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境界是平衡

　　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需要公共、私营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发展。

　　这本薄薄的小书，老先生写了至少10年。以他的才华，几万字的小书，几天之内，一挥而就也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居然写了10年，前后十几次易其稿。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因为10年来，苍云白狗，发生太多料所未及的事 ？也许皆而有之。而今，尘埃落定，这本小书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跟随他思游八极；另一方面，在老先生惊人的专业性、毅力和自制力面前，不由得又暗暗自惭。

　　核心思想很简单：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需要公共、私营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要努力维持好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崩溃是因为政府太强，企业和公益太弱，大约20 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则是因为企业太强，政府和公益太弱。这其实也是福山在他最近推出的皇皇巨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得出的结论。在他列出的政治秩序三个支柱“强政府、法治、民主”中，“强政府”赫然位列第一。

　　政府、企业、公益三大部门，分别对应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博爱”三大价值观，也大致对应西方意义上的左派（Liberal）、右派（Conservative 或 Libertarian）、中间派三大政治派别。从政治哲学上讲，这三个部门也分别对应西方三种主流理论：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 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学者们为了自己在学术江湖的地位，肯定是要强调其中一个角度，努力做其中一个派别的开山鼻祖或带头大哥，但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定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相生相发、相辅相成，这应该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学术和社会常识吧。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私营部门太强，通过法人政治捐款、院外活动等机制，逐渐操纵了政府部门，中国的问题显然是完全相反：政府部门太强，对经济和企业的影响太大。政府不仅是超级裁判员，随时更改游戏规则，政府还是运动员，可以自己亲自下场踢球。如果不能在形成规则的规则（所谓“元规则”）上有所建树，中国经济层面、物质层面的成功，终究是沙上筑塔，根基不牢。美国人的补药，却往往是中国人的毒药。看了一本福山，就要在中国大力推广“强政府”，是要闹大笑话的。

　　政府与企业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你消我长的自我平衡机制。企业太强，大家争相控制政府，价码出得越来越高，政府的重要性自然增大；政府太强，企业努力通过各种灰色手段与官员建立共谋关系，其实也在以一种离奇的方式逐渐瓦解政府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需要太担心这两个部门的失衡，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第三部门。虽然名列第三，但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在社会底层发挥更大作用的往往是这个我们容易忽视的部门。

　　与欧美发达国家源远流长的公民社会、自治传统、公益习惯相比，中国的“第三部门”几乎还完全没有发展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恢复起来。1949 年以来实行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能政府模式，最大的负面效应恐怕是把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自治和公益传统破坏殆尽。例如，网载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基金会和民间慈善组织可能是北宋范仲淹在苏州设立的“范氏义庄”，历经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前后持续了 900 多年，最后居然消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果真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呀。

　　第三部门一般指由民间自组织的各类非政府（NGO）、非营利（Not-for-profit）单位。中国的全能政府的体制下，不用说管控最强的教育、医疗、学术类组织（传统的所谓事业单位” ），所有的基金会、协会、学会，甚至是文化、体育、科技类等民间组织，都必须找一个政府部门挂靠进行管理，所以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第三部门。最近情况有所缓解，一些地方的一些类型的民间公益组织放开登记了，但在税收等方面的具体政策的配合上，还是没有跟上。医疗领域最近改革的步子比较大，但教育领域仍是铁板一块，几乎完全成为了政府主导的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学术之死敌，莫过于官气。凡官气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独立思考、创新和创造都成了笑话，教育也成为绝大多数民众抱怨最多也最强烈的一个行业。

　　今日教育沉苛，当年忽视教育的第三部门属性，盲目推行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上个世纪，学术界反思，为什么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的效果远胜过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名校培养出来的那一批经济学博士（所谓的 Whiz kids）主导的南美和苏东转型。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这么一批口含天宪、指手画脚的经济学家（第一个回国的美国经济学博士林毅夫是在1987年）！而轮到要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有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很奇怪，他们除了政府，好像只知道市场，所以什么都要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所以，很不幸，教育首当其冲，成了这个简单二分法的最大牺牲品。

　　有意思的是，形势比人强，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成本，把有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人们以一种非常低成本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起到了第三部门的横向联结作用。原来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处于“科斯地板”之下的很多大规模社会协作，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次成为可能。例如，各地风起云涌的私塾运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教育的第三部门属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互联网产业三巨头（百度、阿里和腾讯），百度偏政府、阿里偏企业，腾讯偏社会，三家中谁对中国未来发展做的贡献更大，不能简单地以利润、市值为标准，我们还需要有对社会起到的平衡作用的这个分析的角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平衡还需要关注两种有很强社会性的经济组织：一种是合作社，另一种是社会企业。合作社是民众以民主平等、自愿互利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中产生的最为自然、最为简单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居然一度在全能政府的狂潮中消失无影踪，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欧美国家经济体中，各种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在经济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这些合作社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以合作者的福利为准绳，有效地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例如，丹麦、荷兰、以色列等人多地少的小国，在农业合作社的制度支持下，都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其中的以色列，更是以其“基布兹”制度，实现了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创造了现代合作社的一个制度神话。

　　重新发现合作社的价值，是中国的一个必然趋势。合作社重视社员的社会福利，可以说是社会企业的一种。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兴起了一股社会企业大潮。以 2009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为代表，社会企业以经济效益为手段，社会效益为目的，用经济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不仅更具有可持续性，而且还传达了对于相关人群的尊重，发扬了这些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增长的极限是什么？经济为什么要增长？经济是什么？这些乍听之下非常匪夷所思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思考。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致力于私营和社会部门平衡的社会企业，也许是对这个问题一个最好的回答吧。

　　明茨伯格身在加拿大，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很自然地往南看，把美国当作了他写《社会再平衡》的主要靶子，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日恢复给它们带来荣耀的平衡的境界。如果他往东看，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如上所述，他应该会同意，中国也许是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需要仔细审视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部门的平衡关系吧。西方国家的三个部门也许有所失衡，但从中世纪的城邦国家起，它们的市场、市政厅和教堂之间的铁三角关系就已逐渐成形，直到演进成今日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之间的三角关系。三者的相对关系或者偶有起落，但正如三角形的两条边之和大于第三条边，三者中任何一者无法完全压倒其他两者的联合。像中国这样一“腿”独大，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抱着权力的大腿讨生活的情况，应该是超出绝大多数西方人思维框架的事情吧。家丑可以不外扬，但我们的任重而道远，是谁也无法逃避的事。

　　文/肖知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