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思远的罕见圈椅和八卦说起

　　明式椅具简静多态，崇尚简约的西方似乎注定会更早关注明式家具，以至于海外收藏远早于中国内地。传奇的亚洲艺术品超级推手安思远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如今，明式椅具蕴含的古老智慧与简静之美，在当代艺术家的多元创作中得以自然延续，并绽放出新的生命活力。

　　四张椅子卖了6000万

　　很少见到一套四张的明代黄花梨圈椅，连博物馆里也罕见。但是2015年春天的纽约亚洲周上，安思远旧藏的四把圈椅联袂亮相。气场之大，格局之美，征服了所有人。

　　经过多轮竞标，这套神奇的椅子最终以超越估价12倍之多的968.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011万元）被中国内地买家喜气洋洋地搬回家，创下了黄花梨家具同类品种的世界拍卖纪录。而整个“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六大专场总成交额高达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6亿元)。拍卖现场人气爆棚，大腕们都来了。“任性哥”刘益谦拍下5000万元的《功甫帖》都没去纽约，当天夫妇俩却到齐了。如此壮观之场面，是大家一起向2014年仙逝的85岁安思远老前辈致敬。

　　这四张椅子为什么能卖6000万元？在开拍前，这套明末的四胞胎宝贝就备受外界关注。其黄花梨木料坚硬致密，色泽优雅，花纹华美。圈椅风格细腻雅洁，简约挺秀，是安思远珍藏中非常特别的一套。古典家具学者谭向东说：“能够破纪录，实属预料之中。由于历史原因，成双成对的椅具经常失散。椅子一旦成对，甚至四只、六只的呈现，其价位便呈几何数上翻，绝对不是一只椅子的价格乘以四。更何况安思远的这四把椅子传承有序、制式罕见。检索历来的家具图库，同样形制的椅子屈指可数。”

　　明末清初匠师对家具造型的考究，至今令人着迷。每一根直线和曲线、每一个由线构成的面，都是在稳重中求变化，严谨中带灵活。如同美术史家黄苗子所言：“它善于把畸和正、简和繁、动和静、险和夷这些矛盾统一起来，巧妙地发挥简静之美。”此外，明式家具巧妙利用榫卯来接合面与体，制作完全不用螺钉，更是文人智慧的高级体现。“明式家具为何能够外形那么简约，又那么耐用？这全是因为内部的榫卯结构在起作用，在内里散发着力量。”嘉木堂的伍嘉恩深有体会。

　　需要说明的是，明式家具和明代家具可不是一回事。明代家具是指在明代制作的家具，是时间概念；而明式家具则是艺术概念，特指从明代中叶到清乾隆之前，以硬木制作、设计简约、制作精良的优质家具，是一种优雅的家具样式。

　　安思远是谁？

　　那四把椅子虽然极好，但若没有“安思远”的大名笼罩，恐怕价格也不至于破纪录。

　　安思远不姓“安”，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纽约客，本名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1929—2014）。作为一位牙医和歌剧演员的儿子，安思远如何成为影响时代审美的亚洲艺术古董商？浑身充满着文艺细胞的他，从小没有子承父业的打算。他学建筑、画油画，用卖画攒下的钱来收藏当时无人问津且极其廉价的中国邮票。后来他19岁时就将一整套中国鼻烟壶卖给了蒙特利尔博物馆。别忘了，他是犹太人，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他说：“我首先是一位古董商，然后才是藏家。”

　　安思远的收藏涉猎甚广，尤其钟情于中国艺术，涵盖铜像、碑帖、家具、书画等。曾有幸拜访他家的人无不赞叹那里简直是“一座小型博物馆”。他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著名公寓，共有20多间房。公寓内数不清的藏品恰如其分地摆放着，连地毯都是故宫里出去的皇帝御用之品。初到他家的人会觉得眼睛不够用。

　　他不仅收藏颇丰，还对中国艺术品的研究很具前瞻。早在1957年，安思远就开始关注中国明式家具，这得益于他的恩师庞耐女士（Alice Boney，1901—1989）的提示。当时，中国古代家具被认为仅仅是生活用品，远未达到艺术层面。但安思远从其严谨结构和优美线条之中，体悟到一种通透空灵的东方美和哲理寄托。他开始研究并择机购入，即使这种与西方主流收藏不符的举动受到了同行的嘲笑。

　　1971年，42岁的安思远出版了他赖以成名的著作《中国家具—明代与清早期的硬木实例》。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不但充满了翔实的历史知识，也附有详细的制作工艺和榫卯结构图解，将西方人对明式家具的认识提到了崭新的艺术高度。他还陆续出版了《夏威夷收藏的中国硬木家具》(1982)、《风格的实质：晚明与清早期中国家具》(1998)、《洪氏收藏中国家具》(2005)。“明代之王”就是这样炼成的。

　　他的前辈与后辈

　　1982年的那本《夏威夷收藏的中国硬木家具》，让人联想到他的前辈—1949年从北京移居夏威夷的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1896-1971)。艾克在民国时期就开始研究和收集明式家具。在杨耀先生的协助下，1944年他出版了《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艾克可能是最早将明式家具研究成册的西方人。

　　安思远2005年的那本《洪氏收藏中国家具》，是为香港商界翘楚、著名藏家洪建生及王家琪伉俪的藏品所编。说到与安思远的结缘，名门之后王家琪（她的曾祖父王震，是清末民初享有盛誉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滔滔不绝：“和安思远先生是20世纪90年代认识的。那时我们已买了不少古典家具，但是仍担心买得对不对、好不好。后来朋友介绍资深的安思远先生前来掌眼。这位‘中国通’观看了我们的藏品后，非常喜欢，提议可以帮我们出一本图录。就这样，我们差不多来往20多年，经常得到他的一些良好建议。以前他身体好时，每年来香港两次。他也是过世的国学家、书画家启功先生的老朋友。”

　　近年来，洪氏珍藏的明清家具陆续以专场形式在香港拍出。2009年的佳士得、2013年的嘉德和2014年的苏富比，都有洪氏专拍。其中，在2013年嘉德香港春拍中，一张清康熙黄花梨独板架几案以2358万港元觅得新主人。而2014年香港苏富比的洪氏专拍中，一张明16世纪的黄花梨画桌以1024万港元高价成交。用安思远生前的话来说：“洪氏收藏代表了20世纪80～90年代所能收藏到的各类最佳、最饶有趣味的木器。”

　　有关安思远的八卦

　　生活中的安思远爱穿马靴，爱喝烈酒，爱抽雪茄，爱吃牛排。在他生前的数十年，一直光顾曼哈顿的唐纳休牛排馆（Donohue’s Steak House）。他几乎每天都去，8顿饭中有7顿在这家餐馆吃。女服务员莫林说，这里就是他的餐厅。为表对餐厅的感谢，他在遗嘱中分别给餐厅两名女服务员5万美元小费。这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2万元。当得知自己获得巨额小费，两位女服务员都惊呆了。但是安思远的友人们却一点不意外。他就是这样感性、友善、大度，甚至“大方”得有点儿夸张。

　　这位身价两亿美元的超级古董商，一生未婚，也没孩子。美术史家曹星原说：“他有断袖癖。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知道他的一些特殊生活风格和倾向。那个时候也遇到过，其实他带着他的伴侣，很精致的一个日本年轻人。”曹星原说到的这位日本人，应该就是桥口雅弘（Masahiro Hashiguchi），与安思远同住超过40年。

　　安思远很早就立有遗嘱。他一直筹划着在身后将自己的东西拍卖出去（他的部分珍藏生前已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并且还经常告诉别人最后一件拍品肯定是他手上戴的这个最爱的翡翠戒指。但是最后，这枚完美无瑕的翡翠戒指并未上拍，而是送给了陪伴他40多年的桥口雅弘，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他的日本管家。本次一连六场的拍卖，就是佳士得从桥口雅弘那里争取来的大单。

　　这个故事与佳士得几年前的另一次感人至深的巨星拍卖颇有几分相似。2008年，法国国宝级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去世。第二年，他的搭档皮埃尔·贝杰（Pierre Bergé，1961-1976年，二人为同性伴侣。之后的32年，贝杰仍然是圣洛朗最忠诚的商业伙伴和YSL高级定制部门的总裁）将其珍藏上拍，总成交额高达3.7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被誉为“旷世之拍”。

　　王世襄和伍嘉恩的忘年情谊

　　在中国内地，王世襄（1914—2009）对明清家具的研究与安思远遥相呼应。这两个人，一中一西、一内一外，共同建立了中国明式家具的学术体系。

　　1985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他晚年厚积薄发的产物。此书的出版，一直被家具收藏圈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今年83岁的香港著名藏家叶承耀曾说：“我收藏明式家具的开端便是王世襄那本新书的发布会和同期举办的展览。”如今，王世襄的忘年挚交、被誉为“黄花梨皇后”的伍嘉恩回忆当年道：“1985年就是这样一个转折。因为王世襄在文博界的名望，当时香港的大藏家几乎都去了那次新书发布会，明式家具才由此被中国人重新认识。如果没有他对规范的确立，人们对明式家具的认识依然只停留于外观审美，无法登入学术殿堂。”

　　与那次新书发布会同期举行的展览，大部分展品来自伍嘉恩。

　　这两位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他们是怎么认识的？20世纪80年代初，王世襄赴英国讲学，途径香港，见到了伍嘉恩。“我当时比较年轻，而且是女生，对明式家具感兴趣，并且开始收藏明式家具，使他非常惊讶。”此后，王世襄希望自己对明式家具的研究著作能够被翻译成英文，因而嘱托伍嘉恩来翻译。“所以在家具收藏大潮来临之前，我就读到了他的书。”

　　1987年，伍嘉恩开设了自己的“嘉木堂”，这个堂号即得自王世襄。他后来还亲书对联相赠：“嘉木陈堂宇，恩波护岛城。”

　　一晃将近30年，当初作为后辈的伍嘉恩，早已成为业界大拿，帮助众多大藏家建立珍藏，例如比利时收藏家侣明室主人菲力普·德·巴盖(Philippe De Backer)。其间她奔走各方、寻寻觅觅的收藏故事不知凡几。“明式黄花梨家具从当初人们的不以为然，到现在这样的重视程度，30年间的转变实在是一个传奇。”伍嘉恩笑道。

　　2014年9月，王世襄诞辰百年之际，伍嘉恩与嘉德一起在北京举办了“7间房”大展。这个创意设计俱佳的好展览，意在展示明式家具为现代生活空间带来优雅品质，同时也以此缅怀故去的王世襄先生。

　　延续“7间房”的思路，在2015年的嘉德香港春拍上，伍嘉恩又策划了“1间房”。这间房放的是侣明室主人的宝贝。其中两组珍品，晚明黄花梨玫瑰椅六张成套和晚明黄花梨方角柜成对，分别以2990万港元和2070万港元高价易主。

　　向大明风范致敬

　　明式家具的古老智慧与简静之美，在当代艺术俊杰的潜心创作中，得以自然延续，并绽放出新的生命活力。王怀庆的油画与艾未未的装置，对其古为今用，可谓“一正一谐”。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当代艺术圈有很多人都在画“人”，不论写实还是波普。独辟蹊径的王怀庆却妙然把古董椅子搬进画布，将原本无生命之物赋予新的灵魂。“用一个人物来表现出生命的表情不算不寻常，但用一把椅子表达出生命的表情，需要从复杂微妙的文化中长时间提炼。”王怀庆说道。他1991年的《大明风度》，“主角”是一把几乎占据整张画幅的墨黑扶手椅，宛若前朝帝王将相，令人叹赞他的拟人手法。

　　1992年的《相对有声》中，王怀庆把拟人手法更进一层。画中主角由单变双。两把在明式家具中常见的四出头官帽椅，倾斜相对，在灰白斑驳的背景中照望彼此，仿佛互诉衷情。虽说相对有声，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幅承载历史沧桑、引人凝思的佳作，在香港苏富比2015年春拍中以1448万港元易主。两天后，在嘉德香港拍卖中，其1999年的《塌》以1035万港元再次力证千万身价。

　　除了平面创作，王怀庆近年来也推出立体作品。不同于他在画布上探索黑白灰之间无穷的可能性，他的装置大多以鲜亮的中国红为主色。在苏富比2012年进北京的历史性首拍中，唯一的拍品就是王怀庆的《自己和自己的影子》，以170万元成交。国际拍卖业巨头苏富比和新成立的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就像“自己和自己的影子”。所以这件颜色喜庆、寓意吻合的作品，成为象征性的第一槌标的。

　　与王怀庆大气内蕴的新东方美学格局迥异，艾未未用反讽慧黠的语言表达对现实的质疑。他的《大理石椅子》，一改明式家具结实而温润的舒适木材，而是用冰冷、坚硬的石头。椅子由一块极精美的白色条纹大理石雕刻而成，从明式椅子风格中表现了一幅模糊、灰白的图景。其借由形式的挪用和材质的转换，探讨并颠覆真假、新旧等二元对立的界限。观者坐在这样冷冰冰的椅子上，能坚持几秒钟呢？看似是能坐的“真”椅子，其实是“假”。艾未未说：“我们走得太快，回忆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东西。回忆也是在高速进行中，最容易托付的东西。”所以他在作品中多次借用明式桌椅作为隐喻传统的符号。

　　是家具更是艺术

　　还有一些作品，游走于设计和艺术之间，难以分类，却妙趣横生。譬如，在邵帆充满包容和纠缠的桌椅世界里，既有古典的极致韵味，又有现代时尚的张扬质感。且看他的椅子，在古典筋骨之中加入自己特有的当代元素，可谓最炫混搭风。

　　苏富比曾在2011年以194万港元拍出他的《二OO四年作品一号》。这是邵帆明式家具系列中最重要及最受欢迎的系列之一。它以明朝太师椅及压克力胶片为素材，将太师椅化整为零，以压克力胶片重新将太师椅接合起来。表面上看，此作似将传统及现代两种素材分解重组，以达到新的设计。但细心一想，作品超越了对空间及结构的纯粹再设计，瓦解了艺术与设计之间的分野。霸道的压克力胶片代表着现代西方文明，被拆解的明朝木椅则可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椅子成为观念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处境。

　　另一件与之异曲同工的佳作则是邵帆《1995作品一号》。古旧的太师椅和现代的板式家具拼接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相互碰撞、相互陪衬又相互破坏的关系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邵帆说：“我把明清家具与现代材质这两种元素分解重组一遍，运用的是解构的方法，而创作也演变成了游戏的过程。”

　　师建民则更多应用金属这样光亮的材质，将技术和时尚融入其中，呈现出如同中国书法般行云流水的效果，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飘逸与浪漫。在他独特的桌椅作品之中，实用价值似乎已经远远让位于审美愉悦与观念突破，透出艺术家个人生命的温和雅致。比如他的《空墩》《开光绣墩》等充满禅意的小品，饱含对传统的依恋，也酝酿着对当代艺术的渴望。

　　与西方当代设计艺术家们充满几何线条的、极其简洁理性的作品相比，邵帆、师建民等人的作品明显多了一层东方的温柔敦厚。他们兼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开阔包容的国际视野，而不是简单地将明式家具作为视觉符号来运用。明式家具是咱们古典艺术与生活智慧的结晶，从这里汲取灵感，自然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文/杜卡 编辑/永焱 图片提供/杜卡、中国嘉德、佳士得、苏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