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一书探究了这个互联网巨头是如何运营的,书中不乏思想不一致的地方。
事实证明,《谷歌是如何运营的》(How Google Works)的重点不在于介绍谷歌搜索或电子邮件服务的技术运作,而在于介绍这家公司如何管理的。该书承诺,如果你也在经营一家公司(或渴望经营公司),就能从中学到谷歌的成功秘诀。所以,你应该雇用“聪明的创意精英”(smart creative),因为你知道,他们不仅创意非凡,而且头脑聪明。(这里插一下,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就被称为“聪明的创意精英”,我想我们不应该拿来作为高科技创业者爱大发脾气的借口。)
你还应该鼓励别人在会议上发表异议,坚持不懈地实验(硅谷的口头禅就是“交付和迭代”),并且专注于用户体验。该书作者甚至抛出了一个可以预料未履行的承诺:教你“如何想象不能想象的东西”,就像我记得的法国雀巢咖啡广告那样,力劝广告受众抓住不能抓住的东西(言外之意是饮用不能饮用的东西)。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创新官僚制度”是矛盾形容法,所以你就应该让那些聪明的创意精英可以巧妙地创造。
尽管两位作者希望该书有别于其他商业图书,但同样难免为谷歌赞歌,穿插着小小的有趣细节,比如说谷歌地图的早期阶段,或者公司内部关于谷歌是否应该在中国撤销网络搜索审查的争论。他们讥笑传统企业“使命宣言”中的一些商业术语,但是同样发自肺腑地写出这样的文字:“有人请谷歌前任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召集团队,制定一项计划,以便敲定明确的交付成果。”我们被告知,“产品经理要与工程师同事,同吃、同住。”要与工程师同住?果真如此吗?作者很鄙视“兼顾工作和生活” 这个想法,而是颂扬了那些员工的生存之道:身为母亲的职场女性晚上9点忙完家务事后,乖乖地又打开电子邮件和通信软件。
更深入的问题是该书提到的几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作者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可能引发的矛盾:一方面倡导这个愿景,即科技行业通过所谓的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颠覆”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又以欣赏的口吻描述谷歌的创始人如何更喜欢不按平常的企业路数,而是像学术人士(创始人的母校是斯坦福大学)打理公司。正是这种学术文化遭到了网上大学承诺或扬言要“颠覆”的攻击。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谷歌的历史即使没有被美化,至少也被窜改了。两位作者声称,谷歌的商业计划始终是卖广告:“谷歌创始人知道,他们会从广告中赚到钱。最初,我们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赚钱。”除此之外,在1996年介绍谷歌几大原则的那篇著名文章:《剖析大规模超文本互联网搜索引擎》中(该书没有提到这篇文章),两位创始人写道:“(我们)预计以广告作为财路的搜索引擎会天生偏向广告商,远离消费者的要求……我们认为,广告问题会引发许多错综复杂的诱因,有一种透明、隶属学术范畴的有竞争力的搜索引擎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作者有意避开了这个问题:开发谷歌安卓手机操作系统是不是受到苹果发布第一部iPhone的重大影响――之前的安卓演示表明,它在带数字键的老式手机上运行。(作者声称,在谷歌,不“仿效竞争对手”是一条铁定的规则。)除了隐约地暗示摩托罗拉的“企业文化”存在一些问题外,根本就没有透露2012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2012年,谷歌收购了手机生产商摩托罗拉,可到了2014年,它以低得多的价格转手卖给了联想。文章同样根本没有解释为何谷歌的某些产品(比如“大受欢迎”的RSS服务谷歌阅读器)被“撤下”(按公司的委婉说法)或被关闭(在我们常人看来)。
起码,谷歌对于其首要原则“不作恶”(Don’t be evil)仍引以为豪,这似乎在其他有权有势的地方催生出其他的负面口号:Facebook高举的口号是“不要跛脚”(Don’t be lame),据说“不做蠢事”成为了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你可能想,问题在于“不作恶”意味着: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大概都是可以的。如果咬文嚼字的话,谷歌似乎至少引发每个人设定一个非常低的标准。至于个人道德改善,我个人的规则是“不要成为连环杀手”。
这个原则无疑会帮助我成为圣人一个,正如仅仅不作恶会拯救我们这个物种。两位作者不无憧憬地写道:“有了足够的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如今人类面临的几乎任何挑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期待着他们展示大堆的计算机是否果真能解决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冲突。与此同时,更为现实的可能是,谷歌对一些小问题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有人曾询问施密特的着装标准是什么。他回答说:“不管啥衣服,穿了就行。”
文/斯蒂文·普尔 编译/沈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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