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丑闻让人们对德国生产模式产生了质疑。既然大众公司柴油汽车的成功，部分地要归因于通过作弊隐瞒汽车排放有害污染物的量，那么其他公司类似丑闻的曝光是否会让人质疑德国从“欧洲病夫”向出口拉动型经济巨人的转型？
幸运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德国的竞争优势与舞弊关系不大，而与企业结构和经营文化关系很大。大众汽车公司只是推动德国成功的制造业的例外，而绝非典型。事实上，德国的成功常常被当作其他国家效仿的模板。理应如此。21世纪初以来，德国已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出口国之一，将其他所有欧洲大国甩在身后。从2000年到2013年，德国出口增长154%，而西班牙增长127%，英国98%，法国79%，意大利72%。
一些人对近几年来德国出口抢眼表现的主要解释是工资约束。但是，与西班牙的比较表明，其他地区工资的较快增长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诚然，从2000年到2008年，德国工资增长幅度为19%，而西班牙为48%。但在金融危机后，角色发生了倒置。从2009年到2013年，德国名义工资增长了14%，而西班牙只有4%。尽管德国工资增长得更快，但德国出口的反弹也快于西班牙或其他任何欧盟国家。
德国成功背后的最重要因素是德国企业的结构改善了产品质量。与其他欧洲企业相比，德国出口商的组织结构层级性较低，更加分散。这给了它们诸多优势。分散化让公司层级较低的员工也能参与构想和实施新观点。这些员工比层级较高的员工更贴近客户，他们关于市场需求的集体认知是重要的价值源。
利用这一集体认知，让德国能够拼质量而不是价格。事实上，如果工资约束是德国成功的主要因素，那么德国出口商很难战胜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同行。这些国家的出口商主要通过将生产离岸化到低工资国家实现价格竞争。相反，德国专注于质量，这让德国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价格并赢得新客户。当出口商被问及他们的产品与市场平均水平相比如何时，40%的德国出口商将自己的产品归为质量顶尖，而只有10%的法国出口商这样做。
分散化管理让德国出口商占全球顶尖质量商品市场的比重相对没有进行重新组织的企业扩大了三倍。事实上，在我研究最顶尖1%的德国出口商时发现，当它们选择分散化组织时，它们占世界出口市场的比重翻了一番多。
关注质量可以解释为何德国出口商可以在2009年后迅速反弹，尽管名义工资有所增加。质量让出口商较少受到价格变化的影响——包括因工资增长带来的价格变化。相反，企业打价格战的国家，当国内工资升高时将面临更大的产品出口压力。德国对成本升高的相对不敏感性还可以解释为何德国政府可以安然面对欧元升值，而法国和意大利一直在要求欧洲央行对欧元进行贬值。
看起来，大众公司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德国企业的道路。大众CEO马丁·温特科恩没有分散权力，而是稳坐集中化指令——控制型组织的最高宝座，如同君主。他渴望让大众公司超越丰田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领头羊，给手下的经理们施加巨大的压力追求增长。结果，在排放测试中舞弊体现的与其说是德国制造业文化，不如说是大众公司从最顶层开始的腐败。
据世界价值调查，德国社会是一个高信任度社会，德国公民对彼此的行为很有信心，并据此行动。事实上，大众丑闻的教训是，这一文化是德国出口模式起作用的必要条件，不能背离这种诚信文化。事实上，授予事业部经理更大的自治权，不但能够让他们自由地响应市场需求，也促使他们将个人职业素养置于企业利益之上。
如果德国想要保持其经济主导力，它必须做的远不仅仅是保持工资水平或重组层级。德国必须确保作为其成功基础的诚信文化不因全球竞争压力而改变。
戴利亚·马林（Dalia 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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