草为灰”这一条，就今天来说，对保护大气很有作用，可以避免大气污染，减轻雾霾天气。

　　西周周文王的“伐崇令”，规定“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意思是，如有人敢不遵从禁令，一律处死，且不得说情赦免。到战国时期，《管子·地数》中有这么一说：“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即破坏封山行为是死罪，不得赦免；有违犯禁令的，左脚踏进，砍掉左脚；右脚踏进，砍掉右脚，这比“伐崇令”，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为保护环境而剁断肢体的残酷惩罚，其实在殷商时期已出现。《韩非子·内储说》有这样记载，“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即把灰烬这类生活垃圾倒在街道上，被发现后将被剁掉手。在进入帝制时代后，中国古人对破坏环保行为的处罚有所放松，但也不轻饶。如在唐、宋两代，随便烧荒者一旦被抓到，要被判处古代五刑中的笞刑——“笞五十”；“伐毁树木”的，则以偷盗罪论处。

　　(来源：搜狐文化)

　　延伸阅读

　　北方草原为何沙尘四起

　　唐朝的中后期，是继汉朝之后较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一个时期。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在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开辟屯田，并在边境上修筑了三个受降城作为屏障。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再次大兴屯田，导致了迅速荒漠化，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已有风沙肆虐，库布其沙丘开始扩大并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唐朝屯田制后来迅速由盛转衰，就是其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自然报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敞开了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的门户，开始在察哈尔、乌兰察布等西部地区，而后在昭乌达、哲里木等东部地区有大批汉民移居。在1902——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导致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还是牲畜茂盛，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鄂尔多斯地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贫穷的地方了。（来源：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