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奏官公开退还皇帝委任状

　　驻京办早在两千年前已出现

　　驻京办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已经出现。据史料记载，汉文帝刘恒就是在“驻京办”里即位的，此后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到了唐朝，“安史之乱”后设置的进奏院更是拉动了整个京城的消费，引来大批藩镇统帅在京城购置房产。

　　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简单

　　汉承秦制，地方行政实行郡、县二级制，此外还有各诸侯的封国，因此，又为郡国并行制。最早的地方驻京办事机构，称“邸”，根据不同的行政单位，有郡邸、国邸，县以下的单位大概还没有资格在京师设“邸”。

　　汉代这类机构有两点不同于唐代，一是各邸的主管长官是大鸿胪（汉代九卿之一，掌管礼仪、诸侯王国、少数民族和地方事务），具体事务则由大鸿胪的属官“郡邸长丞”分管；二是各“邸”的最高长官，郡邸为守丞，国邸为长史，并不常驻京师，而是由各邸的较低级别的留守官吏负责邸内事务。可以说，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比较简单，基本在中央的控制和管理下。据《汉书》记载，齐国设有“齐邸”，燕国设有“燕邸”，诸侯王进京后的一些活动就在所属的“邸”进行。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设置了十三部州刺史，东汉时刺史已经成为地方上的一级长官了，也就有了进京奏事的“邸”。东汉灵帝时，皇权式微，群雄竞起，各地驻京办竟达“百邸”之多，当然，那时的大鸿胪已经控制不了这些军阀的驻京机构了。

　　唐代的驻京办极其活跃

　　唐朝是驻京办最活跃的时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而且占据了京城最繁华的几个坊，大批办事人员在京常住，置房产，包二奶，纳小妾，流连烟花柳巷，参与商业经营，乐不思蜀。不过唐朝初年，地方在京城的“邸”还是属于联络处的性质，主要是为进京汇报工作和述职的官员提供落脚之处，这些“邸”也大都是由中央建造的。然而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此后的驻京办也出现了几个新特点：

　　一是设驻京办的主要是藩镇。级别高，有雄厚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

　　二是名称和隶属的变动。唐代宗于大历十二年（777年），敕令各藩镇在京设置的“上都邸务”机构负责人“留后使”，一律改名为“上都进奏院官”，被认为是驻京办正式更名为“进奏院”之始。进奏官由藩镇委派，不再隶属中央任何一个部门，但御史台置台巡驱使官一员，凡公事，进奏官按规定应向之通报，并需每天在御史台“承应公事”。

　　即，进奏官的对公机构是御史台，每天要在御史台“点卯”，听取来自中央的指示，接受御史台的监督。

　　三是单独置印。唐德宗时曾“收诸道进奏院官印三十纽碎之”，说明此前至少有三十枚进奏院官印在行用。既然设官印，就证明有相对独立的、从事行政和经济活动的权力，这是前朝所没有的。

　　四是人员增加。进奏院除了正式编制人员，还因各种需要而在京雇人，有的属于长雇性质，说明日常事务比较繁杂，有限的在编官吏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不过，进奏院的编制详情不明，只知道，进奏官主持日常事务，宪宗时曾有成德军进奏院中的恒州兵卒“行止无状”。这些士卒是以什么身份盘桓在进奏院，史焉不详。但显然进奏院有一定的规模，可以容纳藩镇来京人员，同时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支应人手。唐朝人孙棨所著的《北里志》里提到了一个名叫庞佛奴的人，“佣书徐邸”，应该是受雇做文书工作，后被邸将正式招入作为副将。

　　五是职能扩大，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进奏院的任务已不仅限于接待、传达、沟通，虽然没有详细的材料，但从只鳞片爪中也能看出些端倪。最早的汇票——飞钱，就是进奏院为方便本地商人进京交易而开展的业务。当时交易量很大，携带金属货币非常不便，又因金属货币紧缺，朝廷严格限制铜的流通，于是进奏院就开展了一项创造历史的业务——“便换”。具体做法是：各地商人到京后将货币交到本地进奏院，领取凭证，回乡或到各地都可凭此证券在相关机构兑换现金。史称：“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不少富家也从事这项业务。

　　进奏院拉动京城消费

　　众多的进奏院，对拉动京城的消费、活跃市场起了不少作用。房地产业、餐饮娱乐业及各类服务业受益最为显著。

　　进奏院需要选址买房，又通过便换业务替藩镇在京城积蓄了大量货币，有的多达数十万贯，于是藩帅们竞相在京城购置房地产，推高了京城的房价。宋人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一书，记述了很多唐朝藩帅在京师购置的宅子。

　　进奏院大多集中在长安东城偏北的崇仁坊和平康坊，这两坊离尚书都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和政治中心——大明宫较近，又邻近东市（两大市场之一），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住宅也大多选在这一带。因此，既是政治中心圈又是商业繁华区。虽然长安有宵禁的规定，但这两坊却因商业和娱乐业的兴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每天车水马龙，“遂倾两市”，再加上平康坊是隶属教坊（管理倡优、教授歌舞的官署）的妓女聚居处，往往成为赴京举子、新第进士、京都侠少、地方幕职官吏的流连之所。两坊的红火与进奏院也有很大关系，迎来送往，推高人气。进奏官由于是常驻，那些年稍长而色未衰的妓女，大部分被这些“邸将”包养，有的是名正言顺的“外室”，有的没有名分，只是“私蓄侍寝者”，还有的索性跟随卸任的邸将“衣锦还乡”。中央对官吏的种种限制，主要是针对在京任职的官员，驻京办反倒是一块“自由的沃土”。

　　(来源：中新网)

　　延伸阅读

　　房产与政治斗争

　　在古代，居住官舍不仅是项福利，也是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但是“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淳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淳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