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需要新“三线”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基本上是沿循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的路径，由此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新“三线”建设来疏解，通过转移有效缓解发展不均衡，一二线城市人满为患而三四线城市发展乏力的矛盾。

　　2014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应该说步入了新的轨道，我们之所以把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定性为“新型”，就是要包容、人本，惠及每个人。不只是城市的原居民，还要包括新居民、新市民，要考虑安全，考虑可持续环境的容量。

　　中国城镇化的转型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历史特征和转型发展的转型定位，可以看到，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基本上是工业化拉动的城镇化，圈一片地搞一个园区，吸引很多内地人到这里打工，这样就实现了所谓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外向型的经济、出口拉动的经济、投资拉动的经济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

　　然而，现在我们的城镇化提出了转型发展，转型定位就是第三产业拉动的城镇化，一种有品质的城镇化。从驱动力来看，原来是工业化拉动城镇化，而转型发展的城镇化显然应该是消费和内需所拉动的。我们的关注点也应该从之前的“圈地”转为“圈人”。发展的重心，原来是城市建设为中心，而现在则应该是给县城一个发展的机会。从城市体系上看，以前的发展史是以大城市为导向，发展超大城市，而现在转型发展就应该简单、分散。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什么要讲协同发展？就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导向和发展模式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利用行政权力集中的优势，对优质资源造成一种绝对的垄断。据卫生部、国家卫计委测算，北京已经成为了全国的看病中心，每天来京就医的人口有70万，一年就是几千万。

　　我们能够把长江的水千里迢迢调到北京来，为什么不可以把人、产业调到丹江口去？如果我们的思维不转变，“城市病”是不能够治本的。

　　要真正实现疏解功能，实现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需要新“三线”建设。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三线”建设，让优质的工业、教育资源向内地输送，使得城镇化和产业的布局得以均衡，这是老“三线”建设。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基本上是沿循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的路径，由此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新“三线”建设来疏解。

　　新“三线”是什么概念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优质资源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假如将清华大学搬到西北的话，将造就一座50万人口的城市。这就像国外的斯坦福、哈佛，它们也是一个学校一座城市。没有必要将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第二，资源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现在一二线城市人满为患，拥堵难解，而三四线城市却发展乏力，没有生机。

　　第三，资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乡镇转移。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大，而乡镇发展没有活力，没有基础。如果实现这样一种新的“三线”建设格局的话，那就表明京津冀一体化需要超出京津冀。

　　怎样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呢？实现新型城镇化需要有资源疏解的均衡配置，需要我们有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保障，需要我们“托拉并举”。“托”，就是对农村要有基本的生产保障，农业成为一种体面的工作，一种比较有收益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使得农民生活也成为一种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拉”则是指资源均衡配置，把资源疏解出去。

　　另外，新型城镇化还需要一种认知的转型，需要认识到环境的刚性约束，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化并举”之外加上绿色化标准。只有这样，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才能叫作“新型”。

　　文|潘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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