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特殊的生命礼物

　　变故

　　2012年前，黄青的生活很美好，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不错的单位，交了漂亮的女友。然而，疾病却偷偷袭来。2012年底，黄青到医院检查身体，被确诊为尿毒症。

　　黄青在上海开始接受血透治疗，很快，他的家庭就感受到了经济压力。然而，与经济和精力相比，更大的压力来自心理。要根治尿毒症就必须接受换肾治疗，但在器官极其紧缺的中国，想获得一枚健康的肾脏是多么艰难。从接受血透治疗开始，黄青就在上海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系统上排队等待肾源。焦急的父亲提出要给黄青捐一个肾，因为不忍心父亲受罪，黄青执意拒绝了这个建议。

　　2013年8月23日，不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黄青的父亲在外面摔了一跤，回到家，对黄青的母亲说了句“头疼”便睡觉了，后来父亲的意识渐渐模糊，才告诉家人自己摔过一跤。很快，家人将黄青的父亲送到了医院，经CT检查脑干出血，马上接受治疗，不过最终因为脑干损伤，医院宣布可能会导致脑死亡。

　　这一切发生时，黄青还蒙在鼓里，他拨打父亲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大伯。大伯宽慰他说父亲摔了一跤，没事。心思细腻的黄青察觉到了异样，打电话给女友，让女友去一探究竟。女友到医院后，黄母请黄青的女友帮忙撒谎报了平安。黄青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决定回家看看。8月25日，黄青的表姐在电话里告知他实情。黄青赶到医院，呼唤病床上的父亲，没有一点儿回应，母亲则神情悲伤，整个人都蒙了。这时，亲友们再次提议捐肾，黄青同意了。然而他的主治医生张教授发现，黄青父亲的血型是B型，不能移植器官给O型血的黄青。

　　捐献

　　张教授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OPO管理中心医生兼这家医院OPO协调员。发现黄青父子间不能进行器官移植后，张教授试图说服他们捐献黄青父亲的器官给别人。

　　黄家人分成了两派，黄青的爷爷奶奶坚决反对，黄青的大伯、表姐等人虽然能接受捐献器官，但对张教授的身份及意图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怕黄青父亲的器官被他们拿去卖钱。张教授耐心地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介绍了OPO系统的操作流程，如何做到公开、公正、公平，还告诉他们，很多像黄青一样的病人在等待器官，如果不捐献，明天就有一个病人会死掉。

　　张教授告诉黄家人，按照OPO的规则，一旦有直系亲属捐献器官，黄青的打分会被排前，将来一旦有匹配的器官，第一个获益的是黄青。黄家人动了心。黄青和妈妈最终拿定主意，既然救人，那就把器官都捐了，多救几个人。黄青亲自去找爷爷奶奶，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下午，黄青和母亲在父亲的自愿捐献器官书上签了字。

　　8月25日晚上，黄父的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分别被移植进3名患者体内。接受黄父器官的患者均恢复良好。上海OPO系统实现了零的突破。

　　获益

　　捐献了父亲的器官后，黄青为父亲主持了葬礼，他总感觉父亲的生命并没有离去，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延续。

　　虽然因为父亲捐献器官，黄青的等待排名可以前移，但黄青并没有抱多大期望，捐献器官的人那么少，匹配的肾脏要等多久，都是未知数。

　　在黄父捐献器官一个月后，上海市某医院OPO协调员陈老师接到了一家医院的电话。这家医院接诊了一名车祸患者，因为伤情严重，初步判断为脑死亡。陈老师站到了这名患者的家属面前，与黄家当时的疑惑相似，这家人也提出了两点质疑——脑死亡是不是不可逆，器官拿走会不会卖钱。这一次的动员工作展开得同样艰辛。在会议室与患者家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释，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到晚上10点多，家属终于在自愿捐献书上签了字。

　　这枚肾脏成功摘取后，相关信息被传到上海市OPO系统，等待分配。黄青因为父亲捐献器官获得加分，排在第一名，等他赶到医院时，医生通知他准备进手术室接受移植。一切来得太突然了，黄青来不及整理自己的心情，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按照相关规定，捐献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信息必须保持“双盲”。黄青所在的医院只是简单告知了黄青捐献者的情况。黄青只能在心里默默感谢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那个家庭。

　　如今，黄青又恢复了工作，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一时难以从悲痛中走出，但每次想到丈夫挽救了3条人命，帮助儿子优先获得匹配的器官，她便多了不少慰藉。对这个家庭而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杨江

　　（摘自《新民周刊》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