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联合国谈到了如何打击伊斯兰国，许多批评者抱怨他过于强调外交，而对使用武力强调不够。人们将奥巴马的政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对叙利亚内战的军事干预相比。而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关键阶段，一些共和党候选人也指责了奥巴马的孤立主义。但这些指责只是党派政治论调，并没有多少严格的政策分析基础。更准确地说，应该将当前情绪看作美国外交政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史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谓的“扩张”政策和“紧缩”政策之间的摇摆。紧缩不是孤立主义，只是对战略目标和手段的调整。

　　二战以来采取紧缩政策的总统有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和现在的奥巴马。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不会把他们称为孤立主义者。艾森豪威尔1952年因反对共和党候选人塔夫特（Robert Taft）而当选美国总统；当年尼克松认为美国在衰落，而美国大多数政治家则否认。与20世纪30年代真正的孤立主义者（他们激烈反对在二战期间援助英国）相比，所有这些总统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历史学家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干预主义过度投入政策时期，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伤害比紧缩时期还要大。对威尔逊的全球理想主义的国内政治反应形成了严重的孤立主义，以致延迟了美国对希特勒的反应。越南战争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期间的升级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向内转。小布什错误地入侵伊拉克形成了目前的紧缩情绪。如果这一情绪如早期选战论调显示的那样，将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一个话题，那么美国应该抛弃关于孤立主义的错误争论，转而解决三个关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多少钱？多少干预主义？多少多边主义？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应该在防务和外交政策上花多少钱。尽管一些人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削减这方面的支出，但事实并非如此。按占GDP的比例衡量，美国的支出还不到冷战顶峰、美国领导的世纪得到巩固时期的一半。问题不在于枪炮还是黄油，而在于是枪炮，还是黄油，还是税收。如果不愿提高税收收入，防务支出就会陷入零和权衡，与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等重要投资争夺预算，而这些投资都是美国国内优势和全球地位的关键因素。

　　第二个问题，关注美国应该如何和以什么方式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政。奥巴马说，美国应该使用武力，在必要时，即美国或其盟友的安全遇到威胁时，应该单方面使用武力。当不存在必要性但良心促使美国行动时——比如某位独裁者杀戮大量平民时——美国不应该单独干预，而应该只在有很好的成功机会时使用武力。

　　这些都是合理的原则，但阈值在哪里？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近两个世纪前，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与国内要求干预希腊独立战争的观点进行了角力。他说出了一番著名的话——“美国不主动出国寻找恶魔杀死它。”但如果像叙利亚内战这样的情况，克制导致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集团能够建立安全港，又应该怎么样？

　　美国应该避免侵略和占领。在民族主义时代，面临全社会动员的人口，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机智地提出，外交占领必然会导致仇恨。但用什么取代外交占领呢？空中力量和训练外国军队就足够了吗？特别是在中东，革命可能持续一代人之久，很难实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明智结合。美国总统候选人们的最新演讲表明，关于前两个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但美国忽视了第三个问题——加强多边合作，这是很危险的。美国应该如何支持机构、建立网络、制定管理跨国问题的政策？

　　由最强大的国家主导全球事务，对于全球公共品的生产十分重要。不幸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僵局常常对此形成掣肘。比如，美国参议院不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类似地，国会让美国无法兑现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重新配置，尽管这样做代价很小。这给中国铺平了道路，促使它发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美国随后又错误地进行了阻挠，给自己的名誉造成了极大影响）。美国国会还极力阻止为12月即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制定碳排放上限。

　　在外交事务上花多少钱，以及如何干预遥远的危机，这些都是重要问题。但美国人必须同样关注美国“例外论”正在退化为“豁免论”。如果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国会总是阻挠国际合作，美国还如何保持全球领导力？目前，这一争论尚未真正开始。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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